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对中国经济有何意义

1. “供给侧改革”对中国经济有何意义

2. “供给侧改革”对中国经济有何意义

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几大行业，亏损面已经达到80%，产业的利润下降幅度最大，产能过剩很严重。截至2015年12月初，几大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这几大行业对整个工业PPI下降的贡献占了70%—80%。
由于产能过剩的企业占据着大量人力、资金、土地资源，使得生产以及运营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新经济的发展。因此，势必要建立有效的过剩产能退出机制。“僵尸企业”不退出，企业转型就不可能实现。
“僵尸企业”都普遍处于一种按兵不动的“熬”冬状态，或在等待来年形势转好，或想把这种情况拖下去移交给下任解决。而领导层则希望其能够腾“笼”换“鸟”，这其实是很困难的事。
供给侧要通过产业的调整，通过创新，来提高生产率，来适应市场需求的结构变化。通过结构性改革调整，应该对2016年经济的增长有一个乐观的预期。[1] 
中国供需关系正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供需错位”已成为阻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一方面，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因此，强调供给侧改革，就是要从生产、供给端入手，调整供给结构，为真正启动内需，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寻求路径。[4] 
传统的先增长后治理、追求增长忽视公平等发展方式失去了可持续性，必然走到尽头。
新常态下，结构调整是一种大逻辑、大格局、大趋势，是中国无法回避、必须进行的一场变革。
结构性改革是改革的重头戏，也是考验中国经济能不能转型升级的关键。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需要结构性改革来推进，需要在需求结构、投资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等方面发力。

3. “供给侧改革”对中国经济有何意义

其一，“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是主要方式。这意味着，从央企到地方国企的整合将向下层逐级推开，“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将加快。这关系到产业层面供给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这意味着企业将通过结构性减税获益。实际上，此前明确的“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水平”，与降低成本的政策信号一致。这是在财税制度层面改善供给。

　　其三，“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这是对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再次确认。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不仅因为这一行业能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许多下游产业的发展，化解这些行业的产能，有效拉动就业，还在于从推进“人的城镇化”考量，房地产业的发展是让2.5亿缺乏相应市民权利的城镇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来的必要物质前提。这是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

　　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一论述表明了最高领导层对股市发展的态度。股市既是企业的直接融资平台，也是普通投资者合法获得财富、提高消费能力的主要平台。这是在资本层面强调供给的稳定性。

4. “供给侧改革”对中国经济有何意义

供给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通过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从生产力角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生产力增长是得益于制度改革将资源配置到更高效的用途中，随着中国的科技发展接近主要发达国家，生产力增长、实际GDP增长水平会较历史最高水平显著减慢，除非中国成为新技术和创新中心或者实施新的全面经济改革。

5. “供给侧改革”对中国经济有何意义

为满足目前国人和企业的消费习惯和消费需要，也符合政府鼓励引导性消费，但市场本身即很强的可预测性也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所谓的“供给侧改革”，初衷是为了能更好的改善供应链与消费群之间的关系，也能更好的把握和调节市场需要。
投资、消费、进出口依然是国家经济的增长的主要动力，前任已经用4W亿证明投资的效果并补理想，面对整体经济增速的下滑，国家战略方面当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消费上了。
但真实的情况是市场本身也是由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变化着的。先不说“改革”会动到多少人的利益，受到多大的阻力，就算真正能到达预期目标的改革程度，要说这项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只能等时间来证明了。

6. “供给侧改革”对中国经济有何意义

供给侧要通过产业的调整，通过创新，来提高生产率，来适应市场需求的结构变化。中国供需关系正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供需错位”已成为阻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一方面，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因此，强调供给侧改革，就是要从生产、供给端入手，调整供给结构，为真正启动内需，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寻求路径。
新常态下，结构调整是一种大逻辑、大格局、大趋势，是中国无法回避、必须进行的一场变革。结构性改革是改革的重头戏，也是考验中国经济能不能转型升级的关键。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需要结构性改革来推进，需要在需求结构、投资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等方面发力。供参考。

7. “供给侧改革”对中国经济有何意义

供给侧改革的“喜”：1）亏损最严重的30%企业对2015年经济指标的拉动：固定投资仅0.5个百分点；消费仅0.7个百分点；2）亏损企业的税收贡献本身较小，失业补贴最高共需要1618亿；3）银行面临的潜在坏账小于拨备+年利润。“忧”：但面临的挑战仍大：4）参考1998年去产能速度，若考虑存量在建工程，投资的拖累可能更大；5）资产质量问题可能约束银行放贷能力；6）与1998年相比，本轮去产能周期缺乏新增长点。“喜”：经济能够承受供给侧改革冲击在极端假设下，我们假定工业企业中亏损最为严重的30%都面临出清压力，也将所有亏损企业都倒闭的情形作为一个对比。整体而言，供给侧改革对投资和消费的拖累都相对有限，且参考《关于钢铁行业脱困指导意见》等改革指导文件，整个供给侧改革的完成可能需要5年左右的较长的时间，整体风险更加可控。亏损企业对投资的贡献不足0.5%根据我们的测算，亏损最严重的30%企业的固定资产存量约占整个工业部门的10%，假设固定资产投资与存量成正比（事实上这很可能高估改革影响），对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拖累约为0.5个百分点。如果我们把这个范围扩大到所有亏损企业，其占工业部门比重约13.5%，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拖累约0.7个百分点。亏损企业对消费的直接拖累也有限在就业方面，亏损最严重的30%企业拥有899万的员工，根据亏损企业员工平均5.6万元的年收入，按照人均1500元/月的失业补助计算，职工收入下降约3146亿，而目前中国人均消费倾向约62.6%，对2015年总消费的拖累约0.7%。如果按照全部亏损企业计算，这一数字为1.3%。亏损企业对税收的贡献不大从行业划分来看，房地产、批发零售、银行和烟草业是目前国家税收的主要贡献，而全部产能过剩行业占全国总税收的占比仅不足10%。供给侧改革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同时对税收产生影响。一方面，亏损企业的倒闭会减少税收的基数，但事实上亏损企业享受税收的优惠和减免，对整体税收的贡献有限；另一方面，按人均1500元/月计算，亏损最严重的30%企业如果全部倒闭，最高需要1618亿的失业补贴（对比2015年财政支出17.6万亿），影响也可控。银行拨备+利润足以覆盖潜在坏账在极端假设下，30%亏损企业全部倒闭，其拥有的债务全部违约，这将会给银行部门带来2.9万亿的坏账问题，给银行部门带来较大的压力。但截至2015年3季度，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达到2.3万亿，银行年利润预期也超过1.5万亿，坏账损失仍然小于银行当前的拨备和年利润水平，不会带来系统性风险。如果供给侧改革是在3年以上的时间长度中逐渐完成，根据我们的测算，对银行的利润拖累也相对有限。“忧”：但仍有三方面的挑战如果算上存量在建，投资的拖累可能更大在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中，中国依赖于投资的拉动，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接近50%，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不足20%的正常水平。而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这意味着大量的投资仍在建设之中。在1998-2002年的去产能周期中，纺织业等产能过剩行业的资产交付使用率上升至超过100%，意味着投资的大量减少。而在本轮的去产能周期中，如果未来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目前66%）重新回升至1998年周期时的高位水平（79%），那么对投资的拖累将会更大。坏账问题可能限制银行功能的发挥根据我们的测算，亏损企业的潜在坏账风险小于目前银行的拨备和利润水平，系统性风险有限。但债务的压力上升可能会影响银行信贷功能的正常发挥，导致债务问题的加速恶化和对经济增长的拖累。近期传出的部分银行对19个行业贷款进行限制或正是表现之一。新需求从何而来？在1998-2002年的去产能周期之中，虽然投资和出口带来了较大的拖累，但最终消费（包括政府支出）出现快速回升，对冲了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而且随着2001年加入WTO，外部需求的增长对冲了内部矛盾，使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期。但目前全球缺乏新的需求增长点，中国内部也面临老龄化压力，为达到“十三五”规划中6.5%的增长目标，仍需要努力寻找新的增长点。

8. “供给侧改革”对中国经济有何意义

从字面理解，“供给侧”就是相对于需求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上世纪70年代发轫于美国的供应学派是“供给侧”经济研究的先声，并在大约10年时间里成为日后有名的“里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供应学派的诞生建立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注重需求侧的管理，通过刺激需求达到经济调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货币政策。尽管凯恩斯主义被一再证明在短期内确实行之有效，但长期来看，一味扩大需求会导致持续通胀，进而导致经济停滞。这正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世纪80年代在美、英上台时面对的局面。
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更全面地为“供给侧改革”下了定义：其一，“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是主要方式。这意味着，从央企到地方国企的整合将向下层逐级推开，“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将加快。这关系到产业层面供给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这意味着企业将通过结构性减税获益。实际上，此前明确的“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水平”，与降低成本的政策信号一致。这是在财税制度层面改善供给。

　　其三，“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这是对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再次确认。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不仅因为这一行业能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许多下游产业的发展，化解这些行业的产能，有效拉动就业，还在于从推进“人的城镇化”考量，房地产业的发展是让2.5亿缺乏相应市民权利的城镇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来的必要物质前提。这是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

　　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一论述表明了最高领导层对股市发展的态度。股市既是企业的直接融资平台，也是普通投资者合法获得财富、提高消费能力的主要平台。这是在资本层面强调供给的稳定性。

　　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显然，这些层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这也表明“供给侧改革”不是针对经济形势的临时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改革成效的决定因素

　　制度因素、组织创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缚，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由此决定着“供给侧改革”的成效。

　　根据经典定义和决策层对“供给侧改革”的表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侧改革”的目的。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就是在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无形生产要素推动的生产率提高。在中国，由于普遍的技术进步还未到来，因此无形生产要素应当主要包括制度因素和组织创新能力。也就是说，制度因素、组织创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缚，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由此决定着“供给侧改革”的成效。

　　事实上，在制度因素方面，能否改进供给是现在面临的一大问题。比如，在人口红利衰减的趋势形成后，应当制订什么样的人口政策保证充足和更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供给？在中小企业天然缺乏高等级信用的情况下，应当制订什么样的金融政策让中小企业得到资金供给？在放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预期中，应当制订什么样的政策既能让房地产行业发挥经济引领作用，又避免形成过大价格泡沫？这些问题都是老问题，但一直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调控历史表明，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必须跳出短期利弊的思维视野，从长远利益考量，让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的长远目标相匹配。让“供给侧改革”达到预期效果，制度供给的创新是最重要的前提。

　　此外，组织能力的优化对“供给侧改革”也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已经推进或正在部署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国企改革等，既涉及政府组织，也涉及政府资金主导的大型企业组织，这些都属于组织能力优化的新探索。“供给侧改革”强调了继续推动这些改革的重要性。而从全局来看，不仅政府组织、大型企业组织需要优化能力，数量庞大得多的微型组织能否优化，同样重要。当前，大量微型组织生存发展困难较多，优化这些组织的能力，为其提供宽裕的市场进入空间，通过减税等措施减轻其压力是当务之急。如此才能提高其生存能力，创造鼓励创新的应有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