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1.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根本原因是：王安石变法只是局部调整，并未从根本上改革
重要原因是：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由于用人不当，出现了一些危害百姓的现象
更主要的原因是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有些地方官拒绝执行新法。
直接原因：宋神宗死后，保守派司马光当政，新法被废除
  王安石变法是在北宋中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情况的下进行的改革运动 王安石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 改革家。
  在王安石变法中方田均税法要求，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照每户占有土地的多少和肥瘠收取赋税，官僚地主不得例外，这就增加了封建国家的田赋收入。但是也遭到了大地主官僚的反对，因此它的阻力最大。其中的农田水利法 促进了农业生产，成效最大。

2.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从各项经济上改革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规模甚大，其中理财方面最为重要，只可惜实行上反而成效一般，受到时人抨击。平情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不能完全推到守旧派反对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下列可就五方面论之：
1、政策未能对症下药：王安石鉴于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在于官僚集团的反对，改革不及于官僚体制。因此王安石的变法所针对的只是皮毛，远未到核心问题——支出太多，而支出太多则是因为冗官。财政问题解决不了。但王安石的改革非但不是针对支出太多问题，反而是以增加国库收入为主，如此则不能解决财困。又如军事改革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非针对到宋朝的军事死穴——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政策。不过元丰官制改革重点在解决兼职暂代导致的冗官问题，此由神宗推行，效果不大。
2、政策本身之缺点：如青苗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
3、托古改制：王安石说他的新法皆出于先王及孔子遗训，以塞反对新法之人的口，如将青苗法比之“周礼”之泉府；免役法本之于“周官”的府史胥徒，王制之庶民在官禄足以代其耕；保甲法比于先王之农为兵，市易法比于汉之平准。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
4、刚愎自用：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王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
5、任用非人：王安石不乐闻逆耳之言，但喜欢听人恭维和奉承话，于是投机份子章惇、吕惠卿、李定之流，曲意迎合，因缘重用，遂使新法的推行变质。

3.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

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司马光曾经多次上书皇帝取消新法。   同时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关键时刻发生了动摇，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新法，连很有成效的募役法也被废除。   从各项经济上改革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规模甚大，其中理财方面最为重要，受到时人抨击。平情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也不能完全推到守旧派反对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下列可就四方面论之：   (一) 变法事先缺乏宣传，导致在变法的过程中无法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在变法的反对阵营中，有一大批的知名人物，而其中的精英部分，在经过足够的宣传说服后应该是可以被吸收进变法阵营中的。   (二) 政策执行不力——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政策执行不力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合适的人才推行新法。   (三) 刚愎自用——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例如，苏轼本来是拥护新法的最好人选，但苏轼的很多正确的意见也未能被王安石采纳。
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因此，在每一项新法的推行过程当中，遂无例外地都遭受到他们的阻挠和反对。到宋神宗逝世之后，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掌握了政权，此前的新法便在元佑初期全被废罢。史称元佑更化。

4. 王安石变法的作用和失败的原因。

变法的作用是缓和社会矛盾，从既得利益者口里夺食。既能挽救日益崩溃的政府财政，又能让普通百姓心理平衡。就好像今天，不是大家都吃不上饭才骂娘，而是患不公才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社会不公没有解决的办法，政权迟早会解体，老百姓会造反。其实已经发生了小规模的起义，比如方腊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等，当然还有个著名的水浒传。但是地主阶层，实际上就是士大夫阶层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到嘴的肥肉一点也不愿意吐出来，导致了变法的失败。所以说，即使没有北方民族的入侵，北宋也迟早完蛋。而且，北宋的军事失利与社会矛盾有极大地关系，没人为士大夫卖命，军队的战斗力极差。但是也是因为民族战争使阶级矛盾得以缓和，才有了南宋政权的延续。

5.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司马光曾经多次上书皇帝取消新法。   同时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关键时刻发生了动摇，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新法，连很有成效的募役法也被废除。   从各项经济上改革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规模甚大，其中理财方面最为重要，受到时人抨击。平情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也不能完全推到守旧派反对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下列可就四方面论之：   (一) 变法事先缺乏宣传，导致在变法的过程中无法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在变法的反对阵营中，有一大批的知名人物，而其中的精英部分，在经过足够的宣传说服后应该是可以被吸收进变法阵营中的。   (二) 政策执行不力——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政策执行不力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合适的人才推行新法。   (三) 刚愎自用——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例如，苏轼本来是拥护新法的最好人选，但苏轼的很多正确的意见也未能被王安石采纳。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统治集团感到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终于掀起一次更大的变法活动。 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新法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他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没有根本触及核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他向元老重臣富弼等人征询富国强兵和制胜辽与西夏之策，他们规劝神宗，在20年内不要提及用兵二字。宋神宗从此不再倚靠这班元老重臣。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王安石入京，用为参知政事，要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当时王安石已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士大夫们大都以为只要王安石登台执政，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为了推动变法，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建立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后条例司废，变法事宜由户部司农寺主持），并与吕惠卿、曾布等人一道草拟新法，各路设提举常平官，督促州县推行新法。由此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便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从熙宁二年到熙宁九年（1076年）的8年内，围绕富国强兵这一目标，陆续实行了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免行、方田均税、将兵、保甲、保马等新法。   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因此，在每一项新法的推行过程当中，遂无例外地都遭受到他们的阻挠和反对。到宋神宗逝世之后，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掌握了政权，此前的新法便在元佑初期全被废罢。史称元佑更化。

6. 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御西夏，守护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马光（伟大的史学家，个人品行无可挑剔者），文彦博（枢密使、一代诤臣），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扰民。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这些当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倾心之谈，以国之根本打动他们，相信这些名臣大多数决不会抱残守缺，坚持腐朽之见，仅以利己来论国事。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腐败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方面首先失之偏狭，以至树敌过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听其言而观其行，坚持用人唯贤的路线，而不是党同伐异，至少，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便不会变味，变着法儿来扰民，成为某些打着变法之名来营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贵们翻云覆雨的工具。名臣们一致反对王安石变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为名臣们所不齿，自然不屑与之为伍。而且，像苏轼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对变法，否则便不会有“司马牛”的故事了。
  
    不管怎样韩琦的道德无庸置疑，但他的能力就有些问题了，在北宋西夏国之间的战争他是定难战区的司令官。他有个特点，就是屡战屡败，纵观宋史研究，就会发现韩琦的智商有些问题。在他的那个著名的“七条例”中的内容实在令人精神恍惚。他认为放弃植树国防（当然指变法后），放弃于高丽通商，护城河随它淤塞，城墙随它倒塌，人民随它痛苦，就会使辽国欢欣，不再找北宋麻烦。赵顼远小人奸佞（王安市）亲正人君子（他与司马光）就会使天下太平。我们真搞不明白一个爱国者为何用这样的措辞。文彦博，这个人没有民本思想，赵顼曾经对他说“小民们支持变法”。文彦博说“陛下是靠小民治国还是靠士大夫治国“。目光短浅之本质暴露无遗，我们真搞不明白为什末一位孔孟之道的坚持者为什末会如此反对孟柯的思想。北宋大多是诤臣，原因很简单，在北宋胡说八道的最严厉惩罚不过是远离中央，贬为地方官。这更可能是一种奖励，不仅既得利益不受损，而且还得到正值等好名声。这点宋做的不如唐，因为在唐朝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在那个年代出现魏征才是值得中国人欣慰的事。
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范仲淹的人品我一直有些怀疑，在语文书上范仲淹被描述成一个忠心爱国，敢于抗击西夏人的文戎双料英雄，其实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说法。范仲淹在军事上是个外门汉，但对内宣传能力举世无双，他到定难战区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宣传“小范老子（他自己）胸中百万甲兵不似老范老子（范雍）可欺'
   结果在他与韩琦的带领下宋军大败。范仲淹执政颇为玲珑，他的新政不怎末成功就放弃了（为了避免人身攻击)它可比王安石差远了。
   所以我们得出结论道德高尚并不代表能力强，而那些名臣的道德本身就有些迂腐。那些所谓的杰出的人不懂得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虽然他们的本意是好的单导致的结果很严重。如果不是王安石的变法，北宋可能连西夏都对付不了）后来在王安石的提拔下被送出了一位军事天才王韶，他是带领变法后的军队击败了西夏，收复了实现土番国200年的领土），更不用提女真了。

7.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从各项经济上改革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规模甚大，其中理财方面最为重要，只可惜实行上反而成效一般，受到时人抨击。平情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不能完全推到守旧派反对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下列可就五方面论之：
1、政策未能对症下药：王安石鉴于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在于官僚集团的反对，改革不及于官僚体制。因此王安石的变法所针对的只是皮毛，远未到核心问题——支出太多，而支出太多则是因为冗官。财政问题解决不了。但王安石的改革非但不是针对支出太多问题，反而是以增加国库收入为主，如此则不能解决财困。又如军事改革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非针对到宋朝的军事死穴——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政策。不过元丰官制改革重点在解决兼职暂代导致的冗官问题，此由神宗推行，效果不大。
2、政策本身之缺点：如青苗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
3、托古改制：王安石说他的新法皆出于先王及孔子遗训，以塞反对新法之人的口，如将青苗法比之“周礼”之泉府；免役法本之于“周官”的府史胥徒，王制之庶民在官禄足以代其耕；保甲法比于先王之农为兵，市易法比于汉之平准。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
4、刚愎自用：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王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
5、任用非人：王安石不乐闻逆耳之言，但喜欢听人恭维和奉承话，于是投机份子章惇、吕惠卿、李定之流，曲意迎合，因缘重用，遂使新法的推行变质。

8. 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是什么呢？

王安石变法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那你知道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可能是因为这个。

　　后人研究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主要有其个人特质及其文化心理方面的原因，一定程度上说正是这种文化心理方面 的原因才造成了王的悲哀，成为王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王安石对于仕宦大度
　　我认为不能忽视的是王安石个人对待仕宦的态度，许多人多从其不慕荣华、不躁进的良性方面去理解，我却认为不然，史载王安石以种种借口，多次拒绝朝廷的调遣
　　“士大夫伟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
　　这从心理可以理解为王安石确实有志于地方治理，不愿缠入朝廷纷争，但从另一方面理解不排除王借此贾誉以邀声价，据载
　　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为相。官员鲜于侁“恶 其沽激要君”，语人曰“是人若用，必坏乱天下”
　　王安石不愿意出仕，可能是出于邀买名声的需要，可以理解，但是这种特质注定他不可能变法成功，因为凡是变法成功的改革者，必须有藐视权贵的心态，如果因为人家有权势就跑去拍马屁，是不可能成功的，最后只能成为一个笑话。
　　王安石为人狂傲，中了举，却变成第四名
　　其次从王的个人修养上讲，王安石的急躁冒进、不善纳人言为同代人所共知，而这恰是作为政治家的大忌。尤其是作为一名欲有所作为的政治家来说，更是如此。从文化学讲，人是群居的动物，能够团结人，整合各方力量恰恰是有智慧的表现，而王安石却走了反面，大有一种舍我其谁的狂性。

　　据记载，王安石中举本为第一，却因文章中语“孺子其朋”而触犯宋仁宗的大忌， 遂与杨直调为第四名，王安石颇不依未然，虽被评价为“其气量高 大视科举为何等事而增重耶。”但从中也可见王的脾性。
　　再如王安石中举后，作为老乡的枢密使晏殊，颇赏识其才识个性，但 当晏殊提出其不足时，王安石“但微应之”，并认为“晏公为大臣而语及于此，何其卑也？”且“气颇不平”。殊不知这体现 了晏殊对王的关爱，同时也是晏殊的经验之谈，晏殊就曾经在这方面出过岔子，担心王安石重蹈覆辙，所以关心王安石，王安石却不以为然
　　无怪乎后来王安石罢相后对其弟王和甫说。回忆当时 对晏殊之语的态度时，不无懊悔地说有点后悔
　　王安石因为他的性格得罪了很多人，在变法失败后，神宗对罢相的王安石还给予关心，一定程度在王的变法上冀予了自己的理想与作为，只是徒唤奈何 罢了。
　　感言：如今，王安石变法已过千载，他的变法政策对于今天仍有重要的作用，有很高的借鉴意义，然而由于其过于耿直的性格，和没有一颗视权贵如无误的意志，过于狂傲，得罪了太多人，最终变法失败，丞相也丢了。

　可惜的是，我们在过去的千年中并没有对王安石变法给予太大的关注，反而让一个外国人提醒我们，这无不是我们巨大的悲哀，也许我们这个民族过于同情悲情英雄，总是对他们给予深深的同情，如岳飞等，但是在同情他们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已融进血液的文化特质。
　　清人赵翼有诗“江山代有才 人出，各领风骚几百年”作为处于变革时代今天，研究王安石 变法，探讨其经验与得失会给我们许多启迪，这也许就是本文 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