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革命的背景

1. 绿色革命的背景

历史上，人类主要依靠扩大耕地面积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当肥沃的土地越来越少，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就意味着要把贫瘠的土地变成耕地。19世纪，面对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悲观情绪日益增多，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就是典型的例子。20世纪，西方国家大规模投资农业科学研究，导致农业产量戏剧性的突破。现代化种植模式、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加速了提高产量的进程。在20世纪下半叶，绝大多数发达国家获得了稳定的食物供应，消除了饥饿的威胁。但是，这些先进的农业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应用缓慢，主要原因是殖民统治者对殖民国家的农业生产基本上没有投入。随着殖民国家的独立和解放，这些国家的人口以历史性的速度快速增长。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饥饿和营养不良成为普遍现象。特别在亚洲，一些国家日益依赖富裕国家的食品援助。接连不断的旱灾使印度已经不稳定的局势更加恶化。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率先建立了一个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条件，帮助应用先进农业技术的国际农业研究组织。第一笔投资就是用来研究发展中国家两种最重要的农作物：水稻和小麦。种植改良后的品种，与化肥、农药、灌溉的扩大利用相结合，导致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农业产量戏剧性的增加。美国国际开发署官员威廉姆第一次用“绿色革命”这个词来描述这种农业大发展的现象。

2. 知道”绿色革命过程中的几个问题”的帮帮忙

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20世纪60年代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将高产谷物品种和农业技术推广到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部分地区，促使其粮食增产的一项技术改革活动。如“墨西哥小麦”和“菲律宾水稻”等，在某些国家推广后，曾使粮食产量显著增长。此后不久，就逐渐暴露了其局限性，主要是它导致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和土壤退化。90年代初，又发现其高产谷物中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很低，用作粮食常因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不良而削弱了人们抵御传染病和从事体力劳动的能力，最终使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降低，经济的持续发展受阻。由此有人提出了第二次绿色革命的设想，主要目的在于运用国际力量，为发展中国家培育既高产又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作物新品种。迄今已发现一种既高产而又能从贫瘠土地中吸收锌，并将其富集于种子中的小麦种质；一种富含β-胡萝卜素（维生素A的前体）的木薯种质。


非洲绿色革命：

新华网内罗毕1月9日电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千年发展目标特别顾问杰弗里·萨克斯9日在联合国驻内罗毕办事处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席卷非洲大陆的饥荒令人震惊，非洲迫切需要一场旨在促进农业发展、消除饥饿与贫穷的“绿色革命”。他同时呼吁发达国家切实兑现援助非洲的承诺。 

萨克斯指出，非洲大陆面临的严重饥荒并未引起全世界的足够关注，仅马拉维目前就有500万人需要紧急粮食援助。这场主要由干旱引起的大范围饥荒再次暴露了非洲在农业科技、水资源管理等方面的资金投入远远不够。 

萨克斯说，在援助非洲方面，发达国家历来是雷声大雨点小，所承诺的援助往往并未如实兑现。他呼吁富国拿出切实行动，帮助非洲大陆启动“绿色革命”，使这些国家逐步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公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粮农信息及预警报告，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有27个国家目前面临严重饥荒，急需国际社会提供粮食援助。 

萨克斯兼任联合国千年项目主任。该项目由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任命的独立顾问委员会负责，主要任务是为促成千年发展目标提供全球性的行动计划。


生物技术和绿色革命

——对诺曼·博洛格的访谈 


  问：什么是绿色革命？

  博洛格：绿色革命始于1940年代，当时我加入了一个新的项目。这个项目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它致力于帮助墨西哥贫穷的农民提高他们的小麦产量。我们花了将近20年时间培育高产矮化小麦，这种小麦能抗一系列的植物病虫害，并且产量是传统品种的两到三倍。

  最终，在1960年代，我们能把这个项目扩展到巴基斯坦和印度，教授那里当地的农民正确地耕作新的小麦。结果非常出色：

  ● 巴基斯坦小麦的产量从1965年的460万吨增加到了1970年的840万吨
  ● 印度的产量从1956年的1230万吨增加到了1970年的2000万吨

  1968年，当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署长撰写他的年度报告的时候，他写道在巴基斯坦和印度有重大的进步，“看上去就像一场绿色革命”。那就是“绿色革命”这个称呼的起因。另外，那些“绿色和平主义者”（greenies）对减轻世界饥荒的绿色革命没有贡献。

  1980年代，绿色革命的成功扩展到了中国，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

  问：如今全球饥荒仍然像1960年代那样是个威胁吗？

  博洛格：是的。例如，非洲现在数个国家有食品危机。那就是我们的非洲项目试图解决的——而前总统吉米·卡特也参与到了其中。我们的联合项目叫做Sasakawa-Global 2000。我们正在帮助许多国家的与食品短缺作斗争农民，用最有可能的农业实践方法帮助他们，例如选择种子和控制杂草。我们有能让食品产量增加到原来的两倍或者三倍的技术，但是在这些国家没有可行的运输系统——没有公路，也没有铁路。例如，把肥料运动到这些地点的费用将是美国农民目前所花费的3到4倍。即便非洲农民能够生产更多的谷物，他们如何把谷物送往城市？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饱受土壤贫瘠和降雨量不稳定之苦，他们缺少受过训练的农学家，缺乏技术，等等。但是我们的非洲项目的试验田——种植了玉米、高粱、小麦、木薯、水稻和豆类——的产量是采用传统方法的对照试验田的两倍或者三倍。

  问：对于那些反对在发展中国家使用农业生物技术的人，你想说点什么？

  博洛格：生物技术将帮助这些国家实现一些依靠传统作物育种技术永远无法实现的事情。生物技术更准确，耕作需要的时间更少。应该更好的告知公众关于生物技术在粮食生产中的重要性，这样它就不会饱受批评了。

  你必须承认人们的饮食习惯，并且饮食习惯是很难改变的。你不得不从一个国家最基础的粮食作物开始研究，然后把生物技术应用到这种作物上，这样你就能让产量变成原来的2倍或者3倍。你首先在少数试验田中种植这些作物，给农民示范这种新作物的潜力。你给他们带去种子比带去化肥更容易。在能买到化肥的地方，许多农民仍然没钱购买。农民看到了他们试验田里的成功，就能帮助改变政府政策以及公众对生物技术的态度。

  在非洲，生物技术的潜力巨大。一个例子是抗农达(R)（Roundup Ready(R)，孟山都公司的一种技术——译注）作物。抗除草剂的基因被引入了作物中。这些种类的生物技术作物促进有益的耕作技术。例如，传统的非洲农田中锋利的杂草横行，因此农民就用砍烧的方法。抗除草剂的作物能够消灭这些杂草。

  尽管生物技术在粮食生产上的前景良好，我们不能忽略传统育种方法，因为这些方法仍然很重要。在上个世纪（20世纪），传统育种方法创造了（比原来）更高的产量并且在这个世纪将继续保持高产。

  问：研究表明一些转基因（GM）作物携带毒素和过敏原。这些食品不是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吗？

  博洛格：还没有良好的证据表明这些食物有毒性，但是我知道导致过敏可能存在。长久以来天然食品中就存在过敏原，因此它们为什么不会发生在GM作物中呢？研究者一直在监测作物中的过敏原，并且能够改良种子以减轻危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分析了许多食物，包括在农业创立之初人类摄取的食物。他们的报告显示有些天然的食物含有痕量的天然化学物质，而这些化学物质有毒或者致癌。这些食品似乎并不会危害我们。

  如果你是个理论科学家，你可以对这件事进行哲学思考。但是我在这个领域工作了很长时间，我认为转基因粮食作物将会制止世界的饥荒。我承认传统育种技术培育的作物的价值，但是我同样认识到携带抗除草剂基因（或者任何由生物技术引入的基因）作物的生命力。

  问：那么[生物技术]对环境的危险呢？

  博洛格：生物技术帮助农民在更少的土地上生产更多的粮食。这是一个非常有利于环境的益处。例如，1950年的世界谷物产量是6.92亿吨。大约40年后，全世界农民耕作的土地面积大致相同，但是他们的收成是19亿吨——增加了170%！倘若在1999年使用与1950年相同的传统农耕手段，我们需要额外的18亿公顷土地。

  如果我们继续使用传统农耕方法，为了增加农田，为不断增长的人口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我们就要砍伐数百万英亩的森林，从而毁掉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并且我们将会在更多的田地里使用更多的除草剂，这将更加危害到环境。[生物技术]让我们减少土壤侵蚀，减少对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森林和草原的影响。

  问：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能得到生物技术产品吗？

  博洛格：尽管生物技术潜力巨大，如何获得这些技术是一个问题。对农作物的绝大多数研究是由私营企业开展的，而这些团体对它们的发明申请了专利。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几乎没有什么资源。他们如何能够买得起这些专利产品？各国政府需要认真对待这些问题。

  政府还需要致力于其他一些问题，例如试验转基因食品的体制、资助公共部门的研究，以及在农业科学和技术问题上更好地教育公众。“西方”世界的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城市里，他们不知道用什么养活这个世界。这些人能够买得起昂贵的“有机”食品，也批评得起转基因食品。他们向政府施压，要求禁止转基因食品，这对发展中国家将是灾难性的。

  问：你认为在这个世纪绿色革命将发挥什么作用？

  博洛格：绿色革命是持续进行的。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按照中等出生率，2025年的世界人口预计将达到83亿。我计算出那时候我们需要额外的10亿吨谷物。我们需要增加产量来养活这些人——每英亩更多蒲式耳、每公顷更多吨的粮食。由于城市化的扩展，现在更高的产量是特别重要的。而城市化会夺走农田。我们将同样需要传统育种和生物技术手段，来迎接这个世纪的挑战。



  关于作者：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是“绿色革命”之父，他因为终生帮助克服全球饥荒而获得了1970年诺贝尔和平奖。博洛格博士目前用一部分时间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高级科学家，同时担任得克萨斯A&M大学土壤与农作物科学系的国际农业著名教授。他也担任拉美、非洲和亚洲许多国家政府关于小麦研究和生产问题的顾问。他获得了许多民间和科学界的荣誉，包括1977年的总统自由奖章和2002年美国科学院颁发的公共服务奖章。美国科学院的院长Bruce Alberts曾经这样评价博洛格：“一些人称赞他所拯救的人类生命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人。” 博洛格博士于1941年在明斯苏达大学获得了他的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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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中国合作

对中国来说，最早接触到的基金会是洛克菲勒，对洛克菲勒来说，中国也是其最早和最重要的海外工作对象。它1913年组建会议刚一开过，第一批行动之一就是派医疗小组来华考察。基金会在中国的工作可分为两部份。20 世纪前半期的一大创举就是建立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自1916年至1947年的32年间，该基金会用于创建、维持和发展协和的拨款总额为4465万美元。其他方面的资助包括：帮助创建自然科学的诸学科，如生物、化学、物理、地质、考古、遗传学、农业科学和植物学；推动乡村建设，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帮助创建社会学(包括人类学)，帮助中国学者与西方的交流，其持续资助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是1949年前中国最重要的研究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所。在中国局势动荡的很多时间里，基金会对中国的帮助依然锲而不舍，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它根据当时的条件和需要，以最可行的方式，对迁往内地的学术机构进行帮助。如由基金会拨款给有关大学，由大学出面邀请一批中国著名学者到美国讲学一年，在此项目下应邀的学者包括罗常培、冯友兰、梁思成、费孝通等十几位教授。改革开放后，洛克菲勒是最早恢复与中国合作的基金会。它的工作不是以国别分，而是按领域分，而它所一贯关注的重点——农业、医疗卫生、计划生育无一不是中国急需的领域，现在，它在中国的合作单位相当广泛：农科院、中科院的农业政策研究所、在杭州的中国全国水稻研究所、中国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中国科技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及一些地方研究所和机构等等。

4.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逃税+改善公众形象

5.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人文社科

洛克菲勒基金会前期一直以医学和农业为重点，兼及其他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不重视。对这一现象不满的工作人员称基金会“被一群医生所俘虏”，这是与弗雷德里克· 盖茨的主导思想分不开的。不过早在1918年，在执行秘书格林的坚持下，还是出资成立了政府研究所，后来并入著名的布鲁金斯学会，这是基金会资助的最早的社会科学项目。当时格林提出的项目是劳资关系研究。由于正好发生与基金会的公司有关的工潮，导致流血冲突，引起社会舆论对基金会本身的批判和怀疑，这项研究遂告流产。基金会把人文和社会科学正式列入重点是从1936年福斯迪克任会长开始的。他本人是律师出身，担任会长12年，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工作方向有很大影响。在经济大萧条之后，二战前夕，整个西方社会都有一种危机感。人们见证了在生产力突飞猛进中的经济崩溃和社会危机，以及与巨大财富并存的广大群众的极端贫困；意识到物质财富和科学发展不但不一定造福人类，而且可以成为灾祸，所以二三十年代是社会科学长足发展的时期。福斯迪克就属于有这种强烈意识的人。他不断强调，如果不能找出解决复杂的社会和人际关系中日益严重化的问题之道，在这个世界上医学和科学将失去意义。他大声疾呼，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超过人类控制自己的能力的危险性。因此他主张公益事业的范围应该扩大到关注社 会问题和人的关系问题，并在其12年的任期中竭力贯彻到基金会的工作中。 在此之前，1922年洛克菲勒为纪念亡妻劳拉，斥资7400万美元设立的劳拉·斯贝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已经为赞助社会科学打下基础。那是其主任拉默尔的主导思想。拉默尔是学心理学专业的，他一上任就确定以社会科学为中心任务，并以极大的热忱进行。该基金存在仅7年，用于发展社会科学的拨款达4100万美元，其中最重要的建树是在1923年赞助成立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至今该组织仍是美国促进社会科学各专业的发展、交流和合作最重要、最权威的机构。其资助从事社科研究的对象有布鲁金斯学会、太平洋国际学会、全国经济研究局、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的专题项目以及耶鲁大学人际关系研究所等，此外还有欧洲许多国家的高等院校和个人的单项研究。192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接管劳拉纪念基金之后，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连同其资助模式都一并继承下来，成立了社会科学部。这一部门首先遇到的就是 1929年的股市崩溃和继之而来的大萧条。30年代初，基金会拨款150万美元用以缓解由经济萧条造成的苦难，并由董事会指定一个专门小组负责此款项的用途，其中包括资助布鲁金斯学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城市协会等组织对当时的经济社会现象进行研究，还资助政府全国经济研究局500万美元。福斯迪克上任以后，基金会取得共识，一致决策以社会科学为新的突破口。确定的重点有三：经济稳定、公共行政管理和国际关系。第一项的提法是“经济稳定”而不是一般的经济学，这是有针对性的。其主导思想是认为过去的经济学家提出各种假设和理论，想像力有余而证据和归纳法的研究不足，现在有了先进的研究手段，应该提倡以经过科学验证的事实 和知识来代替猜想。提出的研究方向有二：改进对经济周期的统计记录以便更加准确地找出其各种成因；探索减轻经济不稳定所造成的危害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基金会在将近20年中为此项研究拨款数百万美元，资助对象在继承前述劳拉纪念基金的基础上有更大的发展，包括国内外大学有关科系、项目和个人等，难以列举。其中突出的有国际联盟的金融经济情报中心，英国牛津大学的统计学所关于经验与量化的研究，剑桥大学的应用经济学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对政府财政的经济后果的研究，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斯坦福大学的粮食研究所，哈佛大学关于在美国经济结构变化过程中国家资源配置的长远问题等等。中国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于1928年成立后不久就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亚洲资助的重点，因此得到较大的发展，在与实际相联系的研究课题上作出成绩。另一方面，基金会尽管强调联系实际，但并非急功近利，例如1940年起，基金会拨款通过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开展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以便“真正理解”美国经济变化的原因、路径和意义。此项捐助连续十多年，大大提高了美国经济史的水平，使之成为一门得到承认的学科（关于经济史的研究也是卡耐基最早开始的项目，1902年卡耐基研究所刚一成立就遴选一批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写美国经济史，不过后来没有持续下去）。在行政管理方面，基金会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为政府提供合格的工作人员，以配合40年代罗斯福“新政”之后政府迅速扩大的需要。基金会为此捐资给一系列大学培养此类人才，特别具有开创性的是在哈佛大学建立行政管理研究生院和在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设立在职公务员进修的计划。从20年代到50年代的30年间此项捐助达1100万美元，还不包括其他单项捐助。另一项特殊的工作是在芝加哥建立公共行政交流所，为政府各部门的公务人员提供跨行业的交流工作经验、研究成果的机会，对提高公务员素质、开阔眼界和促进“团队精神和建立某种职业道德标准”都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基金会在资助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时从长期着眼。基金会有关负责人意识到，这种研究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与自然科学不同，很多问题不可能有公认的定见，要长期争论下去，但是他们深信，对人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的加深理解是人类进步和幸福的关键所在，因此不惜对这类项目拨巨款。在美国国内，基金会发起的一个重要项目是1952年开始的法律和政治哲学的研究，目的是帮助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深入这一领域的研究，其内容从重新认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伯克等的古典政治哲学理论到质疑当代的宗教和经济势力以及自由、公正的观念。有一大批五六十年代崛起的杰出政治思想学者和著作在这一项目资助下涌现出来，在十年中出版了40部重要的著作。基金会甚至在60年代就已开始资助一 些前沿的课题如：外空的国际法、世界政治中的外空等。文学艺术也是基金会资助的对象，早期集中在古典方面。例如普林斯顿、哈佛、耶鲁、芝加哥、密歇根等一些名牌大学的艺术、考古、古代史、古典文学、艺术博物馆专业，以及希腊、罗马和埃及的考古发掘都接受过大量资助。30年代以后逐步改变这种厚古薄今的方向，资助重点改为鼓励艺术创新和在这方面的杰出人才，以及艺术团体、学校和其他机构。三四十年代基金会对美国戏剧发展的贡献为众人所公认。它资助了当时在各大学蓬勃兴起的戏剧专业的活动，并通过全国戏剧会议和美国作家联盟下属的戏剧公会资助年轻的剧作家、导演和舞台设计等人员，17年中受惠者超过百人。另有一项资助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和艺术家的计划，其中不少后来成为名家。有些交流活动也在其中，例如1934年著名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访美就是基金会资助的。最引人瞩目的是向纽约林肯艺术中心捐助1500余万美元，将其建设成为现在美国最大的综合性表演艺术设施之一。另外比较成功的还有：向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捐款成立电影图书馆（几年中共捐200万美元），与卡耐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一道资助美国电视台教育频道等。二战以后，对胡佛研究所和耶鲁、加州、华盛顿、芝加哥等许多大学的图书馆建设和档案保存工作率先进行资助。1956年危地马拉蒂卡尔地方的玛雅古城恢复工作的初期也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宾州大学博物馆进行的。198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纪念时，基金会资助录制了7000套美国音乐选集，有选择地送给各图书馆、音乐学校和其他非营利机构，称之为“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在1963年成立50周年时，基金会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累积支出已相当于同期对医学和自然科学的一半。90年代基金会设立了一项奖金资助美国独立的电影、音像和影视艺术家，1992年这项奖金扩大到拉美国家。

6. 洛克菲勒基金会里面，哪一门学科的科学家有特殊的地位

医学
老洛克菲勒本人相信健康为人类福利之本，发展医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弗雷德里克·盖茨更是一个医学迷，所以洛克菲勒早期几乎全部工作都在这方面，在教育方面的特色也是发展和改善医学教育。在基金会成立之前，洛克菲勒已经有一个卫生委员会，进行钩虫病防治工作。1913年注册之后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在基金会之下建立国际卫生部，把这一委员会合并进来。顾名思义，从一开始，洛克菲勒的意图就是把此项工作国际化。第一项任务就是把它发起的防治钩虫病和公共卫生的工作向全世界推广。1917年，洛克菲勒任董事长，会长为文森特。在他任期的十年内基金会的工作有很大成绩，其中国际卫生部是最大的重点。防治钩虫病的工作遍及六大洲62个国家，以后又发展到疟疾、伤寒的防治，取得相当大的成绩。与此同时，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建立常设公共卫生机构，从事更加广泛的公共卫生工作。相应地，又在美国和世界各国培训公共卫生医务人员。另一项工作是提高医学水平。卡耐基基金会资助了一项旨在改进美国医学教育的调查，产生了有名的弗莱克斯纳报告，与欧洲先进国家相比较，全面指出美国的弱点。一战结束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这项报告的基础上与先此成立的“教育总会”合作，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展开改进医学教学和建立高水平的医学院的努力。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是这一努力成功的标志，代表了当时美国最高的医学教育水平。在国外包括英、法、比、加拿大以及拉美、中东和东南亚一些地区。从1917年至1928年，基金会在欧、美、加为此项工作共付出4000万美元，还有1000万美元 用于美国中等医校和公共卫生。众所周知，在中国建立的著名的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一时期在海外头等重要的项目，也是洛氏的得意杰作之一。1929年接任的会长为前芝加哥大学校长、数学物理学家梅森。此后，陆续成立了医学科学部（前身为医学教育部）、自然科学部、社会科学部和艺术人文部等。基金会资助的项目仍然以医学科学为主，逐步扩大到其他领域。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单项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不计其数，一般说来都带有开创性。1928年英国人弗莱明在发明青霉素的研究过程中也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这些成果把美国和世界的医疗水平向前推进一大步。1932年，基金会还首先进行工业医疗（即职业病）和精神病的研究，这些学科在当时还刚刚起步。洛克菲勒医学院成立之初的短短几年中就在流行性脑膜炎、小儿麻痹、黄热病和梅毒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1937年，国际卫生部宣布成功地分离出黄热病的疫苗（在二战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其实验室中制作出3400万份此类疫苗无偿献给政府以供军队使用）。1939年巴西流行某种特殊的疟疾，不久即在基金会帮助下得到控制。1940年的重大成绩是缓解了在全世界流行的伤寒病。其他如遗传学、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以及研究仪器的改进和发明如探测镜、X光分解仪等都是在基金会支持下取得突破性成果。洛克菲勒基金会对科学，特别是医学和农学的重视始终一贯，并将这方面的科研与在世界各地的扶贫工作结合起来。早期医疗卫生方面骄人的成绩使国际卫生部一度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中心而受到其他部门的诟病，认为洛克菲勒为医学科学家所掌握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工作。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人事变动，工作重点逐渐转移，但是医疗卫生始终是其关注点之一。洛克菲勒基金会所创立的国际卫生部的模式及其工作项目带有榜样性质。1948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成立，逐步接管原来洛克菲勒基金会所从事的工作领域；1950年，美国政府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所，其资助科研的领域和工作方式也是沿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模式，甚至接过其项目。195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关闭，其著名的病毒研究所和人员转到耶鲁大学。在这以后，基金会通过资助世界卫生组织来实现其原来的目标，直到世纪末仍然如此，基金会称之为“洛克菲勒—世界卫生组织互补战 略”。多年来，基金会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计划生育、疫苗接种、避孕药的研究和热带病防治等都有所捐助。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新主任布伦德兰上任，基金会宣布出资250万美元建立一项全球卫生领导基金，供主任在全世界遴选各个学科的10名专家，任期1至2年；这一基金也用于“争取全球健康平等”。此项目致力于缩小发达与不发达国家的健康水平和平均寿命之间的差距，也包括缩小发达国家一国之内贫富人群之间的健康差距。该项目主要从三方面着手：（1） 协助贫困国家建立和改进卫生体制，加强利用信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 加强宣传教育，引起公众对与健康有关的新问题的关注和政府的承诺，如环境、吸烟、艾滋病、抗药性结核病等；（3） 加强对贫困人口多发病（如疟疾、结核等）的药物研究和开发，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以补救药物价格昂贵造成的困难。

7.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医疗卫生

老洛克菲勒本人相信健康为人类福利之本，发展医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弗雷德里克·盖茨更是一个医学迷，所以洛克菲勒早期几乎全部工作都在这方面，在教育方面的特色也是发展和改善医学教育。在基金会成立之前，洛克菲勒已经有一个卫生委员会，进行钩虫病防治工作。1913年注册之后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在基金会之下建立国际卫生部，把这一委员会合并进来。顾名思义，从一开始，洛克菲勒的意图就是把此项工作国际化。第一项任务就是把它发起的防治钩虫病和公共卫生的工作向全世界推广。1917年，洛克菲勒任董事长，会长为文森特。在他任期的十年内基金会的工作有很大成绩，其中国际卫生部是最大的重点。防治钩虫病的工作遍及六大洲62个国家，以后又发展到疟疾、伤寒的防治，取得相当大的成绩。与此同时，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建立常设公共卫生机构，从事更加广泛的公共卫生工作。相应地，又在美国和世界各国培训公共卫生医务人员。另一项工作是提高医学水平。卡耐基基金会资助了一项旨在改进美国医学教育的调查，产生了有名的弗莱克斯纳报告，与欧洲先进国家相比较，全面指出美国的弱点。一战结束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这项报告的基础上与先此成立的“教育总会”合作，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展开改进医学教学和建立高水平的医学院的努力。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是这一努力成功的标志，代表了当时美国最高的医学教育水平。在国外包括英、法、比、加拿大以及拉美、中东和东南亚一些地区。从1917年至1928年，基金会在欧、美、加为此项工作共付出4000万美元，还有1000万美元 用于美国中等医校和公共卫生。众所周知，在中国建立的著名的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一时期在海外头等重要的项目，也是洛氏的得意杰作之一。1929年接任的会长为前芝加哥大学校长、数学物理学家梅森。此后，陆续成立了医学科学部（前身为医学教育部）、自然科学部、社会科学部和艺术人文部等。基金会资助的项目仍然以医学科学为主，逐步扩大到其他领域。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单项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不计其数，一般说来都带有开创性。1928年英国人弗莱明在发明青霉素的研究过程中也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这些成果把美国和世界的医疗水平向前推进一大步。1932年，基金会还首先进行工业医疗（即职业病）和精神病的研究，这些学科在当时还刚刚起步。洛克菲勒医学院成立之初的短短几年中就在流行性脑膜炎、小儿麻痹、黄热病和梅毒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1937年，国际卫生部宣布成功地分离出黄热病的疫苗（在二战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其实验室中制作出3400万份此类疫苗无偿献给政府以供军队使用）。1939年巴西流行某种特殊的疟疾，不久即在基金会帮助下得到控制。1940年的重大成绩是缓解了在全世界流行的伤寒病。其他如遗传学、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以及研究仪器的改进和发明如探测镜、X光分解仪等都是在基金会支持下取得突破性成果。洛克菲勒基金会对科学，特别是医学和农学的重视始终一贯，并将这方面的科研与在世界各地的扶贫工作结合起来。早期医疗卫生方面骄人的成绩使国际卫生部一度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中心而受到其他部门的诟病，认为洛克菲勒为医学科学家所掌握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工作。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人事变动，工作重点逐渐转移，但是医疗卫生始终是其关注点之一。洛克菲勒基金会所创立的国际卫生部的模式及其工作项目带有榜样性质。1948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成立，逐步接管原来洛克菲勒基金会所从事的工作领域；1950年，美国政府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所，其资助科研的领域和工作方式也是沿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模式，甚至接过其项目。195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关闭，其著名的病毒研究所和人员转到耶鲁大学。在这以后，基金会通过资助世界卫生组织来实现其原来的目标，直到世纪末仍然如此，基金会称之为“洛克菲勒—世界卫生组织互补战 略”。多年来，基金会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计划生育、疫苗接种、避孕药的研究和热带病防治等都有所捐助。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新主任布伦德兰上任，基金会宣布出资250万美元建立一项全球卫生领导基金，供主任在全世界遴选各个学科的10名专家，任期1至2年；这一基金也用于“争取全球健康平等”。此项目致力于缩小发达与不发达国家的健康水平和平均寿命之间的差距，也包括缩小发达国家一国之内贫富人群之间的健康差距。该项目主要从三方面着手：（1） 协助贫困国家建立和改进卫生体制，加强利用信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 加强宣传教育，引起公众对与健康有关的新问题的关注和政府的承诺，如环境、吸烟、艾滋病、抗药性结核病等；（3） 加强对贫困人口多发病（如疟疾、结核等）的药物研究和开发，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以补救药物价格昂贵造成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