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我国储蓄存款数量变动的的主要因素

1. 影响我国储蓄存款数量变动的的主要因素

从我国目前不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看，人们的不稳定感和危机意识特别强，总体上储蓄存款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1、积累教育资金存款增加，7-9月份教育支出存款减少 
2、积累购房资金存款增加，购买房产存款减少 
3、积累意外疾病保障资金存款增加，疾病发生存款减少 
4、积累养老保障资金存款增加，退休后如果入不敷出存款减少 
5、积累大宗消费资金存款增加，打总消费时存款减少 
6、快速通货膨胀导致收入增长敢不上通货膨胀速度时，存款减少

2. 结构性存款存量规模缩水 或被大额存单逐步替代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走访北京地区多家银行网点发现，2018年年中多家银行大力推介结构性存款的情形已难见到， 理财 经理在向投资者介绍产品时，更多是推荐净值型理财产品。某股份制银行宣传单显示，该行5万元起售、1年期的结构性存款最高年 化收益率 为4%，6个月期限的最高年化 收益 率为3.97%，均低于同期限的净值型理财产品。
 
   
   
 结构性存款规模在2018年曾一度突破10万亿元大关，但在2018年末回落至9.61万亿元。专家认为，随着未来对结构性存款监管的进一步明确，许多中小银行将因为不具备衍生品交易资质而无法开展这一业务，预计未来结构性存款规模难现大幅增长。
   
 存量规模缩水
   
 2018年，结构性存款在经历火爆后有所降温。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中资银行结构性存款规模相比2017年末大幅增长2.66万亿元，8月末中资银行结构性存款规模突破10万亿元。从规模变化情况来看，2018年结构性存款1-9月呈逐月增长之势，但自第四季度开始规模有所回落，最终定格在9.61万亿元，较9月末的最高点收缩逾5000亿元。
   
 多位专家认为，结构性存款规模快速增长主要受资管新规的影响。普益标准研究员涂敏表示，资管新规之后，结构性存款逐渐成为保本理财的替代品，受到投资者喜爱，也成为银行揽储的重要手段。同时，此前对于结构性存款监管的空白也推动了结构性存款规模的迅速增长。
   
 兴业研究固定收益分析师梁世超表示，2018年初银行核心存款吸收困难，大部分中小银行通过结构性存款实现存款自主定价，以弥补由于同业负债收缩后带来的流动性缺口。2018年二季度后，随着央行基础货币端的放松，银行低成本负债吸收压力有所缓解，加上结构性存款的相对优势下降，银行为此减轻了结构性存款的发行力度。此外考虑到银行理财新规对结构性存款的规定，部分中小银行不再具备吸收结构性存款的能力，这也是2018年四季度以来结构性存款规模下降的原因。
                                                         
 后续增长空间受限
   
 在结构性存款迅速发展过程中，一些问题也值得关注，比如销售发行管理不规范、属于刚性兑付的“假结构”泛滥等。2018年9月末出台的理财新规进一步明确现行监管制度中关于结构性存款的相关要求，包括银行开展结构性存款业务，需具备相应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资格等。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正在制定结构性存款业务的监管规定。
   
 在涂敏看来，不少中小银行尚无衍生品交易资质，甚至中长期都不具备申请此资质的条件，未来结构性存款管理办法对结构性存款的监管将更细致且明确，对不少中小银行来说，或许短期内已无法取得结构性存款的发行资质，也将失去这一重要的揽储手段。预计2019年结构性存款不太可能出现去年规模迅速增长的情况。
   
 “未来结构性存款的监管细则发布后，预计全国性银行和部分规模较大的城、农商行不受影响，发行力度主要取决于各类负债的相对成本。”梁世超预计，在2019年主要负债来源成本稳中有降的背景下，结构性存款增速相对缓慢；考虑到居民存款回表和企业存款增加的因素，结构性存款的规模增长空间有限。
   
   交通银行 ( 行情  601328 ,诊股) ( 港股  03328 )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赵亚蕊认为，总体来看，由于结构性存款需要缴纳存款准备金，且回归表内后也需受到MPA等考核指标的限制，加之结构性存款对衍生品投资也有一定要求，预计表内保本理财会向结构性存款转型，而表外非保本理财可能会出现一部分向结构性存款转型回流，但大部分仍将在新的监管框架下实现净值化转型，所以未来结构性存款并不会呈现大规模增加。
                                                         
 大额存单料受欢迎
   
 业内人士认为，结构性存款是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背景下的过渡产品，未来可能被大额存单逐步替代。
   
 中金固定收益分析员陈健恒表示，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是结构性存款发展迅猛的原因。目前利率双轨制仍然存在，一轨是完全市场化的货币市场利率，另一轨是尚未完成市场化的存 贷款 利率，表内存款端（包括大额存单）仍存在隐形上限，因此在市场利率与存款利率的偏离逐渐明显后，产生“逃”过利率限制的结构性存款和保本理财的揽存行为。大额存单原本是试点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正规军”，但在实践中其流动性和利率市场化程度都远不及预期，才使得“逃”过利率上限约束的“假结构”性存款代替大额存单，间接推进存款的利率市场化。
   
 “在利率市场化深化背景下，结构性存款将是过渡性产品。”  中信证券 ( 行情  600030 ,诊股) ( 港股  06030 )（19.820, 1.18, 6.33%）固收首席研究员明明认为，结构性存款在未来发展会被个人大额存单逐步替代，但短期内并不显著。目前来看，大额存单门槛在20万元以上，其收益比同时期 定期存款 上浮30%左右，吸引资金能力落后于结构性存款的水平。但相比于结构性存款的复杂结构，大额存单在标准化和简单化程度上更受到银行欢迎，资金锁定时间可以更长，带有质押或者可转让性质会适合大流动性投资者。
   
 对于未来无法通过结构性存款进行揽储的中小银行而言，赵亚蕊建议，一要从根本上提高负债拓展能力，发挥其本地特色和优势，深耕本地区域客户，在产品、服务、运营等方面提升客户服务能力，沉淀低成本存款。二要强化交叉销售和不同业务间的协同联动，以更好带动资金的回流或者回存。三要加快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提高主动管理能力，在新的监管框架下大力发展理财业务。四是加强对主动负债业务的对接，积极利用大额存单、同业存单、金融债券等主动负债工具，提高中小型银行的综合负债能力。

3. 关于银行结构性存款的问题

银行结构性存款是什么意思

4. 结构性存款的发展历程

在结构性存款发展初期，银行只能对等值300万美元以上的大额外汇存款提供这种产品。从2004年初开始，小额外汇结构性存款在我国流行起来，它们的名称各异，例如中行的“汇聚宝”，工行的“汇财宝”，建行的“汇得利”都属于外汇结构性存款。从各行推出的这类产品看，它的特点是存款期限较长，短则一年(由银行决定)长则3至5年，现阶段投资者将资金以存款方式交于银行后，一般由银行向国外代理行叙做结构性存款，并给予大致在2．53% 至2．63%之间(高于同期息率1～2倍)的固定收益。由于有高出同期存款数倍的较高收益，在外汇投资渠道狭窄，风险较高，收益较低的情况下，外汇结构性存款自然深受投资者的青睐和追捧。

5. 如何理解银行存款的变化

例如，部分人士认为，由于资金紧张和竞争激烈，存款对银行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并直接决定银行的放贷能力，从而得出结论：银行存款增速下降即说明银行的吸存能力减弱，并意味着该银行的投资价值下降。
　　存款对于银行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但笔者认为，单就存款看存款未免偏颇，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加快、金融改革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实在需要将“存款问题”放在一个更为宽泛、全面的框架下加以考量，以下几个纬度可能是重要的逻辑起点。
　　首先，存款增速的逐步下降是各市场主体的资产配置多元化及中国金融市场深化的客观体现，也恰恰是银行“负债脱媒”的必然趋势。金融深化理论和国际银行业实践深刻表明，
中国银行（601988）
业以往的存款高增长格局已开始逐步转变，取而代之的，是银行表内存款增速的回归。更具现实参考意义的是，由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必须容忍的“经济增速下降”所带来的改革阵痛，决策层短期内不大可能提高中国事实上低估的资金价格（当然，也不应高估降低名义利率的可能性），加之中国真实通胀率的不断显现，较低或负的实际存款利率会致使银行以往大量的表内资金分流出一部分，转至其他金融市场。
　　但这并不是说，银行将成为“恐龙”，以理财产品为代表的资产管理及增值服务正是重要的发展方向。作为“表外的表外”业务，符合监管规定的理财产品不仅已经并将继续给银行及其客户带来可观的可持续收益，更可望逐步成为打通中国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及外汇市场的主要桥梁，大力推动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等重大金融改革，从而进一步为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正反馈效应。因此，单纯看存款增速本身并无太大的实际意义，随着银行资产管理中介身份的强化，市场需要综合衡量银行的资金吸收能力，即资金在存款和理财之间的合理转化。
　　其次，存款增速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金的利用方，即资产的投向，这也正是各个银行发展战略和经营策略差别化的一大重要体现。惯常的逻辑是，存款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贷款增长的需要，即银行自身的信贷高增长策略被动需要表内存款的高增长，否则难为“无米之炊”。但综观上市银行的各期报告，一个日益分明的现象是，中国银行业以往高度同质化的局面已悄然改变，这尤其从各银行的信贷增速、信贷投放结构以及贷存比差异中可见一斑。
　　简言之，银行负债方的脱媒实际上必然同时伴随着资产方的脱媒，目前广为关注并夸大的所谓“信贷需求不足”实际上正是银行资产脱媒的题中应有之义。实际上，真正看清了金融发展方向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趋势的银行，在很多年以前就开始了信贷总量和结构的主动调整，信贷投放对存款增长的依赖性因而逐年下降。典型的例子是，如果单纯看存款增速，某些银行可能表现相对较好，但若综合贷存比、资金稳定性等因素，其资金的“捉襟见肘”程度要远甚于那些存款增速相对较低的银行。
　　进一步看，资产方的脱媒趋势要求银行切实改变以往靠信贷大量投放来支撑利润增长的盈利模式，走出一条“轻型化”的可持续“瘦身之路”。尤其考虑到此轮着眼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宏观调控需要，中国以前那种集中爆发式的投资透支性增长之路不再，投资增速的理性回归与其说是“有效信贷需求不足”，不如说是：信贷等一揽子需求的日益差别化给不同发展路径的银行带来了不同的机遇和挑战。
　　最后，也是笔者认为最为重要的是，衡量“吸存能力”的一大关键要素是，要看获得存款的成本付出，即付息率的高低。不可否认的是，当前部分银行为了满足信贷资产扩张的需要和日益严格的监管要求，对资金“饥不择食”，甚至通过发售高预期理财收益率的保本理财产品，并设定相应理财产品期限的方式，来达到理财转为存款的目的，从而推高了付息成本。这种表面看去较强的“吸存能力”，不仅会侵蚀银行盈利的可持续性，更会加大中国金融运行的潜在风险，亦将成为监管层下一步的监管重点之一。
　　可以说，只有尽可能通过较低的吸存成本和产品创新来实现所需资金的增长，并加大实时资金运作的力度，才能切实实现自身综合资金运作水平和整体盈利水平的提升。
　　总体来看，在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需求的推动下，银行与银行之间在发展战略和经营路径上的先天差别，正日益描绘出中国银行业“异质化”大图景。

6. 如何理解银行存款的变化

例如，部分人士认为，由于资金紧张和竞争激烈，存款对银行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并直接决定银行的放贷能力，从而得出结论：银行存款增速下降即说明银行的吸存能力减弱，并意味着该银行的投资价值下降。
　　存款对于银行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但笔者认为，单就存款看存款未免偏颇，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加快、金融改革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实在需要将“存款问题”放在一个更为宽泛、全面的框架下加以考量，以下几个纬度可能是重要的逻辑起点。
　　首先，存款增速的逐步下降是各市场主体的资产配置多元化及中国金融市场深化的客观体现，也恰恰是银行“负债脱媒”的必然趋势。金融深化理论和国际银行业实践深刻表明，
中国银行（601988）
业以往的存款高增长格局已开始逐步转变，取而代之的，是银行表内存款增速的回归。更具现实参考意义的是，由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必须容忍的“经济增速下降”所带来的改革阵痛，决策层短期内不大可能提高中国事实上低估的资金价格（当然，也不应高估降低名义利率的可能性），加之中国真实通胀率的不断显现，较低或负的实际存款利率会致使银行以往大量的表内资金分流出一部分，转至其他金融市场。
　　但这并不是说，银行将成为“恐龙”，以理财产品为代表的资产管理及增值服务正是重要的发展方向。作为“表外的表外”业务，符合监管规定的理财产品不仅已经并将继续给银行及其客户带来可观的可持续收益，更可望逐步成为打通中国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及外汇市场的主要桥梁，大力推动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等重大金融改革，从而进一步为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正反馈效应。因此，单纯看存款增速本身并无太大的实际意义，随着银行资产管理中介身份的强化，市场需要综合衡量银行的资金吸收能力，即资金在存款和理财之间的合理转化。
　　其次，存款增速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金的利用方，即资产的投向，这也正是各个银行发展战略和经营策略差别化的一大重要体现。惯常的逻辑是，存款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贷款增长的需要，即银行自身的信贷高增长策略被动需要表内存款的高增长，否则难为“无米之炊”。但综观上市银行的各期报告，一个日益分明的现象是，中国银行业以往高度同质化的局面已悄然改变，这尤其从各银行的信贷增速、信贷投放结构以及贷存比差异中可见一斑。
　　简言之，银行负债方的脱媒实际上必然同时伴随着资产方的脱媒，目前广为关注并夸大的所谓“信贷需求不足”实际上正是银行资产脱媒的题中应有之义。实际上，真正看清了金融发展方向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趋势的银行，在很多年以前就开始了信贷总量和结构的主动调整，信贷投放对存款增长的依赖性因而逐年下降。典型的例子是，如果单纯看存款增速，某些银行可能表现相对较好，但若综合贷存比、资金稳定性等因素，其资金的“捉襟见肘”程度要远甚于那些存款增速相对较低的银行。
　　进一步看，资产方的脱媒趋势要求银行切实改变以往靠信贷大量投放来支撑利润增长的盈利模式，走出一条“轻型化”的可持续“瘦身之路”。尤其考虑到此轮着眼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宏观调控需要，中国以前那种集中爆发式的投资透支性增长之路不再，投资增速的理性回归与其说是“有效信贷需求不足”，不如说是：信贷等一揽子需求的日益差别化给不同发展路径的银行带来了不同的机遇和挑战。
　　最后，也是笔者认为最为重要的是，衡量“吸存能力”的一大关键要素是，要看获得存款的成本付出，即付息率的高低。不可否认的是，当前部分银行为了满足信贷资产扩张的需要和日益严格的监管要求，对资金“饥不择食”，甚至通过发售高预期理财收益率的保本理财产品，并设定相应理财产品期限的方式，来达到理财转为存款的目的，从而推高了付息成本。这种表面看去较强的“吸存能力”，不仅会侵蚀银行盈利的可持续性，更会加大中国金融运行的潜在风险，亦将成为监管层下一步的监管重点之一。
　　可以说，只有尽可能通过较低的吸存成本和产品创新来实现所需资金的增长，并加大实时资金运作的力度，才能切实实现自身综合资金运作水平和整体盈利水平的提升。
　　总体来看，在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需求的推动下，银行与银行之间在发展战略和经营路径上的先天差别，正日益描绘出中国银行业“异质化”大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