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义GDP的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实际GDP增长率 正确吗?

1. 名义GDP的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实际GDP增长率 正确吗?

第一，名义GDP的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实际GDP增长率 这个公式是经济学含义的表述公式，不是实际计算公式，按现行统计制度的实际计算公式是：
（名义GDP增长率+1）=（实际GDP增长率+1）*（通货膨胀率+1）
这个 “+1”是说，比如增长率或者通货膨胀率是2%，计算时一定要用102%，否则结果是错的
第二，国家和各地统计局公布的GDP都是名义GDP，GDP增速都是实际GDP增速，因此求名义GDP增长率根本不用麻烦到用这个公式或者GDP平减指数，直接用本年GDP/上年GDP即可
第三，如果真按公式求，衡量GDP的通货膨胀率必须是GDP平减指数，用CPI或者其他什么的代替是不科学不合理的。因为CPI的统计范围只是居民消费市场上的常见的八大类商品指数，很多包含在GDP统计范围内的增值部分在CPI中没有体现
第四，你找到的GDP平减指数正确么？因为按中国的统计方法，GDP平减指数是根据名义GDP增速和实际GDP增速倒推出来的，也就是说你要先用名义GDP和实际GDP的增长推GDP平减指数，再根据这个指数推回去，这个没意义
题外话：这个问题完全是关于统计方法制度的问题，没有几个学者或学生能说清楚的，这也是为什么官方数据和学术数据差别老那么大的原因之一。建议有类似问题下次直接向专业的统计团队求助，表发在经济研究里。

2. 中国GDP年均增长近（），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

促使中国以往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几个主体要素正在发生变化，而增长速度的转换，在其他追赶型经济体中也多次出现。我们既没有必要为了维持过去30年的高增长水平而过于透支未来，造成经济与社会的过度紧张，也没有必要为增长放缓而过于担心并滋长悲观情绪。只要潜在增长率维持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上，就说明中国经济社会还在以较快速度进步。 


    “草色遥看近却无”，“横看成岭侧成峰”。对任何事物的认识，从远处和近处观察总是大不一样。对到底哪种趋势是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尽管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有十分确定的预测，但如果放在一个远近结合、横向比较的时空框架内分析，肯定会增强认识的清晰性。

    比方说安格斯·麦迪森重新修订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在大跨度时空比较框架内的数据分析，就让人得益匪浅。可以说，麦迪森在数据丛林中，以其独特方式开辟出了一条认识从公元960年到2030年中国经济增长历程的道路。不论其假设基础如何，这种用连续数据链条勾勒出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史，在我所能够知晓的中外学者中，麦迪森都是开创者。今天，我想借用麦迪森的几个关键数据，探讨一下中国经济增长最可能的趋势。 

    按1990年美元计算的人均GDP，14世纪前，中国一直超过欧洲，长期保持在人均450至600美元的水平，养育了差不多每个时期都是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但欧洲人均GDP在14世纪后超过600美元并快速提升，而13世纪末中国四分之三人口聚集到适合种植水稻的南方地区，外延意义上的土地开发达到饱和时，经济增长渐渐处于停滞状态，虽然经济总量一直在提升。到1820年时，中国就已跃升为第一大经济体，占当时世界GDP总量的32.9%。 

    1820年应当是中国经济增长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就年均GDP增长率看，1700年至1820年间，中国高于全世界平均水平0.33个百分点；而在1820年至1952年间，中国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42个百分点，是全球最低的。就人均GDP看，在世界平均水平由1820年的667美元增长到1952年的2260美元时，中国则由600美元降到了538美元，期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0.1%，而世界平均水平为0.93%。在世界GDP中的份额因之由32.9%降到了5.2%。 

    尽管从1952年开始，无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GDP增长率，中国增长步伐都快于以往，但在1952年至1978年这个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中国增长速度仍不及世界平均水平，因而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持续下跌到4.9%的历史最低点。 

    正是这种巨大差距，致使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便爆发出了超高速的经济增长能量。1978年至今的30年里，按照麦迪森的计算口径，中国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都是世界各个经济体中最高的，均高出全球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以上，占全球经济的份额随之达到了15%左右。 

    学者们很容易总结出引发这30年高速增长几个主体要素：一是基数太低；二是大大放松了对内管制，主要资源基本交由市场配置；三是快速而全面的对外开放，中国已成为最开放的经济体；四是巨额资本投入，支撑这一投入的储蓄率在过去十多年里高达60%，亦为世界之最，这还不包括7800亿美元外资；五是持续增大且素质不断改进的劳动投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处于上升（由1978年的54%上升到70%）并趋于最高水平，15岁及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由1978年的5.33年提高到目前的10年多；六是资源利用效率快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近3%。 

    显然，今后中国经济是否还会以过去30年间的速度增长，也正取决于以上六个因素会发生何种变化，以及能否出现中国独特领先的新因素。现在看来，以上六个要素中可能会发生相反方向变化的有以下三点：一是基数已经较高；二是无论对外开放空间，还是发达国家技术创新与扩散效应，都会不可避免地小于过去，这决定了资源利用效率增长幅度也在降低；三是伴随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而来的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消费总水平与结构的提高，决定了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幅度也将走低。不过，鉴于行政管制领域仍有很大改进余地，特别是诸如铁路运输、电信、金融等服务业，以及能源、原材料、装备制造业等国有控企业的改革推进；加上中国的教育发展还有相当空间，技术自主创新已渐成气候，从而决定了全要素生产率，亦即资源利用效率仍会上升。 

    综合这些变化可以推论，今后中国经济可能不会再有过去30年那么高的增长率，但仍会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水平上。从这一点上看，麦迪森的以下预测还是有道理的：从现在起到2030年期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将接近5%，人均GDP年均增长4.5%，虽然分别低于过去30年平均水平4个、2个百分点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