中国捐2000亿是谁？

1. 中国捐2000亿是谁？

中国捐2000亿的是庄世平，庄世平( 1911年～ 2007年6月2日)，广东潮汕人。
在他晚年将自己2000亿的资产全部捐献给了国家。自己选择生活在一个小房子里，而他的4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没有得到父亲的任何财产，其中一个儿子还是靠开出租车为生。

庄世平，当时他没有雄厚的资金，几近白手起家。他在主持南洋商行36年期间，使银行由小到大，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经济多元化、有规模的现代化商业银行。
南洋商业银行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新中国成立，它是香港第一个升起五星红旗的机构，它对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庄世平，1986年退休后荣任南洋商行名誉董事长至今。澳门南通银行则成为澳门主要银行。
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在2007年庄世平在香港去世，享年97岁。

2. 中国捐2000亿是谁

中国捐2000亿的是庄世平。庄世平(1911年～2007年6月2日)，广东潮汕人，1911年出生于广东省潮州府普宁县果陇村（今属广东省普宁市），早在1949年就在香港创办南洋商业银行，第二年创办澳门南通银行。
庄世平几近白手起家，他在主持南洋商行36年期间，使银行由小到大，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经济多元化、有规模的现代化商业银行。南洋商业银行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新中国成立，它是香港第一个升起五星红旗的机构，它对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澳门南通银行则成为澳门主要银行。

3. 那个捐了近百亿元的人

 来源:中国青年报
      陈一丹和同事在农户家。
      2018年12月，第二届一丹奖颁奖典礼上，陈一丹（右四）与获奖者、评委等合影。
      陈一丹在深圳明德实验学校。
   我们听过太多在金钱的幻觉中迷失的故事了，但陈一丹的故事却仿佛是个例外：作为腾讯公司的5位创始人之一，他很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21年前，他和马化腾等5个年轻人合伙创业，不过6年，腾讯上市，他获得财富的速度只能用令人眩晕来形容，“就知道有个数字，会不断增长”。
   谁也没想到，在从 科技 创业的浪潮之巅下来之后，他接下来的人生会以这种方式打开：先是分期捐资20亿元人民币给民办的武汉学院；紧接着，捐赠25亿港元设立全球奖金最高的教育奖——一丹奖：单笔奖金3000万港元，比诺贝尔奖金的3倍还多。他最新一笔关于教育的捐赠价值高达40亿港元。迄今，他已陆续捐出90多亿港元。
   谈到他，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我们，即使在美国，教育学者也没那么受重视——“他们觉得我们是在和小孩子打交道。”而一位中国富豪愿意为全世界的教育设置这样的大奖，让他有一种“早该有人这么做了”的感觉。
   在此之前，他从没听说过陈一丹这个名字。
   今年5月，在一次论坛上，美国西北大学教育与 社会 政策学院院长大卫·菲戈甚至有些激动，“我们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认可。因为您，一丹先生，您相信教育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他在致辞时说，“我向您致敬。”
   过去几年，全球不少教育学者，都想见一下这个中国人。既有好奇，也有怀疑；几乎每一个被邀请担任这个奖评委的学者——都是国际顶尖的教育学者，也都要求和他见一面。他们想看看，要做这么一件事的，到底是怎样一个中国人？
   5月底的一天，我们目睹了一连串这样的见面。那是在芝加哥，陈一丹刚刚抵达这里，时差还没有倒过来，见面就已经开始了，先是芝加哥大学校长，然后是打着一条金色领带的詹姆斯·赫克曼——200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连坐了13个小时飞机后，尽管非常疲惫，但陈一丹的皮鞋锃亮，西装笔挺，领带也系得一丝不苟。
   第二天，见他的人更多了。一丹奖基金会和西北大学合办的那场教育论坛上，陈一丹在第一排正襟危坐。开始之前，大卫·菲戈召集了教育学院的15位教授和陈一丹见面，每个人轮流向这位中国来客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院长的重视其来有自——去年，一丹教育研究奖得主就出自他的学院。
   陈一丹身材瘦削，面容清矍。他48岁，但头发已经白了。他非常擅长一条一条地把事情说清楚，谈到设立这个国际大奖时，他的说法出乎意料地简单——“所有 社会 问题的解决，最终都可以回归到教育。教育进步了， 社会 也就发展了。”他希望通过教育提升人类福祉。
   最初，没有人愿意轻易相信他，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天真的玩笑——投身到这样一个宏大的事情，对一个学者来说，意味着赌上自己的声誉。程介明这样评价：愿意设这么一个奖，在中国这样的人不多，“或者有些后来变成笑话的也有。”
   程介明是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首席教授，港大原副校长，之前没见过陈一丹，但最后选择相信了他——他不像一般的企业家，没有多余的客套，只是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他越是口才不好，我越觉得他不错。”
    稳定 
   即使是陈一丹自己，似乎也很难说清楚他在哪个节点开始作出决定。从腾讯退休，他的人生站在一个分水岭上：在此之前，他主要是一个企业家；在此之后，他主要是一个慈善家，或许还会成为一个教育家。
   退休后，陈一丹先是到斯坦福大学游学了半年。回忆起那段日子，他就像是回到了大学时代——不肯住豪华公寓，而是搬进学生宿舍，在室友的大音量音乐和臭袜子味道里，乐此不疲地选课。他关心食堂怎么样，图书馆怎么样。
   对于他当时的这个决定，外人感到惊讶。那正是腾讯高歌猛进的时候，公司成了真正的巨人。没人想到，他会在这个时候退下来。但熟悉他的人并不吃惊，他已经铺垫了两年——还是在2011年，他就给腾讯总办的人写了邮件，表明退意。这符合陈一丹的风格，很稳，整件事情就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站在今天往回看，他的创业故事无疑是当时中国最激动人心的故事之一。按照中国互联网高歌猛进的剧本——但凡一个人，只要他干过互联网，就会知道很多这样的剧本——不用说，主人公往往都有一个动荡的传奇，需要一次巨大的挫折，充满冒险、起伏和野心。但陈一丹显得非常不同。假如要把他的故事搬上舞台，大概会叫人感到失望：他是反戏剧的。
   不是没有挫折，腾讯和奇虎360的“3Q大战”曾让他陷入深刻的反思。但作为一个主人公，在他的故事里，很难发现那些戏剧性的撕裂和冲突。
   创业最紧张的时候，他形容，那时候身体很忙碌，“思想都是在跳，总是在跳、总是很激烈、很激烈”，但心很安。
   他退下来时，曾有人问，甘不甘心？他还是这样回答，“我非常开心，安心。”他认真地说，“我真的很开心。”
   腾讯高级副总裁郭凯天觉得很神奇，在他看来，腾讯几位创始人的个性都特别罕见。他们给人的感觉，“个性都非常稳定，似乎很早就形成了。”尽管每个人都很不同——马化腾的敏锐、前瞻，张志东的真实、客观，许晨晔的超脱、睿智，不同个性反而促使他们能从更多角度去看问题。
   而在整个团队中，陈一丹的作用就像是稳定剂——他擅长的是，“把大家的都平衡平衡，都综合综合。”在他的语言中，很难发现突转、变化，一切都是顺畅汇聚到一起的。
   郭凯天和陈一丹认识十几年了，他是陈一丹招进来的腾讯第100号员工。那时，他就觉得陈一丹有点少年老成，“当年他长相也是这样，胖瘦也是这样，当年头发就是白的。”即使是现在，陈一丹从腾讯退休6年了，但几乎也没有什么变化。
   他是“超稳定”，郭凯天这样评价。
   这种平衡感和稳定感贯穿到他的方方面面——首先是家庭。他很忙，但即使是在斯坦福读书的时候，他一个月也要回国一次，陪伴家人。
   日常工作中，他也很少因为什么事发脾气，他情绪起伏不大，不会叫人难堪。如果有人办事不力，他不会直接指出来，而是提醒“你还该再考虑另外的因素”。他的助理回忆，最生气的时候，“也就是整个面部的线条是往下走的”，显得很愁，但不会发火，“他care（在乎）的人，他不想让他不开心”。
   因此，当他开始全力投身教育时，这种稳定感叫一切都显得是自然而然的——脱离了熟悉的赛道，对任何人来讲都意味着一次冒险；但发生在他身上，好像没什么特别。
   一开始，他打算分期捐资20亿元给武汉学院——在别人看来，这已是天文数字，但陈一丹明显有更大的想法：当他准备设立教育奖时，他已经想了一两年了。
    格局 
   2015年的一天，陈一丹的助理被叫到办公室，说有事想和她商量。助理感觉气氛有些神秘。“他前面铺垫了很久，就是讲自己一直在想教育要怎么做。”她甚至觉得老板有些紧张。她说，陈一丹有一个习惯，如果是谈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他就会很自然地交谈，“有时候手舞足蹈的”。如果是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就习惯性不看对方的眼睛，自己使劲盯着空气中的一个点。
   她意识到，老板要说的事可能“有些大”。
   “我要办一个全球性的教育奖。”陈一丹说。
   这个决定“好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当时，他已经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去办武汉学院，“我一直以为他就是想办个学校而已。”助理说——直到2016年一丹奖对外宣布，她才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老板的想法——但在之前，她承认自己没有想通：可能因为我觉得做事情要落到最终的一个受益方，“对那种倡导性的、影响性的，一下子串不到我脑子里来。”
   助理回忆起那次谈话，她对这个决定的理解是——办一个学校还是太窄了，但设立一个教育奖，可以影响到更多人。
   早在腾讯创业时期，郭凯天就发现了陈一丹性格中的一些特点：比较有“ 社会  情感 ”。他本科学的是化学，研究生学的是法律。他坚信法治对 社会 的价值。
   这种 情感 ，最主要的体现就在公司的管理上。现在腾讯的管理文化，是他在的时候创立的——“首先是很自由。强调员工的工作快乐，这都是跟Charles（陈一丹）、跟Pony（马化腾）他们的性格是有关的。”
   郭凯天说：“可能法律是一个太具体的工作，还不能满足他进一步的普世情怀。”这或许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投身教育——教育是对人的塑造，任何时代都不会变。
   翟红新对陈一丹的评价是：格局很大，睿智、有大局观。她是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和陈一丹是10多年的老同事了。她对陈一丹的回忆，能一直追溯到腾讯刚刚成立的时候。那时，碰到用户上门投诉，法律专业出身的陈一丹会拉上一个女同事——理由是，从概率来讲，客户不会对女性发火，大家容易平心静气。
   但当时她只是觉得陈一丹很聪明，直到他从事业的高峰退下，专职做公益、办慈善，她才发现他睿智的一面。翟红新说，“他没有这种特质的话，很难坚持下来，或者把这个事情有步骤地推进下去。”
   设立这个奖的目的，4年前，陈一丹写在本子上——“旨在鼓励倡导人类对宇宙人生的领悟和贡献。”最初，奖金定在1000万港元，但陈一丹后来坚持，将这个数字乘以3。
   不是没有人提出过挑战，即使是用最高的标准来看，这个数字也太大了；教育不能立竿见影。陈一丹非常清楚——他告诉我们：“它很慢，它很慢，它最慢。”事实是，其他的一切变化都很快：陈一丹经历过中国互联网起飞的关键时期，那是信息革命的玫瑰色黎明，它改变了商业、媒体和慈善——人与人之间、各种功能之间，一切都是信息化的。
   从退休开始，甚至更早，陈一丹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到今天，没有网络化的、没有实质性改变的，只有教育。因为它是复杂体系，“stakeholders，持份者太多了”。他的结论越来越接近那个宏大的目标：教育体系一定会改变，整个信息革命决定了它迟早要变。那么，在这个时刻，他的角色是什么呢？——他曾成功引领中国的互联网公益，使捐赠的效率和热情迅速提升，在全球范围内领先。现在轮到教育。
   他想清楚了，“教育是最重要的，值得这么高的奖金。”
   在陈一丹的计划里，3000万港元：一半奖给个人，一半是项目资金，用于获奖者推进研究。但提高之后，原本计划的10亿港元基金池不够了——和诺贝尔奖一样，陈一丹在香港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基金会，计算发现，如果要保证奖金能够逐年发放，他必须捐出25亿。
   到陈一丹这个位置，金钱只是一个工具，他的注意力早已不在这上面了。对股价的涨跌，他并不介意。助理甚至怀疑，老板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
    传统 
   甚至，陈一丹会因为捐款被人知道而不知所措：大学毕业时，他捐钱给希望小学，觉得做了很自然，因为没人看见。后来，向母校深圳大学捐赠奖学金，他觉得好大压力，“这个压力不是捐钱啊，是捐钱被人知道了怎么办”。
   今年5月，他在一次会议上对外宣布：捐赠股票，价值逾40亿港元——如果不是赶上那时候股票下跌，捐赠的计划金额是按50亿港元打算的。但是，跌了就跌了。事实是，这笔钱早在去年就完成了捐赠，只是一直没有公布。原因是，他不知道怎么说。
   他重视荣誉，但不是这一种，而是另一种更大的东西：他将自己设立的教育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将捐赠给武汉学院的图书馆命名为“陈一丹伉俪图书馆”。“一丹”有一片丹心之意，“陈一丹伉俪”，则纪念他和太太当初在大学图书馆学习和谈恋爱的日子。
   这是一种矛盾的 情感 。但发生在他身上，就和他退休时的决定一样，一切都显得是自然而然的。熟悉他的人觉得，陈一丹受到传统的影响很重。
   传统对他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一次，他和一位西方学者谈起教育，对方从脑科学的角度出发，谈起0到3岁在成长过程特别重要。陈一丹高兴地接过去，“对啊，中国有句老话，三岁定八十。”
   他仿佛抓到了一只兔子。就像在一个最新的系统中，找到了文化的坐标。回顾自己的少年时代，陈一丹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家庭。在那些遥远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祖母，那是个没文化的老人，但即使没什么钱，也喜欢帮助别人。她的本性如此，这种朴素的感情能够给人力量，对他的影响很大。
   和他聊天的时候，会不自觉地被他带入传统的世界。构成这个世界的词语，在今天已经显得很陌生了。他喜欢谈儒家和道家，也喜欢谈佛陀的教育。他读原典，书架上摆着《论语》《大学》《中庸》。他也读佛教经典，不仅是《金刚经》，还包括《净土五经一论》《净土三经》。
   谈起自己捐资教育的想法，他把它归结到：“我觉得是有朴素的情怀，但是没有系统去整理。”他说的最多的是随缘——“人就这一辈子，万般带不去啊，只有业随身。”
   这句话太老了——互联网增加了语言的维度，我们被分割在一个个部落。当一个人带着一种非常古典的态度走来，往往显得不合时宜——就像是透过一层层的纱布去观察他——这或许增加了理解的困难。
   评价自己时，他使用的概念也是传统的。最好的状态是超越善恶，平静如水。但他是凡人一个，做不到，“只能儒家比例放大一点，入世，走正道都做一点，有错就改，好事就多做一点。”
   投身教育实际上困难重重，陈一丹回忆起打算分期捐资20亿元办学时，心里还是犯憷的：教育是做不完的，好像无底洞一样。但他当时已经想好了，希望有一颗心去 探索 。
   他把这个朴素的想法告诉妻子。他觉得妻子是他的力量之源。妻子的回答很简单，“你也知道，你做什么事情我都是支持的。只要家里孩子跟我有碗饭吃就行。”
   “我当然不能让她只有饭吃啊！”陈一丹说。
    纯粹 
   在学者眼中，他大概是最不像商人的一类。很淳朴，很纯粹。中南 财经 政法大学原校长吴汉东这样评价。他见识过一夜暴富的人，大牌企业家也见过不少，“要让我一个学者去说一个企业家很好，坦率地说也是不容易的”，但是，陈一丹是个例外。
   他们见面不多，但每一次都印象深刻。有一次，陈一丹在办武汉学院的过程中，想要征求他的意见，给他打了电话。武汉学院过去是中南 财经 政法大学举办的一所民办学院。两人见面地点设在深圳的一个茶室。几年以后，吴汉东回忆起那一刻：陈一丹当时看起来有点沮丧，他说，我作为一个企业家非常成功，作为一个慈善家也很有理想。然而，“作为一个教育家，为什么就办不好？”
   吴汉东很少见到一个企业家的这一面。他对教育的理想和情怀，叫他很感动——他觉得他们理想相同，一拍即合。但是，办大学和办企业不一样，百年名校不是一两步就能成的，“有曲折才有前进”。吴汉东说，陈一丹在办学的过程中，有耐心，有决心，甚至叫他感到惊讶。而那次聊天，陈一丹像个小孩，一开始很失落，谈过以后又很释然，很振奋，喜怒哀乐都在脸上。
   “我见到陈一丹的时候，他展示在我眼前的形象是一个慈善家，一个未来的教育家，他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形象我见得还不多。”吴汉东说，但没有以前叱咤风云的企业家陈一丹，就不会有现在的陈一丹。
   “所以他首先是创富，我相信也是艰难的。他代表的是这个时代这个 社会 发展的积极因素，靠知识创造财富，而不是政策牟取财富，不是靠权力去掠夺财富，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吴汉东评价说，“他和一般企业家不同的地方是，他把后半生放在了公益事业，这两点我非常肯定。当然，不是所有中国企业家都要投身教育。”
   陈一丹身上的这种特质吸引了不少人，武汉学院现任校长李忠云退休前是华中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当初，陈一丹邀请他加盟武汉学院，他考虑再三，拒绝了。对他来讲，退休意味着功成身退，没必要再冒险。陈一丹不死心，专程到武汉请他再谈谈。设宴的地点选在一家酒店的斯坦福厅。厅里面有斯坦福大学的很多照片。
   他站起来，手指着这些照片，侃侃而谈：现在中国的民办教育还比较落后，他相信将来民办教育和民营企业一样，一定有长足的发展。他希望武汉学院将来能够像斯坦福一样。
   李忠云说，他有些感动，搞得不好意思拒绝了。
   为了请一位校长，陈一丹三顾茅庐。他的个性告诉他，要往前看。陷入困难时，他会独自一人唱《渔舟唱晚》——这是一个传统的“药方”。
   有人是这样认为的，作为一个亿万富豪，他把自己的退休搞得太过苦涩。事实是，他的性格中有一种可以称之为乐观的东西，他把自己的选择归结为“纯粹的情怀”。事实是，他还明白更多的道理：教育只要你投身其中，就会一点一点进步，过程就是最大，“不是说一定要什么结果”。
   偶尔也产生困惑。你到底是做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还是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他问过自己，“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没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只有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建立一个权威的国际大奖，和办大学同样面临困难，不是砸钱就能办成的——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2018年也曾一度陷入丑闻，甚至因此推迟颁发。
   纯粹和权威。这是陈一丹必须要坚持的。最关键的是：建立顾问委员会和独立的评审委员会。
   陈一丹相信机制，他希望把机制建立起来，这需要工作做得非常细。在腾讯创业时期的经验帮了忙，他对细节的把控非常到位。助理觉得，在日程工作中，陈一丹会发现那些被忽略的细节，“当时看着很小，但最后在推进过程中是有决定性的。”
   陈一丹开始去世界各地拜访教育学者。有时在香港，有时在欧美。退休之后，他似乎变得更忙了，这是助理的看法。经常是：他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中间几乎没有休息。3个助理轮流陪同他参加各种活动，已经感觉疲于奔命，但出现在人前的陈一丹，状态却显得很放松——10月19日，他刚刚结束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交流，连续飞了20个小时赶到四川邛崃，没有休息。活动一个挨着一个。
   他的日程被排得很满。苦恼在于不懂得拒绝的艺术。有时候在车里，他会问身边的人，“接下来要去哪儿？”这种强度甚至叫郭凯天感到惊讶，“我对他说，我感觉你比上班的时候还忙。”
   开始筹备一丹奖后，程介明受托成了顾问委员会的召集人，吸引他的也是陈一丹身上的这种特质：我还是相信一丹先生，他话不多，说出来的也够我们判断了，“而且这笔钱这么大数目，这么多钱，这不是假的啊。”
   为了找到合格的顾问，程介明也开始四处打电话：比如，贾米尔·萨尔米（Jamil Salmi）博士，世界银行负责教育项目的前首席顾问。
   “你现在在哪儿？”程介明问。
   “飞机上。”萨尔米说，他已经去过100多个国家考察教育项目，这一年就飞了145次。
   谈起一丹奖的顾问和评委，程介明有些骄傲：一丹奖的顾问，是对各国的教育现状和教育项目都有所了解、有所参与的人，由他们来把关；而评委，是那些深耕在教育领域的各国学者。
    开奖 
   2017年，第一届一丹奖正式启动，30多个国家的候选人角逐最后的奖项，到了第二届，这一数字就增长为92个国家，候选项目遍及151个国家和地区，一共收到近1000份提案。候选人既有欧美的教育学者，也有人来自非洲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国家。
   得知自己获奖时，拉里·赫奇斯正在科罗拉多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是西北大学教授——关于他，大卫·菲戈这么介绍：“如果你的论文被100个人引用，那表明你做的不错，如果被500个人引用，那表明你做得很好，如果是1000个人，那你就真的有所建树。拉里，噢，他的论文被引用了5000次。”
   那是个大早上，电话突然响了。他有些吃惊，“我一般不会这么早接到电话，而且那天开会时我竟然忘了把手机静音，所以你知道吧，当时我其实有些尴尬。但我拿起电话，发现这通电话来自中国。”
   拉里·赫奇斯说，“我很高兴能获得一丹奖，因为我自己就是通过教育改变了人生。”他出生在加利福利亚，但不是那个有海滩和蓝天的地方，而是远离海岸的加州中部。每到冬天，农民们烧荒产生的烟雾就会遮蔽天空。
   他的父亲，直到退休都拿着最低工资，母亲则是大学厨房的洗碗工。小时候，他总是从橱窗里看着吵闹的大学生。但母亲会告诉他：“像我们这样的人是成不了他们的。”
   另一个获奖者是阿南特·阿格瓦尔，他出生在印度的一个海边小城，当年，还是高中生的他试图报考印度最好的大学——印度理工学院。他不像大城市的同龄人能够接受优质教育，“有300个考生参加了第一轮的考试，其中两个人失败了，我就是其中之一。”第二次，他成功了，这改变了他的命运。
   他们现在都成为新世界的一员。或许，这也是陈一丹的起点：祖母很重视教育，正因为这样，他父亲才有机会走出乡村，成为一名大学生。而到他这一代，他在深圳的繁荣中长大。
     每年开奖那一刻，是陈一丹期待的时刻。他在门外，等着那道门打开——有时候要等一天，有时候要一天半。门内是9个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家，作为评委，他们专程聚到一起，先是和他简单交谈一下，“今天怎么怎么样。好。谢谢”，然后门一关，一切按照流程，开始陷入紧张的讨论、投票。
   评委们会产生激烈的争论。但不管他们吵成什么样，陈一丹都感到愉快。他有时候在门外踱步，仿佛置身事外。尽管这个奖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是它的设立者，但在评委们打开门之前，他也不知道答案。
   就像是一个人等着孩子出生——“医生打开门，来了。是男孩，六斤八两。”陈一丹说，结果是完整的，有一套清楚的解释：评委们“不仅是抱着孩子给你，还要讲清楚六斤八两：特征，耳垂有一个什么，头发是黑色。”
   这就是他期待的时刻，“每次我在门外是很开心的。”（张啸柏 金赫）

4. 中国网友半年捐了18亿!这些钱最后都会捐到哪里？

根据支付宝的公益统计，网友在该平台捐出的善款98 %用于扶贫帮困，覆盖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就业扶贫，生态扶贫，灾害扶贫，社会基本设施建设，基本福利和保障等等。
第一，扶贫帮困。很多地方相对比较落后，中国贫富差距也挺大，我们通过捐款的方式帮助贫困地区走出困境，拉近贫富差距，这样，也算是帮助国家做点政治和经济上的事情了。

第二，教育扶贫。你也知道，落后地方的教育也更加落后，包括教师的招收问题都是问题，要解决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就必须加大关注力度，提升教育水平和教育资源，让贫穷地区的孩子走出困境，用知识改变命运。

第三，健康扶贫。我们国家的医疗相对世界来说非常的落后，老百姓经常会出现有病没钱医的困境，所以，把这些钱用在医疗上是非常必要的，能救一个是一个。
第四，灾害救助。不说往年，就今年，浙江地区连续下了多天的暴雨，快递都停运了，可见是多么的严重，也有人在这次灾害中丧失了性命。这些人是多么的可怜，他的父母子女怎么办等等，需要我们的帮助。

第五，社会基础设施建设。
第六，基本福利保障。
等等……
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很多，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很贫乏，我们要互相帮助，帮助国家解决这些问题，让祖国的步伐与我们同步，让有困难的人不再愁眉苦脸，天堂和地狱的对战，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国家。

5. 哪个人死后把2000亿全捐国家？

6. 马云向中国捐了多少亿

2020年的一场疫情给我们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民众的凝聚力。
在慈善捐款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娱乐圈众多明星的善举，也有不少知名企业在此次行动中起到了带头作用。
比如在百姓眼中，知名度很高的腾讯和阿里，分别捐出了15亿和10亿的资金，不仅赢得了好评，也增加了企业的知名度。
许多企业家通过各种渠道向疫区捐款。这些企业家的慈善行为通过一个榜单——中国慈善榜，向人们展示了他们的慷慨。
排名第一的是老百姓最熟悉的马云。他的个人捐款高达32.3亿元，不愧为中国首善。在慈善榜上，有很多老百姓熟悉的企业家，比如恒大的许家印，捐赠了30.4亿元。排在第三位的是马，他捐赠了26亿元。榜单前十名中，有四位捐款超过十亿元，捐款总额为245.1亿元。
在国民印象中，马云从去年5月10日开始，一直处于半退休状态。5月10日是阿里总部的阿里日，马云当天作为创始人出席活动。没想到，之后，他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通过中国慈善榜，马云再次以中国首善的头衔回到大众视野。这一次带给马云的光环，不再是他慷慨激昂的演讲，也不再是过去艰苦奋斗的辉煌历史，而是一个无声的数字——32.3亿。但这个数字给他带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灿烂辉煌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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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本土企业家，捐款达60亿，身价超百亿，后来怎样？

"国家因为有你而强大，社会因为有你而进步，人民因为有你而富足。做到这三点，才能无愧于企业家的称号。"
这是中国的玻璃大王曹德旺所说的一句话，他创始的福耀玻璃集团，是当今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的供应商，自1987年集团建立至今日，它已为曹德旺创造了百亿的财富，令人不禁为止赞叹惊愕。
然而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并非简简单单地一日可铸。
惊人的成功背后，俱是曹德旺辛酸的过往。
但是，那无数困顿贫穷的日与夜，那一次次的失败与挫折，那对肉体与精神不尽的打击，却没有丝毫压垮曹德旺，而是于这些苦难中磨练出了坚韧的意志与强大的魄力，使他能在日后的企业生涯中，越走越远，越做越大。

家道中落，东山再起
1946年，曹德旺出生在了福建的福州福清。他的祖辈世代经商，曾祖父是福清首富，父亲则是永安百货的大股东，可谓是家底殷实，不愁吃穿。
可惜的是，天有不测风云，人生世事无常。内战时期，曹旺德的父亲携妻子和几个孩子举家至上海迁回北京，然而不幸的是，途上一枚炮火袭来，击中了曹家的运输货物与财产的货轮，致使曹家原本拥有的一切从有到无。
曹德旺作为富少爷的安逸生活也因此远去，剩下的唯有为生计的不断奔波。
他9岁才读上了书，却又为家中的贫穷被迫辍学。14岁的少年，在我们现在看来，应是坐于课堂好好学习的时候，他却已成了家里的支柱之一，随着父亲做起了贩烟丝和卖水果的小本生意，寒暑照旧，每天辛辛苦苦地进货销售，得到地却也只是一点微薄的收入。
就这么持续地干了四五年后，他的父亲在买烟丝时，被发现，没收了所有东西，生意也就此完结。

自此之后，曹德旺就开始一个人出去闯荡。
孟子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曾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曹德旺的一次次失败经历，或许就是老天为将成大事的他，安排的诸多考验。从卖白木耳到种果苗，毫不认输地在一次次的挫折中摸爬滚打，他总算是小有成就，并迎来了真正属于他的春天。
1976年，政府采纳了曹德旺的提议，办了一家玻璃厂，由曹德旺担任采购员。但是由于管理方法的错误和体制缺陷的缘故，玻璃厂自建成之日就不断亏损，几近破产。就在这个时候，曹德旺承包了这个乡村小厂，并发挥了他通过多年打拼后积累的才能力挽狂澜，改革了体制与工人的福利，不仅挽救了这个小破厂，还反而净赚了22万元。
自此之后，曹德旺的人生便于玻璃产业开始挂钩。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汽车大量涌入中国。而国内尚未完善的基建建设使汽车玻璃频频损坏。
当时汽车维修所用的玻璃都是采用国外的进口货，制作成本虽低，售价却极高。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使曹德旺心生愤慨，并立志要生产属于国人自己的汽车玻璃。
决心既定，曹德旺就着手开始引进先进设备与高端人才展开研究，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验与失败，我国自主研发的汽车玻璃终于诞生了。

这种玻璃质量好，价格低，很快就受到国人的追捧。自此以后，福耀玻璃的创始人，中国玻璃大王曹德旺的传说就这么展开了。
心怀般若，广施善行
2011年，曹德旺荣登中国慈善排行榜榜首，获年度“中国首善”称号
当代著名作家林清玄在书中说，佛教强调慈悲和智慧，而慈悲与智慧，就是佛经中常谈的般若和菩提。曹德旺信佛，并以自身的行动去践行他的信仰。
他说过："企业家若是没有责任感，充其量也只算一个富豪。"
金钱名利没有淹没他的社会责任感，没有淹没他的慈悲善心，而是促使他对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
自1983年起，他就开始捐款。从亲自前往武汉考察灾区，捐款300万起到创立下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公益慈善基金会——河仁慈善基金会起，他捐出的累积数目已达到60亿。
没有人能像他一般奉献出如此庞大的数额，他也从未因此而骄傲炫耀，对待此事的态度反而平静如水。

在采访时，面对他捐款数十亿的事情，他没有夸夸其谈他的捐款经历，只是淡淡地回复一句，"捐了，卸下负担，反而一身轻松。"
视钱乃身外之物，而是满足对自身信念的追求，不虚伪，不做作，如此旷达，如此豁然的心境，是诸多企业家，是身为企业家的我们，所达不到的。
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曹德旺的妻子名叫陈凤英，没读过书，在还是少女的时候，就嫁给了曹德旺。
那时候的曹家依旧很穷，生病的母亲更是为这个家庭雪上加霜。但是陈凤英却什么话也没说，而是默默地照顾起他的母亲，并任由丈夫卖掉自己的嫁妆出去闯荡。
夫妻二人间一年相聚甚少，通常都是曹德旺在外头奔波打拼，陈凤英在家中伺候照料一家老小，他们二人之间连增进感情的机会都没有，也就更别提甜言蜜语和所谓浪漫的事了。但即使如此，夫妻二人也依旧共患难，共甘苦，不离不弃，至死不渝。
曹德旺在外做生意失败，不仅赔了钱，还欠了一屁股债。家中的财物都给赔光了，就连仅剩的一间小屋也留不下来。一贫如洗，一穷二白。

生怕拖累妻子，增加妻子的负担，曹德旺劝妻子改嫁。但陈凤英没有答应，而是选择相信自己的丈夫，坚守在他的身边，相信他总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
"女子莫欺少年穷，男子莫嫌老来丑。"
陈凤英蹉跎了自己的青春，一直陪伴着曹德旺，在背后为他无言地奉献。就算曹德旺遭遇了失败，连累了家庭，她也从未有过半分怨言。
这使曹德旺对他的妻子心怀感激，即使今后飞黄腾达，也没有抛弃这位自他年少时就相伴至今的结发妻子，还把他所有的财产都转到了妻子的名下，这足矣显现他对妻子真挚的爱情。
曹德旺夫妻间的感情，不像炙热的火焰，缠绵悱恻，深刻强烈。而是如涓涓的溪流，如煲在锅中的汤，初尝平平淡淡，但经岁月的小火熬煮后，才方可尝出其各种滋味。
唯一能够检验感情好坏的事物，向来只有时间。所谓一时心动的片刻，也并不能体现感情的坚固。数十年风雨走来，只有始终如一站在你身后的人，才是那个最爱你的人。
曹德旺正是明白这个道理，才能与妻子陈凤英，共同携手，渡过难关，走至今天，也不会分离。
曹德旺虽为中国的玻璃大王，但他身上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并非只有他如何发展企业、建立企业的方法。

他常对人生思考反省，领悟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嗜书如命，并不因为自己的成功而自满，而是虚心地向书请教，以书为师，提高自身的涵养。他珍惜感情，重情重义，从不忽略对妻子付出的一切，也不将她当做附属品看待，而是真心地把她作为挚爱，作为亲人，在成功后以自己的一切回报妻子。
坚毅、勇敢、感恩、智慧、慈悲。这些品质才是身为玻璃大王的他，所重要的东西。
希望我们能从曹德旺的事迹中得到感悟，并怀揣着我们自身的志向勇往直前。
"不负初心，砥砺前行。"

8. 给外国捐款最多的中国富豪，刚捐完7000万元，为何转眼就破产了呢？

许多人经常会用名人刻苦研读，最终取得成功的事例，作为激励自己的心灵鸡汤。一碗碗的喝下去，可能自己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反倒是自己对于这些名人的事例倒是能说的头头是道。要知道，单单给自己灌鸡汤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因为每个人取得成功的方式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能有人可以完美复制别人的事迹，最后取得成果，天下也没有那么好的事情。

不过，一些名人身上优良的品质与习惯，还是值得我们许多人，为止参考并且发扬广大的。成功固然重要，但是一个人的内在品质才是最可贵的。
一个人的内在决定了他究竟能走多远。作为与人交流沟通的基础，诚信乃是与人交往的前提。季布一诺千金，足可见古人对于诚实守信的重视程度了。作为现代社会立足的基石，一个满口谎言的人，注定会被所有人孤立，而这个人也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立足。曾经号称中国“电池大王”的商人钟馨稼给美国捐款7000万后，公司却在不久后破产，他本人也因此背负了1.82亿的外债。

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钟馨稼，家境平凡。祖上三代老中医，耳濡目染，钟馨稼自小便跟随父亲学习中医。由于三代医学单传，所以父亲希望他能继承家业，继续悬壶济世。并且医生这个职业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这也算是父亲为他铺就的一条人生道路。
虽说医术绝佳的医生绝对不缺一口饭吃，甚至衣食无忧，但是钟馨稼自己对这些并不感兴趣。打小他就对艺术十分痴迷。并且在高考那年如愿进入了艺术类大学，虽然学习的进程并不算顺利，但是钟馨稼还是努力克服了这些困难。

虽然执迷梦想，但是满足当下的生活才是重中之重。身为一个穷学生，钟馨稼做过最疯狂的事就是兼职配资员与画师，并且在两者间来回徘徊。生活不易，但是钟馨稼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挚爱的画画。但是事实证明，他确实并不适合美术这条路。发展到后期，他甚至连饭都吃不起！因为对自己的资质有自知之明，所以钟馨稼果断放弃了梦想，决心先活下去。

当时钟馨稼在做出决定前，计划将7000万捐给美国的一所大学。而这笔钱在当时可谓一笔天价巨款。所以在事情传回国内时，钟馨稼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讨。随后钟馨稼对外宣称道：钱都是我自己赚的，我想捐谁就给谁，中国穷又不是我造成的！原本许多人就对他十分看不惯，此言一出，钟馨稼在国内的名声基本就算扫地了。当时就有无数人斥责他：若非有国内市场的帮助，他又如何富的起来!太嚣张了，简直没有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