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1. 怎样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要坚持正确的指导原则：一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和创造先富起来，切实保护公民合法收入和私人财产。二是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尽快扭转城乡、地区和不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第一，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主要是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关键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保障标准，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加强国家对企业工资的调控和指导，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特别要抓紧解决农民和农民工两个群体收入增长较慢的问题。　　第二，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强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加强个人收入信息体系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减少税收流失。研究适时开征物业税。鼓励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对公益事业的捐赠款项实行全额税前列支或抵扣。　　第三，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完善垄断性企业资本收益的收缴和使用办法，合理分配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利润。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建立根据经营管理绩效、风险和责任确定薪酬的制度，完善监管办法，并对职务消费作出严格规定。　　第四，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要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堵住国企改制、土地出让、矿产开发等领域的漏洞，深入治理商业贿赂。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偷税漏税、内幕交易、操纵股市、制假售假、骗贷骗汇等经济犯罪活动，切断违法违规收入渠道。加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小金库”治理工作力度，并向社会团体和国有企业延伸。推进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清理和规范工资外的各种津贴补贴、非货币性福利等。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深化政务公开，严禁国家机关和教育、卫生等事业单位以及供水、供气、供电等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涨价，严厉查处官商勾结、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行为。大力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从源头上消除腐败行为滋生的土壤。　　第五，保障城乡低收入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这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要通过发展生产、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途径，让低收入群体有一个基本的收入，同时解决好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民生问题，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要保障困难群众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有效发挥和调动他们依靠自己力量改善生活的积极性。　　第六，继续抓好农村扶贫工作。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村有了低保制度，就不再需要扶贫了。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低保只能解决温饱问题，要从根本上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还必须坚持走开发式扶贫的路子，这一点不能动摇。现有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生存环境恶劣、生态脆弱的地区，扶贫难度大，返贫问题严重。要把扶贫开发的重点放在贫困程度较深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对一些生态环境脆弱、不适合人类生活居住地区的居民，要逐步迁移到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实行生态移民、异地扶贫。继续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不断完善劳动力转移培训、产业化扶贫等政策。创新工作机制，实现农村低保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

2. 如何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一、从就业政策、工资制度和公共资源分享机制入手，完善初次分配机制
1、以创造公平就业环境、扩大就业规模、提高就业质量为目标，完善就业政策。完善公共事业单位的招聘制度，在国有企业全面推行分级分类的公开招聘。支持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小型微型企业和创新型科技企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完善税费减免政策，以及对岗位培训、社会保险、技能鉴定、公益性岗位的补贴政策，促进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农村转移劳动力、退役军人的就业。完善和落实鼓励自主创业的各项政策。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完善社会化职业技能培训、考核、鉴定、认证体系，规范职业技能鉴定、认证和各项收费标准。
2、提低限高，完善工资、薪酬制度。建立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及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规范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根据经济发展、物价变动等因素，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积极稳妥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规范劳务派遣用工行为，依法保障被派遣劳动者权益。加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对部分过高收入行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严格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政策，逐步缩小行业工资收入差距。建立与企业领导人分类管理相适应、选任方式相匹配的差异化薪酬制度，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缩小国有企业内部分配中相对过大的差距，高管人员薪酬增幅应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对上市公司和非国有金融企业的高管人员薪酬，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发挥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和股东大会在抑制畸高薪酬方面的作用。
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建立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调查比较制度，完善科学合理的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调整优化工资结构，降低津贴补贴所占比例，提高基本工资占比；抓紧研究地区附加津贴实施方案。建立健全符合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的工资制度。
3、健全国有资本和公共资源的收益分享机制。建立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国有资本收益，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交范围，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完善公共资源占用、出让及其收益分配机制，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以及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
二、以改革财税体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重点，健全再分配机制
1、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要降低行政成本，将更多财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公共财政要加大对“三农”、社会事业等领域的投入，加大对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扶贫开发等方面投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和民族、边疆、贫困地区的财力支持。
2、完善税收制度。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和处罚措施，将各项收入全部纳入征收范围，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双向申报制度和全国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制度。取消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免征个人所得税等优惠政策。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合理提高税负水平。开展遗产税研究和试点工作。调整部分消费税的税目和税率，将部分高档娱乐消费和高档奢侈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
3、千方百计增加城乡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的收入。要帮助城市就业困难人员就业，鼓励自主创业，使其获得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健全城乡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逐步提高生活水平。同时，要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和农业补贴制度，稳步提高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完善大宗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和各项涉农补贴政策，努力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支持适度规模经营，允许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大对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投入，促进产销对接和农超对接，使农民合理分享农产品加工、流通增值收益。改革征地制度，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等权益，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4、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面落实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推进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分类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研究推进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健全城镇居民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养老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
5、健全全民医保体系。提高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和待遇水平，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稳步推进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门诊统筹，缩小与实际住院费用报销支付比例的差距。建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实现统筹区域和省内异地就医即时结算。
6、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帮扶和救助，大力扶持社会慈善事业发展。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满足困难家庭基本需求。逐步提高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健全经济困难的高龄、独居、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和残疾人生活补贴制度，完善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和其他困境儿童生活救助制度，建立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积极培育慈善组织，简化有关审批程序，落实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加强监督管理，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举办医院、学校、养老服务等公益事业。
三、加强收入分配领域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1、加快收入分配相关领域立法。研究出台社会救助、慈善事业、扶贫开发、企业工资支付保障、工资集体协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上缴、财政转移支付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修订完善土地管理与征收补偿、矿产资源管理、税收征管、房产税等方面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财产登记制度。
2、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健全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将拖欠工资问题突出的领域、容易发生拖欠的行业、发生过恶意拖欠行为的企业纳入重点监控范围，完善工资保证金缴纳办法、劳动争议处理和打击恶意欠薪的相关制度，加大监察执法力度。
3、清理规范工资外收入。严格规范党政机关各种津贴补贴和奖金发放行为，加强事业单位创收管理，规范科研课题和研发项目经费管理使用，严格执行公务招待费审批、核算等制度规定。严格控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高管人员职务消费。
4、严格规范非税收入。继续推进费改税，进一步清理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坚决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和基金项目，保留的收费项目要适当降低收费标准。建立健全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
5、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在重点领域强化监督管理，坚持堵住非法收入的重要源头。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偷税逃税、内幕交易、操纵市场、骗贷骗汇等经济犯罪活动。严厉查处权钱交易、行贿受贿行为，深入治理商业贿赂，加强反洗钱工作，以及对非法收入外逃的监控和堵截。
6、加强领导干部收入管理。全面落实并严格执行各级领导干部如实报告收入、房产、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的规定。加强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工作，规范领导干部离职、辞职或退（离）休后的个人从业行为，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兼职任职审批事项。
7、健全现代支付和收入监测体系。推进薪酬支付工资化、货币化、电子化，加快现代支付结算体系建设，落实金融账户实名制，推广持卡消费，规范现金管理，减少公务领域的现金使用。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收入信息监测系统。

3. 怎样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要坚持正确的指导原则：一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和创造先富起来，切实保护公民合法收入和私人财产。二是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尽快扭转城乡、地区和不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第一，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主要是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关键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保障标准，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加强国家对企业工资的调控和指导，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特别要抓紧解决农民和农民工两个群体收入增长较慢的问题。 第二，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强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加强个人收入信息体系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减少税收流失。研究适时开征物业税。鼓励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对公益事业的捐赠款项实行全额税前列支或抵扣。 第三，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完善垄断性企业资本收益的收缴和使用办法，合理分配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利润。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建立根据经营管理绩效、风险和责任确定薪酬的制度，完善监管办法，并对职务消费作出严格规定。 第四，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要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堵住国企改制、土地出让、矿产开发等领域的漏洞，深入治理商业贿赂。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偷税漏税、内幕交易、操纵股市、制假售假、骗贷骗汇等经济犯罪活动，切断违法违规收入渠道。加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小金库”治理工作力度，并向社会团体和国有企业延伸。推进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清理和规范工资外的各种津贴补贴、非货币性福利等。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深化政务公开，严禁国家机关和教育、卫生等事业单位以及供水、供气、供电等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涨价，严厉查处官商勾结、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行为。大力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从源头上消除腐败行为滋生的土壤。 第五，保障城乡低收入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这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要通过发展生产、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途径，让低收入群体有一个基本的收入，同时解决好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民生问题，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要保障困难群众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有效发挥和调动他们依靠自己力量改善生活的积极性。 第六，继续抓好农村扶贫工作。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村有了低保制度，就不再需要扶贫了。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低保只能解决温饱问题，要从根本上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还必须坚持走开发式扶贫的路子，这一点不能动摇。现有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生存环境恶劣、生态脆弱的地区，扶贫难度大，返贫问题严重。要把扶贫开发的重点放在贫困程度较深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对一些生态环境脆弱、不适合人类生活居住地区的居民，要逐步迁移到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实行生态移民、异地扶贫。继续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不断完善劳动力转移培训、产业化扶贫等政策。

4. 为什么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收入分配的结构、状况和特点不仅受一国经济体制与发展战略制约，反过来又会对一国经济体制与发展方向产生重大影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期，也是收入分配调整的关键时期，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并存；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高收入问题依然突出；政府职能和行为的改革与调整进展缓慢。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我国应从调整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改变收入的功能性分配；制定一套促使财产、权力、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最终发生结构性转变的长远政策；规范和完善与收入分配相关的法制建设，加强和改善政府的宏观调控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促进经济的和谐发展 

各国政府和私人在对经济活动最本质的理解上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从追求增长是一个社会主要经济目标的思路中逐渐摆脱出来。在发达国家，人们更加关注生活质量；在发展中国家，人们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上。经济发展要求取得较高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较快的增长速度，同样，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强国富民?。对我国来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增加个人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国现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是收人分配的调整时期，廓清收人分配的理论框架，制定促进经济和谐发展的收人分配政策，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又一重大课题一、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总体评价经历2O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完成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改革开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显著增强，新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形成。然而，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雏形的确立，居民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冲突不仅没有显著改善，而且相对更显加剧。

5. 如何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合理的社会分配结构

一、中国分配制度现状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国分配制度改革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过去传划经济体制下单一的按劳分配，发展到今天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过去强调平均主义、反对贫富差距，发展到今天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对平均主义，防止收入悬殊。分配制度改革在不断地深化，从政策层面上看，分配制度改革的不竭动力源自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从具体操作层面看，分配制度改革需要考察制度因素：;

1、正式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按劳分配又称按劳取酬，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范畴。最早提出按劳分配的是英国空想者约.弗.布雷,以后马克思将它规定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或形式。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分配的“劳”，是指不存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直接社会劳动，劳动者按其向社会提供的劳动时间领取消费品。然而，在当今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不再是马克思所规定的直接社会劳动，因为高度单一的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局面已经打破，那种除劳动以外，资本、土地等要素由国家或相关公有组织占有、支配、使用的情况也随着市场化改革而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按劳分配也由此失去了一统天下的基础。与此同时，为了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使资源得到合理化配置，中央当局适时地提出了“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有利于解决分配问题上的两大难题——激励与约束。从激励方面看，让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其贡献取酬，改变了过去收入分配制度，尤其是国有经济内收入分配制度平均主义的倾向，有利于调动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避免偷懒与自由散漫。从约束方面看，让收入与所作的贡献挂钩，减少了过去由于激励机制不足，使国有企业领导人无法得到应该得到的报酬而损公肥私、谋取非法收入的可能性，有利于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使国家财产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2、非正式制度：“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效率与公平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独创，它是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目标。效率是指资源的有效配置，即经济学意义上的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特殊的所有制结构，特殊的城乡二元经济，特殊的区域经济非平衡的矛盾，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是重中之重，效率便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重要的一极。与此同时，公平问题也同样重要。二者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对立统一的。一方面，效率要求个人收入与其对社会所作贡献挂钩，充分调动行为主体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因此受个人在年龄、性别、能力、机会等自身条件及外部环境的影响，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千差万别，从而收入差距有拉大的必然，这一点与公平的要求没有矛盾；另一方面，由于过分追求效率，大量侵吞公产、偷税漏税、走私受贿、非法经营等违法乱纪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在不违犯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不少钻政策空子的投机主义分子，不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致富，严重损害了社会经济秩序，扭曲了收入分配机制，影响社会公平。因此，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要求在认真贯彻“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同时，“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

二、中国分配制度的路径依赖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分配制度的改革过程实质上是逐渐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而经济体制改革又是经济利益机制的转换，涉及到两方面积极性的发挥，即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广大职工阶层的积极性。但是，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分配制度自我增强机制的作用，分配制度出现了惯性发展从而难以退出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概念源于W.布朗.阿瑟，他用这个概念说明技术演变过程中的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现象，后经诺斯推广至制度变迁分析领域，他认为制度变迁过程同样存在收益递增、自我强化的机制，“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在经济体制渐进式改革的进程中，分配制度改革一方面缺乏先验理论的，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另一方面受制于其他配套改革的深度及速度，难免会出现所谓的“路径依赖”特征，要研究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首先需要具体地探讨这种依赖的本质。;

1、三大利益主体收入分配结构的定势与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径依赖;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主要指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大利益主体的分配比重。近几年来，三大利益主体收入分配结构趋稳，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的渐进与成功。随着所有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国有经济在总产值中的比重逐渐减少，公有制经济逐渐集中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有效地实现了政企分开，使国有企业朝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目标迈进，成为市场经营主体；非公有制经济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劳动、资本、技术、管理以及土地使用权等生产要素日益市场化，要素市场逐步建立，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推动国民经济迅速前进的生力军。各种不同性质企业工业总产值增幅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差异，由此决定了三大利益主体收入分配的格局。显而易见，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分配结构。于是，单一的分配制度难以做到生产要素投入的按贡献取酬，同时诸多非劳动要素作用的日益加强也对按劳分配制度提出了新的考验。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政府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共存的指导性分配制度，而这一分配制度一旦确定下来，政府、企业、个人三大利益主体收入水平便相对确定下来，以和市场价格为调节手段的再分配，虽然可以适当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收入主体的收入分配格局。沿此思路，分配制度改革无疑还是雾里看花，难有重大突破。;

2、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沿袭与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径依赖;
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有效地解决发展中国家发展滞后，工业化程度不高，吸纳就业有限的问题。因其要求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优势而成为就业人口的吸收器，对缓解发展中国家就业压力，利用其资源优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农产品需求弹性较小，较大幅度的价格波动无法带来较大幅度的需求量变动，从而使农民经常处于增产不增收的困境。同时，农业收成又与自然资源、位置、气候等条件密切相关，风险较工业要大。此外，农产品技术附加值低，价格水平便较工业品低廉。从长期来看，农民收入增加的幅度远比城镇居民的增幅要小。而现行的户籍制度、“盲流遣返”制度等人为城市壁垒又不利于富余劳动力的流动，即便流动也很难获得城镇居民同样合理的合法就业待遇，只能得到较低的收入。特别几年来，城镇失业人口问题突出更是使农民进城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也处于瓶颈状态，随着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的调整，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失业率不断提高，再加上农村大量过剩劳动力的涌入，大量城乡中小学生辍学和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的逼攻，给城市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有限。因此，与经济原因造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将沿袭下去，使得我国分配制度改革依旧是城市一块，农村一块，各行其是。;

3、经济发展差距的鸿沟与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径依赖;

众所周知，自197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以来，我国全面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并把效率摆到了突出重要的位置，对区域经济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由过去注重均衡发展转而实行人为划分的三大块——东中西部、并以沿海经济发展为大局的非均衡，其目的是为了通过集中有限的、物力和财力优先发展经济基础较好，区位条件优越的沿海地区，使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能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为突破口，在短期得到很大提高，进而腾出经济力量来支援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实践证明，这一战略的实施达到了前半部分的目的，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为落实非均衡发展战略，国家给东部沿海地区较多的政策优惠，包括倾斜、减免、权利下放，超前等多方面的好处，而这一做法却对中西部地区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如由于东部平均工资水平较高，在收入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下，中西部地区人才大量“孔雀东南飞”，由此使东部地区生产效率较高，工资水平因经济快速发展而螺旋上升，进一步挖掘中西部人才。同时，为支援东部建设，丰富的中西部资源受政策性调价的干预使中西部蒙受了重大损失。加上中西部地区人口多、落后、市场化程度不高、资金市场不活跃、技术水平较低以及改革进程较慢等诸多因素，使得中西部经济结构硬件跟不上发展的需要，经济机制得不到有效率的转换。总之，区域经济的非平衡发展留给的不仅是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而且是收入水平的宏大梯度，这制约着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

4、政府政策的承上启下性与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径依赖;

市场经济改革必然伴随着政府政策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转变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4年为第一阶段，重点是农村分配制度的改革。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收入的多少直接取决于他的劳动成果，真正实现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按劳分配的初衷，充分地调动了农民扩大再生产和增加农业投入的积极性。这一改革完整地贯彻了按劳分配原则；第二阶段可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算起，到1992年十四大的召开，重点是对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工资进行了重大的调整，打破了企业职工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实现了报酬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工资模式，为搞活企业，激发企业潜能找准了激励的穴位，创造了形式多样的分配格局，如结构工资制、岗位工资制、浮动工资制等。这一阶段仍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为主，理论上没有勇气提出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生怕落入庸俗关于“三位一体公式”的圈套；第三阶段自1992年十四大的召开，严格地说应始于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在这一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入阶段，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等要素市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逐步探索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大力推行股份制改造，深化企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建立最低工资线和工资线，加征个人所得税，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初步建立了完整的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不难看出，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是逐步推进的，它原则上依赖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这一渐进性的本质决定了分配制度改革并非改头换面，而是循序渐进。;

5、意识形态上的障碍与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径依赖;

一直以来，按劳分配被看作是公有制唯一而且独有的分配方式，而按生产要素分配等其他分配形式是的东西。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按劳分配的前提，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其他生产要素只能在劳动的组织与作用下生产使用价值，既然价值由劳动唯一创造，那么，生产成果的按劳分配便成为必然。不言而喻，这里混淆了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的关系；另一部分人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按劳分配的基础，在公有制的前提下，唯一属于劳动者个人拥有的只有劳动，其他所有生产要素都归国家或集体公有，又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不能实行按需分配，于是按劳分配便成为社会主义最为合理的分配方式；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按什么分配劳动果实并不取决于价值创造，而跟生产方式和所有权的占有有关，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论的萌芽，但按劳分配作为红色分配理论仍占主导地位，这是十六大报告依然强调的一点。

四、中国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分配制度改革走到今天已经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在强调效率的同时兼顾了公平，在激励的同时注意了约束，在循旧的基础上进行了维新。可以说，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越来越朝着务实的方向发展，这也体现了分配制度的原始目的——为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服务。但是，由于分配制度改革过程中存在着“路径依赖”的问题，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便面临着三大去向，一是沿已有的路径继续下去，如果原有的做法合理、符合历史潮流，跟得上经济体制改革的节奏，会推动经济的良性运行；若不能满足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则会成为经济运行的桎梏，阻碍经济向前发展。二是改善原有的路径，在不符合经济发展需要时作必要的修正，再逐步在实践中。显然，中国分配制度改革走的是这条渐进式的道路。三是突破原有的路径，另起炉灶，或全盘引进国外先进的做法，或向经院经济学家求经。基于前述路径依赖的分析，本文作出如下路径选择的思考：

1、宏观调控收入分配，理顺分配机制，实现共同富裕;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实践证明，运用市场手段能够比较充分地解决资源配置问题和调节经济运行，但是在三大利益主体——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分配方面，有许多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更为重要的是，三大利益主体的收入分配结构一旦形成，便不易由市场手段打破，从而使分配制度改革明显触礁。因此，有必要对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控。首先，应合理调整收入总量的分配格局，在总量既定的条件下，合理安排三大利益主体的收入份额或比例，避免因此消彼长关系肥了一方，瘦了另一方。其次，要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为了发展生产力而合理的拉大收入差距，实现多劳

多得，少劳少得，反对平均分配，同时又要防止收入悬殊，从而影响安定，制约的发展。再次，理顺工资分配制度，建立相应的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制度及相应的激励机制。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止国家的流失，确保政府收入的稳定；企业工资分配要以不影响企业正常运转为限，做到在激励员工的同时，使企业经济效率有明显的提高；个人收入分配应该在最低工资标准基础上制定与执行。最后，完善的收入分配机制还需要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使政府、企业与个人的收入在比例协调、互相促进的基础上取得“三赢”局面。;

2、协调城乡经济发展、缩短收入差距，走全民小康之路;

如前分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是随着我国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投入相对不足，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了合理的限度，对居民生活、农业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因此，如何提高农民收入，解决农村压力；如何提高城镇居民收入，在有帕累托改进的可能上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的共同增长，合理缩小收入差距，走全民小康之路，便成为今后分配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正是如此，我们的收入分配应该做好“两手抓”的工作，一手抓城镇居民收入改善，一手抓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首先，应加快城镇建设，整治城市分配秩序，规范城镇收入分配，理顺分配关系，抑制某些行业或阶层收入的畸形增长；同时逐步实现农村户籍制度在有序的条件下松动甚至取消，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当然也不反对城镇人才到农村创业。还要花大力气做好城镇再就业工程，减少失业人口；其次，通过农业现代化、社会化、化、科技化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增加农副产品附加值；再次，应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力争通过市场的办法去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同时不能忽视政府的宏观调控。深化企业体制改革，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

3、全面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缩小东中西部贫富差距;

我国东部地带与中西部地带差距的扩大由因素的累积，政府政策资金在改革之初向东部倾斜，以及中部地区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等相互叠加所造成。改革开放20年后，中央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是促进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这符合发展的规律，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政府与民间要做的事情非常之多，从深化分配制度的改革角度来说主要有几点：第一，政府要调整区域经济政策，加快利于中西部的政策的出台，加大支持基础建设的力度。对外开放，通过“补血”与“造血”相结合的方针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第二，中西部地区也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旧工业、落后产业的转产，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第三，广泛推进东中西部三区之间多层次、多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加大发达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援力度；最后，大力发展，增加教育投资，尽快转变观念，扬长避短，发挥区位优势，用足用好政府优惠政策性资金的投入和国内外的支持，化外部条件为内部条件，振兴经济，填平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鸿沟，只有这样，才能有资格谈共同富裕，也只有在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中，才能更好地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4、转变政府职能，依赖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相结合，共同完成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

我们并不主张“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也不赞成“一切由政府包揽”，应该充分让市场说话。分配制度改革本质上从属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一步需要分配制度改革的配套，经济体制改革一天不止，分配制度改革也就一天不能落后半步。当然，在分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政府起到了主导作用，用制度变迁的观点来说，这是非常明显的强制性变迁过程。按劳分配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历史以来主要的分配方式，在公有制经济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三阶段转变的过程中，按劳分配在农村农业、城镇工业以及后来的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建立中均有建功，充分地调动了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按要素贡献分配是近几年，特别是十五大以来的几年中十分强调的分配方式，它彻底地突破了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之间的纠缠，有利于调动要素参与生产的积极性，积极地作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增添了动力。十六大报告还为我们探索分配制度改革留下了余地，即“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我们集思广益、在实践中发现和提出新分配方式留下了政策弹性空间。

6. 如何深化我国分配制度改革，有何具体措施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我国将采取4项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就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情况报告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措施。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期间，常委会办公厅将国务院办公厅转报来的发展改革委关于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报告印发给了常委会组成人员。  就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有关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问题，发展改革委的报告提出将采取系列措施，以加快这方面的改革。  1、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继续提高主要农产品价格：2010年，小麦各品种最低收购价每市斤提高0.03元，稻谷最低收购价也相应提高，并力争在春播前公布。加大农业补贴力度：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扩大马铃薯原种生产补贴规模，大幅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培育新的收入增长点：加强对农民创业的财税和金融支持，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鼓励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分享产业链各环节增值收益。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农民工就业：加快城镇化步伐，拓展农民外出就业空间;壮大县域经济，积极促进农民就近就地就业;加强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就业创业能力。  2、低收入群体获扶持  重点帮助因企业经营困难或倒闭而产生的失业人员和“零就业”家庭实现就业、增加收入。认真做好2010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工作，并逐步形成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根据经济形势和物价变化，及时调整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标准、社会救助水平和农村五保供养标准。继续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启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修订工作，力争公布实施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加强社会保障建设，努力减轻低收入群体在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的支出负担。  3、提高职工工资收入  推动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以工资集体协商为重点内容，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对象，大力推动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完善最低工资标准。根据各地经济增长水平、物价指数、职工平均工资等因素，督促和引导各地及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并加强对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情况的监督检查。落实义务教育学校、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政策。  4、加强个人收入调节  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进一步改革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更好地体现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的要求。强化税源监控，以调节高收入为重点，做到依法治税，应收尽收，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同时，加强对企业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严格控制职工福利费在职工总收入中的比重，严格控制以本企业产品和服务作为职工福利。国家出资的电信、电力、交通、热力、供水、燃气等企业，将本企业产品和服务作为职工福利的，应当按商业化原则实行公平交易，不得直接供职工及其亲属免费或者低价使用。

7. 现阶段我国如何深化分配体制改革2013

十六大报告指出，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是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充分体现，对当前和长远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三届四中全会特别是十五大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我国的分配制度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1990年至2001年，国家先后7次提高工资，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明显增加。在农村，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增加农民务工收入，农民收入也有较大幅度增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由686元和1510元增加到2366元和6859元，分别增长了62%和110%，年均实际增长4.5%和7%。

收入形式呈现多元化。劳动仍然是人们获得收入的最主要方式，但非劳动收入所占比重逐渐上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由1990年的7120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73762亿元，居民投资持有债券、股票、基金和其他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由此获得的利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明显增加。

国家加强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转移性收入成为部分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据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抽样调查，在人均全部年收入中，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所占比重1995年为19.4%，2001年上升到26.2%，各种劳动收入比重相应由80.6%下降到73.8%。

按照十六大精神，继续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解决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当前要突出解决好三大问题。

第一，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其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制度应体现一般劳动的价值，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应体现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复杂劳动的价值，激发广大科技人员和管理工作者的创业精神和创新活力，还应体现包括土地、资本、知识产权等的价值，以集中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经济建设。

第二，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效率优先，实质就是发展生产力优先，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与劳动贡献紧密结合起来，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奖勤罚懒，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奋斗精神。同时，不仅要讲究物质利益，鼓励人们创业致富，也要提倡回报社会和先富帮后富。在收入分配调节中，坚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实行机会均等，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通过多方面的收入分配政策，调节收入差距，防止过分悬殊和两极分化，在不影响人们创造社会财富积极性的前提下，兼顾各阶层群众利益，实现合理的公平分配。

第三，改革分配制度，规范分配秩序。要深化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建立以岗位工资制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以岗定薪，适当拉开不同岗位间的收入差距，提高关键岗位和有突出贡献人员的收入水平。改进国有企业经营者和技术人员收入分配方式，推行年薪制、职工持股、技术和知识产权入股、股票期权制等分配制度，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规范社会分配秩序，加强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对石油、电力、电信、民航、金融、保险和自来水、煤气供应等行业的过高收入进行合理调节。取缔非法收入，对侵吞公有财产、偷税漏税、权钱交易等各种非法收入要坚持依法取缔和惩处。推进福利待遇货币化、工资化，合理拓展工资范围，在实行住房货币化分配的同时，逐步将职工的交通通讯等福利待遇和职务消费纳入工资，实行公开化、透明化。各类企事业单位都要依法实行最低工资制度，这是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

总之，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理顺分配关系，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形成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分配格局。

8. 分配制度改革

分配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保障。收入分配改革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改革内容如下：1，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2，工资正常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收益分享；4，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5，高收入者税收调节；6，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7，公务员津贴补贴和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措施如下：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过程包含不同的环节和阶段，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相应地，收入分配格局也可以划分为初次分配格局和再分配格局。个税不再以个人收入为准，而是以家庭收入征收。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具体举措是在初次分配中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提高最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加快对国有垄断企业改革，完善价格听证制度等。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完善财税体制改革，调节过高收入者收入，创造条件让群众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发放财政补贴，加强对基础公共设施投入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私人慈善事业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三次分配体系建立等等。法律依据《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总章  坚持遵循规律、科学评价。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以品德、能力、业绩为导向，完善评价标准，创新评价方式，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的倾向，科学客观公正评价专业技术人才，让专业技术人才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深耕专业，让作出贡献的人才有成就感和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