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精神的晋商精神核心内容

1. 晋商精神的晋商精神核心内容

穷则思变，艰苦创业。逐利四海，开拓进取。振兴民族，忠义爱国。组帮结会，同舟共济。信誉至上，诚实守义。尊师重教，以人为本。勤奋谨慎，俭约自律。乐善好施，热心公益。

2. 晋商文化的晋商精神

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他们的自我写照。他们的成功，令人注目。他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勤奋：这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著闻”。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谨慎：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曰：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从王氏那里得到资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山西商人的商帮群体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表现有三种形式：其一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这是最初的群体合作形式。朋合营利就是一方出资，一方出力，有无相资，劳逸共济。而合伙经营是一个人出本，众伙而共商，也就是财东与伙计合作经营，它与朋合经营不同之处是，一个财东可有许多伙计，故“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显然，伙计制比朋会制规模大，伙计制是在朋合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制度就其规模组织而言，在中国商业史上实无前例。不过，无论朋合或伙计制，尚是比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其二是按地区形成商帮。这一种形式是在朋合营利和伙计制基础上，以地域乡人为纽带组成的群体。山西商人在各地设立的会馆，就是这一地方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这种地域帮以山西商人来说，统为晋帮。但在山西内部又按省内各地区形成不同的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清季票号兴起，又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其三是以联号制和股分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从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群体作用。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

3. 分析论述晋商的文化精神

解读晋商精神
一个甲子前倨后恭
晋商曾经的辉煌让一个甲子以来总是在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上前倨后恭的山西人可以说一句：咱祖上也阔过，而且那还不是一般的阔啊，是横穿明清两个朝代五百多年、跨越欧亚美非数大洲的商帮之首富呢！
之所以说是前倨后恭，也确有原因。
先看前之倨：
首则那能源重化工基地先前是国家计划下不可或缺的。在共和国的60年历程中，前一半，山西的日子较之全国其他地方，是具有独特优势的，当今人们的理念是哪里有资源，哪里就有话语权，可这是当今的理念，那个时代是计划经济，资源给山西带来的是大投资，但利润并没有留在山西，如若能平平和和地“计划经济”倒也真是山西人的福气，可惜，那近30年中计划几乎天天伴着没完没了的政经运动和上下左右的社会折腾，疗养至今也未必结束【注1】；但因了那重型基地，还是建成了重型机械、钢铁、军工、铁路机车、化工、水泥、电力的倚重型的工业格局，城市的居民确是“被分配”就业相对较多，待遇也是有保障的；次则山西的农村虽然一如其他地方贫穷，但其地理纬度适中，自然条件虽然不好，可是十年九旱，却较之动辄水虫雹冻的难以预见尚未到更坏，加之山西历史上即人文积淀深厚，儒释道荟萃，尤其两千年的崇公（关公）尚义和佛教文化的影响，整体上民风淳朴，注重亲缘关系，相对暴戾之气较少，人际合作的基础较好，出现大寨这样的农村榜样还真不是偶然。
再看后之恭：
这个甲子的后30年，山西先是惯性地被罩在了从前中央政府五年计划的投资阴影下走不出来，但渐渐品出些改革滋味的山西人发现这个真是不大灵光了，山西廉价出卖的是自己脚底下优质的资源，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定价话语权和资源补偿费用，更重要的是旧的设备无法得到更新升级，体制转型中许多既有的规范难以适应新的关系的调整，在种种追求急切改变困境的浮躁心绪支配下，不规范的运作、不安全的开采不仅导致矿难不断，竟使山西政界官场一片惶惑，不知道“心在哪里安放”？【注2】山西的民众包括那些“煤老板”也同样惶惶然摆脱不了资源的梦魇。制度转型中的种种欠缺，使山西的财富分配畸形，不仅贫富严重不均，而且先富者也缺少先祖们的精神涵养和修行。
他们成了发山西煤财、炒北京别墅、飚越野悍马的暴发户。
三晋大地上空漂浮的悬浮煤灰，在不到百年时间，竟然把晋商五百年的历史的辉煌遮蔽得如此严密？（图片说明：山西灵石晋商大院——“王家大院”石雕）
躬身探究晋商精神
随着这后30年的恭（躬）下身来近距离分辨，穿越厚黑的煤灰幕帐，跨越狭隘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藩篱，不断有学者探究着晋商的种种足迹事迹事业视野。
虽然躬身有些许被迫之意。在改革开放初期，即有日本学者对山西商人的研究成果震动了在山西的金融经济史学者【注3】。建筑学家阮仪三先生铲下救出平遥古城，否则，余秋雨先生就不知道在哪个真实可触的地方去“抱愧山西”了。但是后来一些影响巨大的影视文学作品却恰恰曲解了真实的晋商精神。譬如著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当然用不着苛求文学、小说。有如在相当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教育告诉我们一些极抽象又被滥用的“价值判断标准”：凡是富人的财富都是剥削而来，甚至是靠“半夜鸡叫”般的荒唐，刘文彩、南霸天之类的残暴获得的，其谬音流布，虽于今尚有余韵，但因其弄公权以欺世人的太过拙劣，在残存的晋商史料记载面前，已成为令人宽容大度哑然失笑的证伪例证。
那些浩如烟海的林林总总的史料里发掘到的晋商共有的品质灵魂有哪些？尽管见仁见智，但晋商那些共同的精神可以由少到多由简入繁地来概括：
义——即崇尚正义，以义制利，义乃正当正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制度中的从不强迫他人清欠、但底线即商务绝交，仅此而已，并不断人其他生路，这虽是没有武力保障，缺少公共权力维护下的不得已，但在冷兵器时代的这种以自己承担“无限责任”风险的商人，可以当得起义薄云天了。古代罗马法庭前的正义女神雕像背后刻有一句古老的法偐：“为了正义哪怕天崩地裂！”新旧文明尚相益，东西义理本自同。价值的普世性就在于即使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同样可以读懂义为何物？
诚信——即古往今来海内境外太阳底下最不新鲜的民商事法律（且不论其习惯还是成文）“帝王原则”。如果说义是做人的底线，诚信则是商人的底线操守，这其实并不需要多少聪明智慧去判断，在熟人社会也是容易做到的，而晋商在漫长的岁月中，在不断开辟着新的商业道路，五百多年的历程中保留这样的铁律，并使之成为桑梓地经商处世代接替的社会遗传密码，以至于海外的甚至拉美的一些国度至今都以晋商售茶作为诚信的化身和代表。家传的口述的书载的史记的不可枚举。谨防急功近利鼠目寸光，晋商的诚信是味良药，日久见真心，由此而来。
重商业——以商为业，重商立业，襟怀坦荡，对外圆融称作儒商（此处儒字泛化为读书修文之意，并非仅仅属于某流派学说），对内直接纯粹，就是以商为本业，为职业，为事业，没有低人一等、二等公（臣）民，或等外臣民的羞愧和矫饰。这也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挑战，诸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士农工商阶层的排序，他们不在意，倒是影响巨大的电视剧《乔家大院》里隐隐约约掺进去些不大纯粹的官本位和读书做官理想。其实晋商真是把皇权社会中官家士族文人雅士视作末流的商事活动，演绎得风生水起，令距其百多年后的人们看得感慨唏嘘叹为观止！
勤俭律己——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克勤克俭，律己以严、宽以待人等等，几乎是所有兴盛数代的晋商的家训店规章程中的题中必有之义。无须四处搜寻翻检，随便打开一本晋商史料，都能找到这类大同小异的“章程”“规范”。“齐家务要严肃应事务要和缓”“居室务要兼用知过务要即改”【注4】至于什么赌钱嫖妓、纳妾包二奶更在禁止之列。当然规定是规定，但违反者总是存在，甚至很严重的，但规则的制定就是被违反的，否则规则即失去了规范定则之义。所有的规范可能都意味着不容易做到，明清晋商的身体力行之普遍世所公认。奠定了在皇权专制社会下不啻最高道德群体——官宦大夫科举士人。故而才有所谓雍正皇帝之叹：山右之人一等者经商，次者力农，再次者方去读书。
乡缘和为贵——所谓乡缘地缘是晋商规模拓展的规则。譬如在“北京的布行，多为山西翼城人经营，鲜鱼口往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注5】和为贵本就是儒家和谐文本的基础，也是经商之人崇奉和气生财、互利多赢，不然则商战不断、内讧纷起、煞星戾气、不剩赢家。
但是，有原则的和方为尊贵。晋商普遍的用人原则为“用乡避亲”，有人谴责这种用人方法的封闭性。其实第一，在社会生活节奏相对迟缓的农耕皇权社会下，公共服务保障匮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用具有乡（地）缘的熟人，对自己的商号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考核和监督成本，对本乡而言正是惠及乡里的根本举措。
第二，用乡而避亲（如通常不用少爷、姑爷和舅爷）既避免了最常见的角色冲突，又能更大限度地发挥职业经理人（掌柜）的积极作用。这较之现代企业的人际管理并不逊色。
第三，这种由乡缘地缘关系缔结的互助合作模式，担纲了皇权社会下基层社会公共产品匮乏的自治管理和基本互助，也是晋商能在五百年间和谐发展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这种运作不独晋商，其他商帮也多少都是实行类似的社区关怀，包括儿童的教育、失去劳动力的鳏寡孤独的“五保”，只可惜未能发展出现代西方家族企业的托拉斯（Trusts，即信托基金），或假以时日有所镜鉴，尚可期待？
第四，晋商和谐发展的物质和制度基础是其著名的学徒年资身股分红制，更是西方上世纪30年代之后方出现的“人民资本主义”和现代的职业经理人期权激励机制的古代中国版。仔细观察晋商的制度，发掘其精神，更能体味出那种千年易过而人性难变的普世沧桑。
第五，晋商和谐发展的精神基础集中体现于崇公好义。其外化形式即关羽崇拜。关羽也起到了类似宗教那样的精神凝聚力图腾偶像的作用。时至今日，海外许多华人的商铺、店堂、甚至办公室都供奉关羽像，不时顶礼膜拜。对自己耳提面命：在商言商，但要以义制利，取财有道，谨记在心……虽并不一定有法律强制力，但日久成习惯，动辄就大喝：此是否不义之财？晋商的道德教化正是靠这样点点滴滴渗进经商人的头脑之中，逐步内化成为其心中的道德律。而在内地这样子的摆设开始是“港化”的时尚而已，是否也会由外而内，水滴石穿渗进心中，百年风尘洗涤干净，需要时日。
这是我理解的晋商精神，她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自洽体系。
这真是：五百年经商义制利 一世纪动荡戾毁德

4. 晋商文化的晋商精神

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他们的自我写照。他们的成功，令人注目。他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勤奋：这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著闻”。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谨慎：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曰：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从王氏那里得到资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山西商人的商帮群体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表现有三种形式：其一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这是最初的群体合作形式。朋合营利就是一方出资，一方出力，有无相资，劳逸共济。而合伙经营是一个人出本，众伙而共商，也就是财东与伙计合作经营，它与朋合经营不同之处是，一个财东可有许多伙计，故“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显然，伙计制比朋会制规模大，伙计制是在朋合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制度就其规模组织而言，在中国商业史上实无前例。不过，无论朋合或伙计制，尚是比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其二是按地区形成商帮。这一种形式是在朋合营利和伙计制基础上，以地域乡人为纽带组成的群体。山西商人在各地设立的会馆，就是这一地方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这种地域帮以山西商人来说，统为晋帮。但在山西内部又按省内各地区形成不同的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清季票号兴起，又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其三是以联号制和股分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从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群体作用。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

5. 理解研究晋商文化的意义是什么

否极泰来，盛极必衰。晋商在历经五个世纪的繁荣后，在民国初年走到了尽头,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一个历史悠久、势力强大的商业王朝为何如此脆弱？深入分析后得出晋商文化与封建王朝的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世纪之交的社会变动时，晋商文化由于历史局限和文化主体的弱势和短见，终没能自我更新，从而走向衰亡。必须指出的是，晋商的兴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不可否认晋商文化中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地方。
　　一是强调法制规范，并重道德建设。对市场经济来讲，价值规律是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但其对于在暴利刺激下的欺诈、假冒伪劣产品等现象却无可奈何。为规范市场秩序，政府出台了大量法律法规，严惩了大批违法犯罪的*商。但令人吃惊的是，我们时时看到法令对于“盗贼”的无济于事。小煤矿事故频发，政府三令五申，但结果是伤亡事故层出不穷，对我们的法治建设真是莫大的嘲讽。数百年以前，晋商就做到了以义取利，诚信不欺，难道现代商人还不如古人？深层分析，我们在加强法制手段的同时，却没对道德贬值予以重视。亚当·斯密曾讲过，自爱、自律、诚实、公平以及公共道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更需要道德的制约，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重塑市场经济根基与法制建设一样重要。
　　二是发扬诚信精神，树立市场信用。市场经济即信用经济，诚实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帝王条律。《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信用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现在我国经济与国际联系愈加紧密，如果放任经济失信蔓延，那么，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将沦为看客。旅俄晋商依靠诚信不欺创造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神话。事实证明，诚信走遍天下。在社会中，一些企业打出了“严格保证质量”的诚信招牌以吸引顾客，具有维护市场信用的积极作用，但把商人应尽的诚信义务作为招揽顾客的“附加服务”这不知是忧还是喜。
　　三是注重团结合作，增强国际竞争力。竞争与合作是当今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近几年来世界大企业之间频繁联系、组合，以便降低成本，增强竞争能力，以共同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已是当今世界企业的共识。因此，中国企业也应当团结一致打造超级舰队，以对付WTO时代的白热化竞争。几百年以前，晋商结成商帮，同舟共济，把晋商发展一再推向高潮，其历史意义是十分丰富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发扬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这样才能共同发展。

6. 晋商的商业文化

 其实，那些显赫一时的晋商家族当年无一不在不遗余力的为自己也为子孙后代营建一个归宿，但不是所有的晋商大院都能够保存到今天，有的大院虽然依旧能够找寻，但颓垣残壁之间，早已难觅当年的风采，譬如祁县的何家大院、碛口西湾陈氏民居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有关部门先后修复开放了五座晋大院，虽然这些力求恢复原貌的修复工程并不能完全还原旧日景象，甚至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遗憾，但今天的人们终于可以最直观去感受晋商文化。这五座晋商大院分别是：祁县乔家堡村的乔家大院、祁县县城的渠家大院、长治西白兔乡中村的申家大院、灵石静升镇的王家大院、榆次东阳镇车辋村的常家庄园。 晋西南丁村民居、晋东南皇城相府、晋北阎锡山故居等山西民宅各具特色，驰名中外，亦可笼统称之为大院，然宅主不具那个时代的晋商明显的特征，故不赘述。①乔家大院——“民俗博物馆”。②渠家大院——“晋商文化博物馆”。③曹家大院（三多堂）——“显赫家族”。④王家大院——山西最大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建筑群，人称“三晋第一宅”。⑤常家庄园——中国第一儒商旧居晋商文化之山西会馆明清年间，辛勤经商的山西商人在商迹之处捐资联合，共同建设了很多山西会馆。这些山西会馆中，有的叫山西会馆，有的发展为山陕会馆，还有的成为山陕甘会馆，还有的叫秦晋会馆、潞泽会馆、西晋会馆、全晋会馆等等。几百年过去了，这些遍布全国各地的山西会馆已经成为当地的重要文物，但是作为晋商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还远远没有为世人所关注。  走近晋商，晋商大院是一个途径，不过那是晋商个体的家；遍布全国各地的山西会馆才是晋商商业帝国的真正见证，这些山西会馆才是晋商的商业奇迹成就的根本基石。据专家考证，从1656年到1888年，晋商建在全国各地的山西会馆有500余座之多。晋商正是以这些会馆为依托，拜关公、崇忠义，团结乡人联合发展，缔造了晋商商业帝国。如今，保护相对完好的晋商会馆尚存世50余座，其中大多数已成为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如北京阳平会馆、三家店山西会馆、河南开封山陕甘会馆、江苏苏州全晋会馆、山东聊城山陕会馆、河南社旗山陕会馆、江苏徐州山西会馆、甘肃天水山陕会馆、内蒙古多伦山西会馆等等。会馆是同乡人在异地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有人说：中国最早的会馆可上溯到明朝永乐年间。最初的会馆，主要为客籍异地乡人的聚会场所。山西人在异地建立会馆，最早的始于明朝隆万时代。据《藤荫杂记》卷六《东城》载：“尚书贾公，治第崇文门外东偏，作客舍以馆曲沃之人，回乔山书院，又割宅南为三晋会馆，且先于都第有燕劳之馆，慈仁寺有饯别之亭。此贾公为贾仁元，字西池，山西万泉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曾任兵部左侍郎，协理京营戍政，克经筵官。贾氏任京官时宅第在崇文门外，曾辟宅南为三晋会馆。当时的会馆规模较小其功能主要是在京的晋籍士人聚会场所。明代实施开中法以来，晋商以“极临边境”地理优势，捷足先登，渐成为明代最有势力的商人群体。京师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晋商为活动方便而设会馆于京师。《晋冀会馆碑记》记述了原初设会馆之起因：“历来服官者、贸易者、往来奔走者不知凡几，而会馆之设，顾独缺焉。……虽向来积有公会，而祀神究无专祠，且朔望吉旦群聚类处，不可无以联其情而冷其意也。议于布巷之东蒋家胡同，购得房院一所，悉毁而更新之，以为邑人会馆”（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晋商会馆创始最早年代，约明中后期。山西平遥颜料商建立的颜料会馆，清乾隆六年《建修戏台罩棚碑记》称“我行先辈，立业都门，崇祀梅、葛二仙翁，香火攸长，自明代以至国朝百有余年矣”。按清乾隆六年（1741）上溯百有余年，当为明代万历后期天启初年。又《临襄馆山右馆财神庵三公地重修建筑落成记碑》载：“吾乡自前明，即有山右会馆。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重修临汾东馆记》载：“临汾为山右平阳首邑，其立馆于京师也，自前明始”（以上均见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碑刻选编》）。可见，晋商至迟在明代中后期已在北京设立会馆了。入清以后，晋商设立的会馆有了蓬勃发展，大体上前后在京师设会馆有40处以上，与此同时，在国内名商埠集镇也先后设立了晋商会馆。这些会馆的设立，首先与当地商业、经济的发展与交通有着很大关系。以河南南阳赊旗镇山陕会馆为例来说，这里在明代尚是裕州（今方城县）兴隆店，也就是一个过路小店。在明代的河南地图上还无“赊旗店”。在清代的河南图幅上，才标出赊旗店。也就是从清代，赊旗镇才有所发展。原来赊旗店地处汉水交流的唐河上游，潘、赵二水环绕如带，由镇东北与西南流过，后二水合流，向南入唐河，唐河继续南流入湖北襄阳（今襄樊），最终汇入汉水，直通汉口；而北经万城、平顶山，可直达洛阳、开封，于是清代的赊旗店逐渐成为一个四通八达的水陆要冲，为两湖、江西、福建、安徽、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九省通衢，也是北京通往云贵驿道的中间站，于是山陕等省商人纷纷到此建房设店，流寓定居，使赊旗舟楫车马，热闹非凡。粮食、棉花、食盐、布匹、煤炭、竹木、茶叶、桐油、生漆、药材、曲酒等各种物资汇集此镇贸易、储存、转运，形成一个物资贸易中心。当时仅从事南北货物过往成交的过载行就有48家，故有“拉不完的赊旗店，填不满的北舞渡（位于赊旗镇东北的一个水运码头）”之说，赊旗店迅速发展为“北走汴路，南船北马，总集百货”的繁华巨镇。而在赊旗店最活跃、最有势力的商人就是山西商人。他们最早来到赊旗店从事茶叶、绸缎、刺绣、木材、食盐、布匹等商品的南北转运，其中茶叶为晋商经营的最大宗商品。请人衷干《茶市杂咏》载：“清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此处“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就是指由江西河口（今铅山县）运至河南赊旗店，再由此北运关外。山西茶商采买福建武夷山或湖南、湖北等地茶叶后，由水陆两路运抵汉口，由汉水至襄阳，转唐河北上达赊旗店，再改陆路，由马匹驮运北上过平顶山、洛阳，渡黄河，入山西，经晋城、长治、祁县，到太原、大同，再经张家口或归化（呼和浩特），用骆驼，穿越戈壁沙漠，运至库伦（乌兰巴托）、恰克图与俄蒙商进行贸易。赊旗店正是这条“茶叶商路”上的一个重要中转站。于是，山西商人为了适应贸易的需要，首先在赊旗店创建了晋商会馆。由上可见，晋商会馆在各城镇商埠的建立，是经商活动的需要。随着经商活动的扩展，会馆的建立又有所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晋商除在京师设立了许多会馆外，又先后在天津、山东聊城、馆陶恩县、东阿、济南、上海、江苏扬州、江苏南京、江苏苏州、江苏盛泽大馆圩、江苏盛泽西杨圩、江苏镇江、湖北汉口、湖北锺祥、湖北当阳、湖北郧西、湖北随州、湖北江陵、湖北公安、湖北沙市、浙江杭州、河南浙川、河南舜阳、河南洛阳、河南开封、河南赊旗、广东佛山、广东广州、湖南长沙、湖南湘潭、广西南宁、青海西宁、新疆巴里坤、安徽芜湖、安徽涡阳、吉林、沈阳、重庆、四川成都、四川灌县、福建福州、内蒙多伦诺尔等地设有会馆，清代晋商会馆几乎遍布全国各行省、商埠。 晋商会馆官网也有详细介绍。

7. 贯穿经营理念的晋商文化精神是什么

 　　号称“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的晋商，在我国的商业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晋商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山西商人所具有的独特精神气质，在支撑并推动晋商数百年来的商业领袖地位中起到很大作用。那么就来了解，  晋商文化  精神是什么。
     
   　　笃实不欺，信义为本的诚信精神  　　诚信是商业的首要秩序，也是晋商精神中最宝贵的财富。晋商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信义为本，禄利为末”，“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经商虽然是以盈利为目的，如果坚守道德信义的根本，定能成功。
   　　不畏艰辛，敢冒风险的开拓精神  　　从晋商的发家史看，大部分起于寒微。为凑足经商本钱，有的不惜举家筹资，有的甚至靠变卖妻子的首饰筹措。由于本小资薄，他们迫不得已从肩挑负贩艰难起步。为取微利，他们别妻舍子、餐风饮露、冒险跋涉。在务实理念的支配下，在崇商观念的支撑下，晋商不畏艰辛，走蒙疆，下南洋，渡东瀛，充分体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忍不拔的精神风貌。
   　　和衷共济，团队合作的群体精神  　　山西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先秦时期儒家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晋商对血缘关系更为认同和重视。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晋商正是凭借着群体的力量，避免了因势单力薄带来的困境，减小了在陌生环境下的经营风险，同时进行同行间的经济管理和协调，避免内部争斗，一致对外，从而创造了一个个的商业奇迹。
   　　审时度势，灵活多变的务实精神  　　明清晋商成就斐然，与其经营谋略应用得当有关。他们正确吸收古人经商经验，在经营活动中善于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如大盛魁的旅蒙商经历200余年长久不衰，其中有一条经验就是组织货源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
   　　如蒙古牧民以肉食为主，喜饮砖茶，大盛魁便自设茶庄进行砖茶的加工，满足牧民需要。蒙古牧民喜欢穿结实耐用的斜纹布，大盛魁便大量组织货源，满足供应，并将布料按照蒙古牧民的习惯，裁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由蒙古牧民任意选购等。
   　　爱国爱民，兼济天下的奉献精神  　　在晋商兴盛的500年中，晋商继承了民族自强的优良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最突出的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英帝国主义的福公司与山西政府签订了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资源章程20条，对山西的矿产资源进行掠夺，面对这种丧权辱国的情况，山西人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争矿运动。
   　　以祁县三晋源票号财东渠本翘为首，联合祁县、太谷、平遥各票号从英国人手中争矿、赎矿。持续十多年的斗争，晋商终于冲破层层压力取得了胜利，这场斗争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反帝爱国的壮举，被史学家称之为是“汇入近代史主流的旷世之功”。
   　　总而言之，诚实守信是晋商精神的灵魂，开拓进取是晋商精神的力量源泉，和衷共济是晋商的环境支持，务实经营是晋商精神的内在品质，经世济民是晋商精神的永恒追求，这五种精神的相互促进成就了晋商五百年的商业辉煌。

8. 贯穿经营理念的晋商文化精神是什么

 　　号称“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的晋商，在我国的商业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晋商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山西商人所具有的独特精神气质，在支撑并推动晋商数百年来的商业领袖地位中起到很大作用。那么就来了解，  晋商文化  精神是什么。
     
   　　笃实不欺，信义为本的诚信精神  　　诚信是商业的首要秩序，也是晋商精神中最宝贵的财富。晋商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信义为本，禄利为末”，“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经商虽然是以盈利为目的，如果坚守道德信义的根本，定能成功。
   　　不畏艰辛，敢冒风险的开拓精神  　　从晋商的发家史看，大部分起于寒微。为凑足经商本钱，有的不惜举家筹资，有的甚至靠变卖妻子的首饰筹措。由于本小资薄，他们迫不得已从肩挑负贩艰难起步。为取微利，他们别妻舍子、餐风饮露、冒险跋涉。在务实理念的支配下，在崇商观念的支撑下，晋商不畏艰辛，走蒙疆，下南洋，渡东瀛，充分体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忍不拔的精神风貌。
   　　和衷共济，团队合作的群体精神  　　山西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先秦时期儒家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晋商对血缘关系更为认同和重视。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晋商正是凭借着群体的力量，避免了因势单力薄带来的困境，减小了在陌生环境下的经营风险，同时进行同行间的经济管理和协调，避免内部争斗，一致对外，从而创造了一个个的商业奇迹。
   　　审时度势，灵活多变的务实精神  　　明清晋商成就斐然，与其经营谋略应用得当有关。他们正确吸收古人经商经验，在经营活动中善于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如大盛魁的旅蒙商经历200余年长久不衰，其中有一条经验就是组织货源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
   　　如蒙古牧民以肉食为主，喜饮砖茶，大盛魁便自设茶庄进行砖茶的加工，满足牧民需要。蒙古牧民喜欢穿结实耐用的斜纹布，大盛魁便大量组织货源，满足供应，并将布料按照蒙古牧民的习惯，裁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由蒙古牧民任意选购等。
   　　爱国爱民，兼济天下的奉献精神  　　在晋商兴盛的500年中，晋商继承了民族自强的优良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最突出的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英帝国主义的福公司与山西政府签订了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资源章程20条，对山西的矿产资源进行掠夺，面对这种丧权辱国的情况，山西人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争矿运动。
   　　以祁县三晋源票号财东渠本翘为首，联合祁县、太谷、平遥各票号从英国人手中争矿、赎矿。持续十多年的斗争，晋商终于冲破层层压力取得了胜利，这场斗争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反帝爱国的壮举，被史学家称之为是“汇入近代史主流的旷世之功”。
   　　总而言之，诚实守信是晋商精神的灵魂，开拓进取是晋商精神的力量源泉，和衷共济是晋商的环境支持，务实经营是晋商精神的内在品质，经世济民是晋商精神的永恒追求，这五种精神的相互促进成就了晋商五百年的商业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