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上海税前一万工资，税后到底能拿到多少？有的说7800多，有的说7500多，哪个对？

1. 请问，上海税前一万工资，税后到底能拿到多少？有的说7800多，有的说7500多，哪个对？

上海市税前工资10000元，税后工资大约7855元。
按《个人所得税法》和国务院《个人所得税实施条例》规定，职工工资薪金所得，扣除应有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减除费用3500元后，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职工应纳个人所得税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 （扣除三险一金后月收入-扣除标准）×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1000—10000×17.5%[养老保险8%，失业保险0.5%，医疗保险2%，公积金7%，因为单位缴纳公积金差异可能略有不同]—3500）×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4750×20%——555=395元。
税后工资=应发工资——个人承担的三险一金——个人所得税=10000——1750——395=7855.00元。

2. 我投资了一家企业原始股，今天在荷兰主板上市，说是要封盘还要融资，一般多久可以上市流通股票，涨多少倍

你买的股票上市了吗

3. 各电力公司概况

好像是发电集团。华能集团是最牛的，小鹏的功劳。

4. 天津有哪些比较好的电子信息企业？

惠州有很多外企，如三星、索尼、LG、普利司通等，也有本地知名企业。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于1981年，是一家从事家电、信息、通讯、电工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集技、工、贸为一体的特大型国有控股企业。经过20年的发展，TCL集团现已形成了以王牌彩电为代表的家电、通讯、信息、电工四大产品系列，并开始实施以王牌彩电为龙头的音视频产品和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通信终端产品的发展来拉动企业增长的战略。二十年来，TCL发展的步伐迅速而稳健，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连续十二年以年均50%的速度增长，是全国增长最快的工业制造企业之一。目前TCL涉及的家电、通讯、信息、电工几大主导产品都居国内同行前列。2001年，TCL集团销售总额211亿元，利润7.15亿元，税金10.8亿元，出口创汇7.16亿美元，在全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列第6名，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大型企业之一。2001年TCL品牌价值144亿元，在全国知名品牌中排第5名。

在20年的发展中，TCL集团以超前的观念和行动，主动去认识和培育市场，创造了“有计划地市场推广”、“服务营销”等市场拓展新理念，系统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机制。TCL集团以市场为先导，十年来致力于市场营销网络的建设，目前已建立起遍布全国各地的由IT网络支撑的300多家营销网点和一支近万人的营销队伍，在世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销售公司或商务代表处，在越南和印度设立彩电制造基地，大力开拓海外市场，为TCL的国际化打下基础。TCL以科技为依托，不断加大科研投入，1998年成立了企业技术中心，2000年1月被评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TCL集团还成功地把产品经营和资产经营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统筹经营，发挥品牌和网络的两大优势，继把TCL品牌从电话机扩展到以“TCL王牌”彩电为代表的音视频产品、电工产品之后，1996年一举兼并了香港陆氏公司彩电项目，开创了国企兼并港资企业之先河，1997年又与河南美乐彩电实现强强联合，1999年，又以资产无偿划拨方式，受让内蒙古彩虹电视机厂，2001年2月又兼并无锡永固电机厂，成立TCL无锡数码有限公司，2000年12月又兼并中山索华空调厂，使TCL的产品规模和整体实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增强了TCL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1998年TCL集团开始全面进入信息产业，生产销售TCL品牌的信息产品，并拓展互联网接入设备业务，建立互联网服务能力，提升分销网络功能，为电子商务时代做准备。1999年，TCL又进军白家电和空调领域，并取得不俗业绩。


秉承“为顾客创造价值、为员工创造机会、为社会创造效益”的企业宗旨，三万TCL人将继续发扬“敬业、诚信、团队、创新”的企业精神，以“研制最好的产品，提供最好的服务，创建最好的品牌”三个最好作为竞争策略，不断进行经营变革和管理创新，增强企业的整体素质，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实现我们创建世界级中国企业的宏伟目标。


德赛集团创立于1983年，从起步到今天，德赛始终与世界一流的技术和管理同步。以科技创新实现大众对高品质现代文明生活的追求，是德赛持续发展的永恒目标。

德赛集团现拥有各类合作、合资、全资公司近50家，在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分支机构，入围国家500强企业，跻身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前列，是广东省重点扶持的50家大型工业龙头企业之一，年销售收入超百亿。拥有四大专业工业园区，总面积达150多万平方米。

20年来，德赛集团先后引进了荷兰菲利浦，德国西门子，美国通用电气、花旗、旭电、日本东芝，香港金山、王氏等著名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和现代管理，斥巨资建立了国家级的科技开发中心，并与清华大学、天津大学联合成立博士后工作站。从90年初开始，推出以“德赛”为母品牌、“德赛数码龙”为副品牌的通讯终端、数码视听、新型电池、光电、精密部件、金融电子等科技产品，并组建了完善的销售网络，进军国内外终端消费市场。德赛电话、DVD、电池、LED真彩显示屏、精密部件产品、金融电子等产品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不仅赢得了较高的国内市场份额，同时在美国、欧盟、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深受消费者欢迎，产品先后通过了美国UL、FCC、FDA、德国TVV-OS、欧洲CE以及国际CB等权威认证，出口量持续增长。


经过近年来的高速成长，德赛的各大产业均进入行业前列，其中德赛电话是五大“中国名牌”产品之一；德赛DVD被国家质检总局认定为免检产品；德赛电池成为国内一次、二次电池主流品牌，多项能源电池的研发处于国内乃至世界前列；德赛光电LED全彩屏是亚洲最大、全球名列前三位的制造、开发、销售基地。


2000年12月，经挪威船级社两天的预审，德赛集团通过ISO9000现场认证，成为国内第一家总部通过ISO9000国际质量认证的大型企业集团，驶入国际“绿色通道”。

2001年，德赛启动品牌整合的“新形象工程”，确定以“科技无限，文明共享”为企业发展宗旨，新的品牌形象更具国际化企业色彩和亲和力，并在年底展开的“德赛梦想家”大型营销推广活动中得到广泛传播。

2002年，德赛斥巨资导入ERP系统，加速管理创新和业务流程重组，提高集团的竞争能力。

2003年4月，集团在国家信息产业部公布的第17届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排名第21位，比上一届上升两位。同时在信息产业部公布的百强企业产品市场销量统计中，德赛电话以451万部排名第一。


在德赛的战略规划中，确立以合资、制造、品牌营销和资本运营四大板块并驾齐驱，保持30%以上的年增长速度，力争2010年销售收入达到600亿元，实现创建国际品牌之志。


华阳集团有限公司创立于1993年，经过10年的探索和发展，成为了以电子信息业为主导，涉及医疗器械、精细化工、IT等行业，集工、科、贸于一体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集团。并成为中国广东省重点发展的大型企业集团,2000年进入广东省工业龙头企业50强。

集团现拥有全资、控股、参股企业20余家，员工10000余人，其中拥有博士、硕士、学士、大专学历的员工800余人，建立了自己的科研开发中心，并与中国科学院、国内著名的高等学府及国际知名公司建立了密切的技术合作关系。


近年来，集团进行了资产重组，骨干员工成为了公司的股东，这一变革无疑使员工与公司结成“利益共同体”，极大地增强了员工创业和挑战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公司将因此更具活力和效率。这种以资本为纽带、产权清晰的法人治理结构，为华阳的高速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们始终将用户、员工、股东、社会的和谐发展作为不断追求的目标。


侨兴集团成立于1992年，主要从事通信终端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与销售，是国内大型的电话机、手机等通信终端产品制造企业。

侨兴是国家级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中国企业 500 强、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国企业信息化 500 强、中国民营百强企业、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外商投资先进技术企业、广东省优秀民营企业。

侨兴拥有 18 家从事通信终端产品、 直饮水净化设备、海洋生物涂料、稀土金属等项目的开发、制造、销售的系统企业。目前员工 7832 人，其中 20% 具有大学以上学历。

侨兴在国内外建立了 3500 个销售网点，产品进入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侨兴主要产品有电话机、无线固话、传真机、 GSM 手机、 CDMA 手机、对讲机、电子玩具；涉及领域有通信终端产品的工业设计、模具、咪头的开发设计和制造。

现生产的电话机及传真机、复读机、对讲机等产品共有款式 200 多种，年产量近 1000 万台；手机款式 30 多种，年产量 380 万台。

2003 年实现产值 69.6 亿人民币，税收 3.5 亿元。

1995 年至 2002 年侨兴生产的电话机连续八年位居全国前二位 , 其中 1999 年产销量跃居全国第一。


1999 年2 月17 日 ，“侨兴环球”股票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开创了国内民营企业在美国上市的先河。

2002 年9 月1 日 ，侨兴电话机被国家质检总局、中国名牌战略委员会授予“中国名牌”产品荣誉称号。2002 年 3 月 , 侨兴斥资 3.16 亿收购中电通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CECT 手机 ) 进入 GSM 、 CDMA 手机领域。

侨兴拥有 5000 多平方米的通信终端产品科研中心，分别在北京、上海、惠州、深圳设立了手机、电话机、传真机、电子玩具研发中心，同时与国内多所高校建立研发基地。 2004 年 1 月 17 日 ，广东省移动通信终端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在侨兴挂牌成立。

侨兴在惠州及漳州建立的五大工业园区，总占地面积近 500 万平方米的电子通信产品及国家 863 成果转化 / 新材料产业化基地。

侨兴始终坚持“市场先导 创新为本”的策略，力争在通信终端及新材料新能源领域做专、做强，目标成为国际化的通信终端产品、新材料新能源制造企业。


富绅服装实业有限公司创立于1990年7月。公司拥有现代化标准厂房1.6万平方米，从国外引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生产设备1480台(套)。具有日产1.8万件衬衫的生产能力。是我国服装行业中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服装生产企业之一。

公司以“争当全国首，敢为世界先”为奋斗目标，“千锤百炼,富绅精品”的敬业原则，按ISO9002质量体系标准与国际接轨，实施和规范企业管理，使产品全面达到和超过国家标准。一流的企业、一流的品质，一流的服务是富绅人永远不懈的追求。


麦科特集团是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跨国企业集团。自1992年9月组建以来，一直以“创高科技品牌，建国际企业集团”为宗旨，形成了“光学机械、纺织轻化、生物医药、精工电子、投资贸易”五大高科技支柱产业和以光机电产品出口为主导生产基地，建立了“麦科特光机电科技研究开发中心”，光学产品居全国首位，纺织规模全国第一，麦科特集团已被誉为“国家机电产品出口基地企业”，而且成功地将麦科特品牌和自有技术拓展到其他高新技术产品领域，销售网络遍及全国和美、日、欧、东南亚等世界各地。“麦科特”已经成为我国著名品牌，并且进入了广东省50户工业企业和520户国家重点企业行列。

在知识经济时代我国进入WTO的挑战和机遇面前，麦科特将创造性地运用具有麦科特特色的“老板机制”和参股、控股、兼并等资本运营手段，从产品经营拓展到资本运营，实现麦科特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广东罗浮山药业有限公司，罗浮山中药陪伴岭南人民走过1600年。

罗浮山中药是公认的广东中药的发源地。公元357年，东晋药物学家葛洪携妻鲍姑及弟子定居罗浮山。他的巨著《肘后救卒方 >> 、《金匮药方 >> 和研制的“百草油”、“鲍姑凉茶”千百年来造福四方。

2000年资产重组后的广东罗浮山药业有限公司迅速地进入二次创业阶段。本着“融古今智囊，创国粹名牌”的经营理念，在继承、挖掘葛洪医药文化遗产的同时，公司选择了科技创新的道路，产品质量更上一层楼，在全国及东南亚有了越来越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罗浮山百草油”、“宫炎平片”、“了哥王片”、“喉疾灵片”、“双梅喉片”等被列为国家中药保持品种，“罗浮山”商标被认定为“广东省著名商标”。

近年来，公司加大了硬件的投入，投资6000万元人民币兴建的现代化药业城已分期投产，一批高科技的检测仪器设备和生产线相继投入使用。过硬的硬件设施和规范的管理使公司于2003年年初顺利地通过了国家药品GMP认证。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如今的罗浮山药业有限公司已成为精英荟萃之地，一大批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医科大学等名校,又曾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工作过的有丰富工作经验的管理人才、研发人才、营销人才在公司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公司发展至今已成拥有片剂、针剂、胶囊剂、茶剂、颗粒剂、糖桨剂、硬膏剂、口服液、搽剂等9大剂型 共130多个品种,年销售收入1.6亿元的现代化制药企业.

公司有能力、有信心同我们的新老客户共创美好未来。

惠州隆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隆生企业集团）于1993年正式成立，是一家以实业投资为基础、房地产开发为主导、其他行业为辅、多元化经营的私营企业。下属全资和控股企业有：惠州市隆生房地产有限公司、东湖房产（惠州）开发有限公司、惠州隆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兰州阳光体育俱乐部有限公司、镇江隆生国际俱乐部有限公司、罗浮山特殊康复中心、香港骏佳集团有限公司及香港启汇投资有限公司等。

隆生企业集团经过十多年不懈的努力和规范经营，企业形象和品牌效应不断得以提升，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1992年至2003年期间，隆生企业集团多次被惠州市政府评为“先进私营企业”，连续11年被授予“重合同、守信用”单位，多次荣获惠州市“纳税大户”光荣称号。

九十年代后期，隆生企业集团根据市场动态，及时调整总体经营发展战略，确立以房地产开发为主营的经营方针，在保证现有下属企业稳步发展和灵活经营的前提下，企业进一步控制和削减对外投资，以保障和加大房地产业的投资力度，确定“集中投资、集约管理、打造品牌、创造规模效益”的经营战略，实现企业规模化开发优势和专业化经营水平的提升。由隆生企业集团下属企业东房公司主持开发建设的房地产项目――东湖花园，经过近十年的开发，已成为惠州市乃至周边城市最大型的住宅群区。东湖花园以“规划设计以人为本、地理环境优美、房型实用、市场定位准确；开发规模大、社区文化品位高；售后服务周到”等特点，在惠州房地产界享有良好的口碑。


隆生企业集团长期以来把“以人为本”的经营管理理念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企业组织内部的各个层面入手，把尊重个体、关怀人性的思维方式渗透到企业行为的方方面面，把“摸索进取，自强自律”的企业精神作为核心加以提倡和发扬光大。企业从创办至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树立了私营企业的良好形象，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尊重和好评。面对未来，隆生企业集团上下一条心，将以务实的态度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5. 的PE国家队，投了哪些公司

掌控万亿资金的“PE国家队”投资了哪些上市公司
时间：2018年01月23日
随着基金2017年四季报披露完毕，5只“国家队”基金的投资动向也浮出水面。四季报显示，在去年四季度高位震荡行情中，“国家队”基金卖出金融和消费龙头股，加仓细分行业龙头股。
降低权益类资产仓位
5只“国家队”基金披露的2017年四季报显示，去年四季度上述基金大幅降低了权益类资产比例，加仓固定收益类资产，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及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的占比大幅提升。
南方消费活力基金四季报显示，去年底权益投资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从去年三季度末的32.33%，降低到去年底的24.21%。华夏新经济的权益投资占基金总资产比例为40.68%，较去年三季度末的56.83%大幅下降。易方达瑞惠基金的权益投资占基金总资产比例，去年底仅为9.28%，较去年三季度末的13.88%再度下降，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占基金资产的比例高达84.02%。嘉实新机遇基金去年底权益投资占基金总资产比例为19.14%，较去年三季度末的36.77%大幅降低。
从去年四季度的操作情况看，南方消费活力基金经理史博表示，2017年四季度的基本面对权益市场的影响偏中性，导致四季度初期市场强势，但后期偏弱，综合看是震荡走平，表现略好于预期。在操作中保持中性仓位，重点配置低估值蓝筹股。易方达瑞惠基金经理肖林表示，在2017年四季度的投资过程中，继续采用稳健的投资风格和逆向操作策略，注重中长期投资回报，重点考察公司的质量、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和估值水平，选择具备持续竞争优势、管理优秀、盈利能力强、业绩波动小、估值合理的公司构建投资组合。嘉实新机遇基金经理谢泽林表示，去年四季度重点配置中低估值、业绩持续增长的大盘蓝筹股，通过优化大类资产配置，选择安全边际较高、流动性较好的优质个股，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布局细分行业龙头
从上述“国家队”基金重仓股变动情况看，它们在大幅卖出金融和大消费龙头股，转而买入细分行业龙头股。在去年四季度金融和家电龙头股飙涨的情况下，“国家队”基金选择了高位卖出兑现收益，转而开始布局细分行业龙头股。
具体而言，从“国家队”基金四季报披露的十大重仓股变动情况看，南方消费活力基金新进了中国国旅和华域汽车，剔除了交通银行和农业银行；易方达瑞惠基金新进了国电电力、大秦铁路、中恒集团、川投能源、国药股份、金发科技，剔除了格力电器、长春高新、隆平高科、国机汽车、万科A和中国医药；嘉实新机遇基金新进航天信息、华能国际、长安汽车、恒生电子、天士力、同方股份、海航控股，剔除了格力电器、伊利股份、美的集团、兴业银行、新华保险、大族激光、恒瑞医药；招商丰庆基金新进了浙江龙盛、光大银行、皖能电力、南京高科、上海家化，剔除了工商银行、保利地产、TCL集团、中国人寿、国电南瑞；华夏新经济新进了中航资本，剔除了三安光电。
看好一季度市场表现　
对于接下来的市场，史博表示，国内无风险利率进一步上涨后中美利差显著扩大，人民币汇率基础继续夯实，增大了国内货币政策的回旋空间。利率因素对权益市场的负面影响略大，但鉴于利率冲击影响的最大时期可能已经过去，且2017年四季度风险偏好回落幅度较大并处于低位，2018年一季度权益市场大概率有绝对收益表现。史博透露，将继续维持中性仓位，结构上仍重点配置低估值蓝筹股。
谢泽林表示，国内工业增加值虽增速平稳，但工业利润仍维持20%以上的高增长。国内CPI仍在2%以下温和运行，但PPI由于基数原因见顶回落。经济的结构性分化仍在继续，包括消费的全面升级、制造业的高端升级，给国内的优秀企业带来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招商丰庆基金经理姚爽表示，在当前宏观环境下，A股市场仍将维持震荡市、结构市的格局，需要精选个股。
自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2014年9月首开先河以来，两三年间，国家级投资基金（下称“PE国家队”）快速成长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十余支国家级投资基金设立完成并布局，首期到位资金超过万亿元，远期募资总规模超过两万亿。

万亿资金蓄势待发，既是国家政策推动支持，也是产业升级的必然需要。梳理“PE国家队”的投资案例，其对产业逻辑和投资方向的理解非常清晰：一方面，紧跟改革发展浪潮，聚焦以高端制造为代表的战略新兴产业和以国企改革为指引的“大国重器”；另一方面，精准“捕捉”产业发展中涌现出来的龙头企业，助其借力资本快速成长。

落实到操作策略上，“PE国家队”展现出了“多措并举、长袖善舞”的强大掌控能力。从一级市场的Pre-IPO，到一级半市场的定增，再到二级市场上受让股权，“PE国家队”的身影出现在企业成长的各个阶段。在个别案例中，“PE国家队”甚至不再甘于扮演“助推器”的角色，直接成为上市公司的“当家人”。

15支基金规模已超万亿
1月16日，沙隆达A发布公告，宣布发行股份购买ADAMA公司100%股权及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完成。在该交易中，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总计斥资5亿元，以14.9元/股的价格认购3355.7万股股份，成为交易后沙隆达A的第四大股东。这是“PE国家队”最新的投资案例之一。

自2014年开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中央企业国创投资引导基金等一批“国字头”投资机构相继设立。

作为最早设立的“PE国家队”之一，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可谓典型代表。该基金由国开金融、中国烟草总公司、中国移动、上海国盛等知名股东共同出资设立，截至目前，一期募集资金1387亿元已基本投资完毕，累计有效决策超过62个项目，涉及上市公司23家。据悉，该基金已启动二期资金的募集。

“PE国家队”发起设立的背景大多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相似，出资方更是星光熠熠，中国诚通、中国国新、招商局等一批国资巨擘鼎力支持。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仅15支具有代表性的基金，首期募资总金额就高达1.01万亿元。按照计划，如果后续资金按期到位，其拥有的资金总量将突破两万亿元。

从设立时间来看，“PE国家队”基本是在近两年经济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例如，中央企业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企业中国诚通作为主发起人，于2016年9月注册成立了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募集资金总规模为3500亿元。该基金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重点行业国有企业实施行业整合和专业化重组，促进国有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做强做优做大。又如，航天科技集团主导成立了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招商局主导成立了中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融资支持基金、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等。

瞄准产业龙头做文章
由于肩负着重要使命，“PE国家队”在募资后迅速将资金投出。仅统计已披露的上市公司公告，上述基金已投资近40家公司。

1月19日，景嘉微发布公告称，拟募资13亿元用于高性能图形处理器（GPU）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等，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拟以不超过11.7亿元认购募资额的90%。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等进行投资时，或重点关注产业结构调整，或扶持新兴重点产业发展，产业的龙头公司无疑是其关注、投资的重点。

在集成电路产业，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几乎将产业龙头尽收囊中。据统计，该基金已投资了集成电路全产业链上的23家A股、港股上市公司。具体来看，在设备、材料领域投资了北方华创、长川科技、万盛股份、雅克科技、巨化股份等；在制造端投资了港股公司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在设计领域投资了纳思达、国科微、中兴通讯、兆易创新、汇顶科技、景嘉微等；在封装领域全面覆盖了长电科技、华天科技、通富微电、晶方科技四大龙头；此外，还投资了第三代半导体龙头三安光电、北斗产业链龙头北斗星通、MEMS传感器龙头耐威科技等。

锚定中央企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重点参与了央企的资本运作。除了沙隆达A，该基金还先后投资了中国国航、中国电建、洛阳钼业。以中国国航为例，公司2017年3月完成112.18亿元的巨额定增，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获配2.31亿股，获配金额高达18亿元，以1.59%的持股比例成为中国国航当时的第七大股东。

除龙头公司外，“PE国家队”还关注产业新兴力量。例如，证监会2017年6月30日披露，开心麻花拟冲刺创业板IPO，本次发行前，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持股4078.29万股，持股比例为11.33%。查阅IPO招股书及相关资料，开心麻花成立于2003年4月，2013年8月8日，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以股权转让及增资方式，合计出资4500万元，获得开心麻花95.91万元的出资金额，占出资比例的15%；2015年7月公司改制后，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持股593.4万股，持股比例为13.8%。

全方位展示操盘能力
在投资方式上，“PE国家队”表现出了强大的操盘能力，从一级市场的Pre-IPO，到一级半市场的定增，再到二级市场上受让股权，甚至主动入主上市公司。

国投资本（原名“国投安信”）2017年10月完成高达80亿元的定增募资方案，国新央企运营投资基金旗下的国新央企运营（广州）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名列认购方，斥资8.25亿元认购了5496.34万股。

以定增方式入股，几乎是“PE国家队”的标准动作。如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入股中国国航、中国电建、洛阳钼业，均是通过参与定增；而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则是作为重组配套募资参与方，现身中油资本注入*ST济柴的方案。

在一级市场的Pre-IPO方面，除了开心麻花外，2017年11月22日登陆上交所的山东出版股东名单中也出现了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与之相比，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更加“激进”，在部分交易中选择了直接接盘现有股东的持股。兆易创新2017年8月29公告称，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从启迪中海、盈富泰克分别接手1580.81万股和648.69万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11%，交易总价约为14.5亿元，上位兆易创新的第二大股东。

更值得关注的是，“PE国家队”已不满足于仅仅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2017年12月29日，海虹控股发布实际控制人变更提示公告称，由于控股股东中海恒已完成股权变更，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成为中海恒的控股股东，从而成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海虹控股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的实际控制人中国国新。

在分析人士看来，“PE国家队”经过两三年的历练，无论是投资眼光，还是操盘手法，已日渐成熟，在积累了相当的产业资源后，通过控制上市公司，能够撬动更大的产业布局，相关上市公司也有望获得更多运作空间。

6. 为什么中国的企业不愿投资科研

我国专利技术转化率不足10% 究竟难在何处 

1985-2003年，我国受理的专利申请总量为30多万件，增长速度位居世界榜首，但我国拥有的专利技术转化率却不足10%，非职务发明人的专利成果更是少有问津。一边是企业渴盼专利技术，一边是成果转化率低、无法实现产业化。时至今日，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之路仍然步履维艰，非职务发明人的处境更是异常困难。 

科技界的“丐帮” 

记者手中掌握的资料显示，在吉林省，760件专利发明中有700余件没有获得经济利益；5000位发明人中有近3500人债台高筑。湖南省20年来登记专利5万多件，技术发明人中至少有6000人手头拮据，有4000人因从事发明而负债累累。 

为什么专利发明人越研发越穷？ 

据了解，以现行的科技管理体制，许多职务发明人因有固定单位，而无法实现自由交易，他们所在单位(大多数是科研机构)更缺乏主动参与市场交易的积极性。 

业内人士分析，专利技术要完成整个交易过程，让购买方最终完成产品上市销售，涉及到多个环节。这些环节包括专利技术的真伪识别、技术比较、生产设备的投入、市场前景的分析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交易的双方都将前功尽弃。 

科技成果转化的这一不确定性给交易的双方带来了巨大风险。这种风险是个人无法承担的，而科研单位因惧怕风险，不愿交易，常常把科技成果封存在单位。 

事实上，科技成果交易可能要经历一次次的失败、复杂的法律纠纷和无法预见的花费。科技工作者并不是职业经理人和谈判专家，以专利持有者和研发者拥有的商业知识，要想完成整个合同的履行相当困难。面对这些额外成本，科研单位往往宁可封存成果也不愿冒太大的风险。在无法预料交易成本和市场预期收益的情况下，科技成果转化只能碰运气，失败进而导致债务缠身的现象时有发生。 

湖南省政协委员、湖南省科学技术研究开发院院长助理王义高坦言，科技成果转化已经陷入一个怪圈，从事科研和发明的人不但不能致富，反倒让一部分人因从事研发而贫困。“问题不只发生在个人身上，许多企业、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普遍面临新技术研发资金短缺问题。有人戏言他们是科技界的‘丐帮’”。 

“扶贫”式帮助并非好事 

多年来，由于在科技市场制度培育方面的缺陷和认识上的误差，我国专利技术转化长期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尽管科研经费的投入每年都在提高，但科研机构仍希望政府能够加大扶持力度。一些企业和专家谈到科技成果转化难时，总是伸手向政府要钱、要政策。 

对此，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法规与知识产权处副处长冯楚建说，当前的政策导向正在逐步调整，对企业的扶持方式将从原来直接的财力支持，逐步调整为强调营造更加客观公平和有利的竞争环境，强调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另一方面，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企业也应当从原来主要依赖政府支持转向更加自主、能动地寻求市场的帮助。冯楚建认为，只有开拓能力强的企业，其市场实践能力才会更强。那种“扶贫”式的帮助对于企业并非是件好事。享受了优惠政策的企业在一段时间内受到扶持，但只要优惠政策一停，企业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死亡，而那些靠自主力量生存下来的企业却能经受住市场考验。 

王义高也认为，科技成果产业化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完全依赖政府支持并不现实。很多国有企业和科研院所陷入困境，就是因为企业和民间的投资没有真正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应更多利用管理学中的市场原则来解决，而不应过多地依赖政府的优惠政策”。 

产业聚集 控制成本 

专家分析，我国目前研发机构数量庞大，成果交易过于分散，导致拥有成果的一方市场力量不足，而且市场信息严重不对称，投资者很难找到所需要的技术。“研究单位由于体制问题而缺少激励，每个研究院所又面临交易数目庞大的市场。这些因素是制约科技成果转化和交易的根本原因”。 

可见，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障碍仍然是市场机制缺失问题。如何加快构建国家、企业和民间三方积极参与，促进研发产业化的体制？王义高认为，解决方法是让交易形成所需要的产业聚集，激励企业参与组织市场的交易。 

他分析，尽管有强大的市场需求，但卖方过小或从事成果交易的市场组织者力量太小，导致科技成果有需求但空间狭小，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多，一项成果有时等上十几年仍然无人问津。对此，卖方必须有效地组织起来，根据市场的特点提供产品、服务和沟通工具；买方通过市场组织者获得可靠、完整的信息。 

据悉，上海市专利局今年5月成立了“科技超市”，尝试在特定的市场中，进行科技成果集中交易。 

政策应偏重激励引导 

一些科技界的专家曾感慨，尽管近年来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激励和优惠政策的力度，但依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符合中国特色的科技转化的发展模式。 

冯楚建表示，现行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仍然带有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特点，对企业的支持方式主要表现为经费支持、税收优惠等。未来的科技政策将从政府起决定作用，逐步转移到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作用将主要表现为激励和引导。 

业界专家建议，为了解决当前成果转化难题，应尽快建立一个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集合市场，形成买卖双方都能实现交易和转化的环境；成立科技成果交易的专业化服务公司，让科技市场的组织者进入市场组织科技成果转化交易，这类公司实际上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型服务公司大致相同；对科技成果、发明创造的转化和交易市场提供更多激励，加速实现成果向生产力方面的转化。

7. 用史实说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是怎样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

一)中国正在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过去20多年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并逐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动参与者。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最大的赢家之一。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在过去22年里扩大了约22倍，世界排名从开放之初的第32位上升到目前的第9位，年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80年代初的不到20亿美元，上升到现在的400亿美元左右，从1993年以来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资东道国，如今累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已达3500亿美元。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吸收外国投资与扩大国际贸易，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增强了综合国力，使中国在国际经济与政治事务中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之所以在经济全球化中赢得主动，是因为中国政府从本国的比较优势出发，制定了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并一以贯之地加以实施。总体而言，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其低廉的劳动力与土地，成体系的制造业基础和潜在的巨大市场规模；比较劣势则主要是一些重要技术开发能力弱、某些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缺陷。中国并行地在汽车、石化等“制高点”领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和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实行“出口导向”战略。这两种战略的同时实施，使中国避免了其他单纯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恶果。为了克服体制上与国际规则不接轨的劣势，中国在经济特区、开发区等局部地区率先实行与国际接轨的体制和优惠政策，这种局部突破的策略有效地促进了吸引外资与国际贸易的扩大。

  上述开放战略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成本也相当高。例如，汽车、石化等“制高点”产业由于长期受到过度保护，其国际竞争力一直较低；出口导向部门具有“大进大出”的特点，与国内经济联系少，对国内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国内市场的部门分割与地方保护现象普遍存在，大国经济的优势难以发挥；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在税收、市场准入、投融资等诸多方面存在着普遍的差别待遇，严重影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等等。

  中国加入WTO以后，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以往实行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行的战略将有必要调整，逐步转向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谋求竞争优势的战略。竞争优势的基础是比较优势，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人们通常强调的是中国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相对较低的优势，国家幅员辽阔，某些资源供给充足的优势等。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值得重视的优势。

  一个优势是大国市场的规模经济。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且处在经济和居民收入快速增长阶段，人均收入正接近1000美元。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中国已经和正在进入对具有显著规模经济效应的家电、汽车、电子通信等产品的需求迅速扩张期。这一市场条件有可能使某些相关产业形成世界上特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其中既包括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也包括由于产业聚集而形成的外部规模经济。由此而产生的低成本不仅会使国内消费者受惠，也有助于提高这些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另一个优势是具备了重点发展加工组装制造业的有利条件。一些年来，中国经历了以轻纺工业、重化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目前正在进入一个以加工组装制造业为特征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可以提供加工组装制造业所需要的资本、劳动力(特别是技术人员和熟练劳动力)，利用有较高水平且相对成熟的技术，生产出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逐步提升的产品。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走势看，一批有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的加工组装产业也会向中国转移。近年来，颇具规模的计算机组装加工基地在中国的珠江三角州地区快速形成，已经显示了这一趋势。一般认为，汽车产业是中国加入WTO后受冲击较大的领域之一；但据我们的研究，在经过必要的调整后，在今后10年左右，中国极有可能成长起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之一。

  如果上述比较优势能够成功地转化为竞争优势，在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新形势下，中国完全有可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二)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已经取得的进展

  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为了避免国内经济体制与国际通行的市场规则的不一致，中国在经济特区等局部地区率先引入市场机制，实行符合国际惯例的经贸规则。特区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而且是市场化改革的实验田。中国政府将特区的成功经验向更大范围推广，形成了开放与改革良性互动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方向和界定依据逐步得到明确。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同时，要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和维护平等竞争，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实现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政府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段论述概括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政府经济职能上的认识进展，同时也指出了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按照这一基本方向，一些年来政府职能发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变化。

  ——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建立。计划、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基本形成了计划、金融、财政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调控机制。国家计划突出了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大幅度消减了指令性计划指标，强调计划指标要少而精，总体上是预测性和指导性的。财税体制正在由计划经济下的生产建设经营性财政向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转变，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财税体制初步形成。金融体制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财政的出纳”的窠臼，正在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构建现代化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政府通过综合运用财政税收政策、货币信贷政策等经济手段以及法律手段调节经济运行，有效地治理了先后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和一定程度上的通货紧缩趋势，逐步积累了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有益经验。

  ——培育、规范、监管市场体系取得一定进展。中国政府在不断发展商品市场的基础上，逐步培育生产要素市场，努力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明显。2000年，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按市场价销售的比重已高达95％，比1995年提高6个百分点。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超过1000家，股票总市值48000多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成交金额60800亿元。外汇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技术市场获得长足发展。90年代以来，相继颁布实施了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和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对风险较大的期货市场和证券市场，通过健全上市规则、交易规则和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了风险防范和监管机制。政府在规范、监管市场主体、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行为等方面，正在走向制度化轨道。

  ——政府以往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政企分开迈出较大步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经商办企业的做法，已经改变。政府各部门解除了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不再直接管理企业。电信、电力、铁路、民航等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在加强所有者监督职能方面，政府采取了向重点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派驻监事会，以及向资产经营机构和大企业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等措施，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家提出“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正在对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调整。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发生了重要变化，国内生产总值中非公有制经济所占份额接近1／4。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不对国有企业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保证各类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

  ——在管理涉外经济方面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外贸、外汇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化，通过降低关税、减少配额、取消出口补贴，及实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等，初步形成了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外贸、外汇运行机制。引进外资的地域和行业限制逐步放松，各级政府在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依法管理外商投资、简化办事程序、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作出积极努力。

  ——政府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职能有所加强。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入口、资源、环境和社会保障对现代化建设的压力日益增大。适应这种形势，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并积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目前，中国人口出生率已经降到一个较低水平。政府实行了严格的资源管理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取得一定成效。政府加强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将应用型科研机构推向市场。普及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和改革高等教育体制取得明显进展。与新体制相适应的包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正在有序推进。

  ——政府自身改革取得一定进展。首先，确立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基本方赂，提出建立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的目标，并努力付诸实施。按照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政府依照国家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重视和加强了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监察工作，建立并逐步完善公务员制度和廉政建设制度。其次，政府机构改革逐步深入。1998年以来，从国务院到地方政府，相继开始了力度较大的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这次改革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按照精简高效、权责一致的原则，较大幅度地调整和精简机构和人员编制；重点加强综合经济部门和执法监管部门，精简撤并专业经济部门，适当调整社会管理部门。机构改革后，国务院组成部门从40个减少到29个，部门内设机构精简了1／4。移交给企业、社会中介机构和地方的职能200多项，人员编制减少一半。机关工作作风和效率有了一定改进。各级地方政府也进行了相应精简，职责权限进一步明确。再次，政治民主化向前推进。更多地听取专家、公众意见和接受媒体监督，促进了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通过直接选举区、县人民代表和农村基层政权领导，以及推行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等，基层民主政治得到发展。公益组织和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的自主治理机制也逐渐发育，在争取公共利益、协调经济社会矛盾以及补充、替代和监督政府职能等方面，开始发挥积极作用。(三)政府职能转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同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从总体上看，政府自身改革仍然落后于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政府职能转变力度也小于机构改革的力度。政府职能转变和自身改革在有些情况下是主动推进的结果，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迫于形势压力，缺乏远见、深度和系统性，治标不治本。在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自主治理的关系上，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尚待解决。

  ——政府对微观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依然过多，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未形成。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经济转轨时期又有某种扩展的行政审批制依然广泛存在，特别是企业设立、领导人任免、投资、外贸等领域的行政审批亟待清理、削减。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某些政策的实施又产生了强化行政审批和个案处理的副作用。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票发行以及兼并收购等资产重组活动中，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往往出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甚至长官意志，对企业进行不适当的行政干预。例如，强行要求效益好的企业在投资、担保贷款、资产重组等方面照顾劣势企业，甚至向企业摊派政府的行政性支出。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战线过长的问题依然突出，对其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力度不够，进展迟缓。对非公有经济的限制依然过多，公乎竞争环境尚未形成。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混淆不清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如何构建新型的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系，已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所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在投融资领域，存在着政府以直接干预微观投融资活动达到宏观调控目标的倾向，其结果往往达不到宏观调控的预期目的，同时又加强了政府对投融资活动的不正常的干预。不少部门和地方政府仍然过多地承担着投融资主体的职能，花费大量精力争资金、争项目，投资决策依赖于行政机关的层层审批，不按科学严谨的、市场化的投资决策程序办事，缺乏严格的投资风险责任机制，屡屡造成重大的投资失误。

  ——规范、监管市场秩序的力度不够。一是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仍不健全。例如反垄断法迟迟没有出台，难以运用法律手段打破行政性垄断；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至今没有最终建立，难以保证上市公司质量。二是执法不严，管理松懈，纪律松弛，甚至有法不依，违法不究，致使已有的法律、规章和制度形同虚设。三是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分割不断变换手法，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些因素导致了市场秩序比较混乱，突出表现为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偷税、逃税、骗税、骗汇和走私活动猖獗，社会信用关系紊乱，逃废债务现象相当普遍，建筑领域弄虚作假、工程质量低劣的问题严重，等等。

  ——一些政府部门出现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化倾向，公共服务职能弱化，乃至体制性腐败加剧。政府改革中专业经济部门陆续撤销以后，综合经济部门、执法监督部门和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公共服务职能需要加强。但是，目前一些政府部门在制定规划、方案和法规时，或在处理部。门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时，往往受到本部门或所管辖的行业利益的局限，对国家利益、公众利益考虑不够，甚至作出违背这些利益和法定程序的行政决策。随着市场化改革向垄断性行业的逐步深入，相关领域的部门利益、行业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矛盾正在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同一部门兼有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的状况，容易强化部门的既得利益，使某些行政主管部门比地方政府更加留恋行政审批权。由于对微观经济活动设置了过多的行政审批事项，使体制性腐败难以得到有效遏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甚至愈演愈烈。

  ——中央和地方的责权利关系尚未理顺。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有：(1)国家财权财力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关系尚不合理。一方面，中央财政可支配的财力明显低于国外平均水平。不少地方挪用工资和养老金搞建设，把欠帐留给中央和省级政府，不利于中央政府实施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也不利于通过转移支付手段帮助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国家税收立法权过于集中于中央，税权划分缺乏稳定的法制基础，难免导致地方政府变通国家税法、越权减免税和滥用收费权。(2)在分权过程中，一些应当下放给企业的权力没有落实到企业。中央政府放给企业的一些自主权，往往被地方政府截留，不少地方政府迟迟不愿向企业放权，在政企分开方面落后于中央政府。(3)行政性集权一分权一收权的框框还没有根本突破，按市场经济规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职能、责任和权利的框架还不清晰。人们习惯于按计划经济下“先集权、再分权”的思路考虑问题，还没有确立市场经济下“分权优先、集权居后”的观念。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以及国家制定的优惠政策，大多按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进行试点再逐步推广，或者限制在一定行政区划的范围内实施。这样往往增加行政层次，例如计划单列市的设置就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更加复杂。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实行差别性优惠政策，不利于加强区域经济联系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适当的分权容易导致宏观经济失控、地区差距扩大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反过来又可能成为重新集权的诱因。

  ——依法行政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不高。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与立法进程不协调，影响执法效果。目前中国在制定有关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和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但是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执法效果往往不理想。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施经常遇到行政性垄断的阻碍。其次是执法落后于立法。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违法不究的行为缺乏有力的监督制约，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在许多地方时有发生，严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再次是部门、地方政府的法规甚至内部文件与国家法律存在矛盾。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出现内部文件的权威大于部门法规，部门法规的权威大于国家法律的现象。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处理矛盾和问题时，往往先依据本地内部文件和法规，然后才考虑中央政府的法规、部门规章和国家法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不是以国家法律法规而是以内部文件甚或长官意志作为判决依据。此类问题较多地表现在企业改制和涉外经济纠纷等方面。

  (四)加入WTO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新挑战

  应当说，在经济转轨的复杂环境中，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能够取得已有的进展是很不容易的。国际社会对此也作出了积极评价。改革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是难以避免的，只能通过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求得解决。中国加入WTO，对政府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和挑战，甚至在某些方面规定了政府改革进展的时间表，这就大大增强了加快政府改革的紧迫性。

  加入WTO是中国政府和人民自主的、主动的选择。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是基于对国际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解，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潜力的认识和信心。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WTO和经济全球化都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一方面，加入WTO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例如，中国可以抓住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时机，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加速中国工业化进程，提升产业结构；可以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本国现实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可以抓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发挥后发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由于市场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国内经济势必面临国际市场的强大竞争压力。中国传统的优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会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强的挑战。在吸引外资方面，我们面临周边国家强有力的竞争。中国在加入WTO谈判中承诺了开放市场的义务，“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战略将难以像过去那样继续实施。国际上有的研究报告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竞争力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加入WTO后能否有效提升自己的经济竞争力，将对中国构成严峻考验。加入WTO后，对中国现行经济体制将会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直接和突出的是各级政府面临的挑战。

  ——对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出新要求。加入WTO，实质上是按照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否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和引人竞争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国内市场机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中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但国企改革、建立国内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等方面还相对滞后。如果这些领域的改革不能加快并取得显著成效，扩大开放市场就可能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对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趋利避害，实现以开放促发展提出了较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政府要履行所承诺的开放市场时间表，所涉及的问题包括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放开贸易经营权、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变化大部分将在2005年以前实现，时间紧迫。市场开放将会引入竞争压力，有利于提高国内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开放过快，也可能使国内产业受到过大冲击，引发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对开放与改革进程产生不利影响。这就要求政府在扩大开放前加快国内改革，提高国内企业和市场对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同时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采用得力措施化解开放市场可能引起的矛盾，使负面效应尽可能降低。

  ——对政府在开放条件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之中，一方面可以更多地分享全球分工之利，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受到来自国外的冲击。从理论上讲，一国政府难以同时兼顾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政府只有具备较强的在开放条件下稳定本国宏观经济的能力，才可能为本国企业创造一个较平稳的市场环境。同时，面对种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要求政府在危机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上表现出更强的能力。

  ——对政府管理机制提出了新要求。加入WTO后，要求政府机构更加精简和人员更加精干，决策更加科学，政策更具透明度，廉洁程度提高，效率进一步改进。只有如此，才能创造出有利于增强中国经济竞争力的“软环境”，使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中居于有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