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凯恩斯主义税收理论的主张有哪些

1. 新凯恩斯主义税收理论的主张有哪些

凯恩斯及其继承人都把财政税收看作是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并使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工具，所以，他们都很重视对于财政税收理论和政策的研究。


税收是刺激需求的手段


凯恩斯认为，税收是刺激需求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经济危机和“非自愿失业”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即消费和投资不足。解决有效需求不足，不能靠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而必须靠国家的干预，特别是财政税收的干预。他主张不应把年度财政收支平衡作为理财的基本原则，只要能够促成经济的平衡发展，增加就业和国民所得，国家可以用发行公债，实行赤字财政的办法刺激需求,增加政府投资,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同时，国家必须用改变租税体系等办法,指导消费倾向,增加消费。凯恩斯认为，收入分配悬殊，会降低消费倾向。因为富人虽然收入很多，但他们只把一小部分用于消费，把大部分储蓄起来；而穷人会把新增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消费,但他们的新增收入却很有限,这是一个矛盾。他主张用收入再分配的办法解决这个矛盾，即把富人收入的一部分用累进税的办法集中于国家手中，再通过政府转移支出的办法分配给穷人,或由政府兴办公共工程这样既可解决由消费倾向过低造成的消费需求不足，也可增加政府投资，从而达到刺激需求，促使供求平衡和增加就业的目的。新剑桥学派更加强调发挥税收在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均等化”方面的作用。主张实行高额遗产税和累进税制度，使高收入者多纳税，低收入者少纳税，并尽量使收入低的人享受税收减免。


补偿税收政策


补偿税收政策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汉森等人提出的一种税收理论。汉森把税收看作是迅速调节经济、“熨平经济波动”的一种工具。这种调节，通过补偿税收政策和用年度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办法实现。他认为这种税收的目的在于限制繁荣时期的过分扩张，而在衰退时期停止征收这些税款，并退还以前所征税款，就可以刺激消费。同时，租税减免的作用也很大，推行租税减免，有时也可以制止恐慌的侵袭。但是并非所有的税种在所有的场合，都能发挥这种作用。他认为，对扩展中的经济来说，社会保险税和营业税是发挥这种作用的理想税种，主张对这些税种实行机动税率制度。在繁荣时期的后半期，逐步提高累进税率；在繁荣达到顶点时，累进幅度要达到最大，以形成剩余基金。在繁荣由顶点转向下降时，即应停止征收。一旦衰退开始，就应提用以前所征集的剩余基金。提用的方法是将基金退还纳税人，如果退还有困难，即应利用此项基金来抵补政府为公共事业或救济支出的扩张所形成的赤字。为了实行补偿税收政策，必须打破年度财政收支平衡的观念。因为在实行累进税制的条件下，保持财政收支平衡，经济繁荣，税收收入自动增加，则政府的支出也必须增加，这样势必增加投资和消费，加大经济膨胀的压力；经济衰退，税收收入自动减少，则政府支出也必须减少，又势必减少投资和消费，加速经济的萎缩。因此，只有在繁荣时期增收不增支，造成财政盈余；在衰退时期减收不减支，造成财政亏损（赤字），才能消除经济波动，保持经济平衡发展。不过，打破年度收支平衡，并不是不要收支平衡，而是要周期收支平衡。繁荣时期的财政盈余同衰退时期的财政亏损相抵，即可实现周期内的财政收支平衡。

汉森的补偿税收理论在实践上很难行得通。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源于其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因而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过程中也充满荆棘。比如，在繁荣时期增税,必然同纳税人的利益相矛盾,增税很难推行。另外，预测繁荣和衰退发生的时间不可能很准确，补偿税收政策很难起作用；即使预测准确，由于利益集团的矛盾和立法程序限制而产生的“时滞”，也会影响补偿税收政策的实现。


自动稳定器


自动稳定器主要是指失业补助金、其他福利转移支付和自动改变的税收制度。美国是实行以累进所得税为主体税制的国家。这种税收制度具有一定程度的自动伸缩性：一旦衰退开始，公司利润和个人收入就会下降，这时即使不降低税率，税收收入也会自动减少。而且由于实行累进税制，税收收入减少的幅度还要大于公司利润和个人收入减少的幅度。这种减少，同政府在衰退时期应当实行减税政策以刺激需求的意图是一致的；一旦繁荣开始，公司利润和个人收入随之增加,这时即使不提高税率,税收收入也会自动增加，同样由于实行累进税制，税收收入增加的幅度还要大于公司利润和个人收入增加的幅度。这种增加，同政府抑制需求过旺的意图是一致的。因此，萨缪尔森认为：累进税收制度是一个有力的和作用迅速的自动稳定器。不过，他也承认，这种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保证从根本上消除经济波动。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在财政税收上，政府应采取两方面措施。

①根据经济活动的趋向,及时实施有助于经济稳定的财政税收政策；

②要使财政税收制度具有使经济自动稳定的内在性能他称前者是“斟酌使用的财政政策”,后者是自动稳定器。他认为“自动稳定器”很重要，时时都在帮助政府进行总需求管理和稳定经济的活动。

2. 管仲对经济战的思想

　　摘要：
　　管仲学派以发挥和发展管仲治国理论为旨归，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力量最强大的学术派别。它由该学派奠基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及齐国推崇管仲的历代学者构成，并受到齐国政府大力扶持，对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体系完备，博大精深，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并初步形成体系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产业战略、政策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二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三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调控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四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五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学派以发挥和发展管仲治国理论为旨归，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力量最强大的学术派别，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地位和作用极其重要。它由该学派奠基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及齐国推崇管仲的历代学者构成，并受到齐国政府大力扶持，历史悠久、阵容庞大。它植根于齐文化的土壤中，对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管子》虽名为管仲所撰，其实是管仲学派的一部学术论文汇编，非一人之笔，也非一时之作，既有管仲治国思想的记录和发挥，又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运用，是一部经邦治国的百科全书。《管子》为齐文化最重要的经典作品，集中反映了齐文化务实、变革、开放、兼容的特色和精神风貌。此书内容丰富、全面，体系完整、繁复，内涵深刻、精辟，大凡经济、哲学、政治、法学、伦理、教育、人才、管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几乎无所不包，对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某些内容也多有论述。像《管子》这样全面完整的著作，在先秦古籍中是罕见的，不仅对研究先秦特别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而且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观点如道法结合、礼法并用、予之为取、以民为本、农工商并举等等，直到今天仍有鲜明的借鉴意义。
　　《管子》是先秦诸子中对经济问题论述最多、最集中的一部。在现存《管子》76篇中，涉及经济问题者超过1／2，以论述经济问题为主者约占1／3强，这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后来直到明清为止的诸多思想家的著述中，也是很独到的。 管仲学派对经济问题的论述，是站在封建国家的立场上，始终围绕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而展开的，是在封建地主制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的经济学。
　　（一）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基础
　　1，“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出发点，简单说，就是利益趋动四个字。《禁藏》篇中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 在这段话中，管仲学派认为人性的基础是自然属性，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亘古不变的特性。这点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2——103页）有不谋而合之处。管仲学派推论，既然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在于追逐利益，趋利避害，因而治理国家、强国富民的根本要务，或者说最有效的办法，就在于因势利导，用利益作杠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2，管仲学派还充分认识到了市场的作用。他们认为，“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通过市场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物资余缺等状况，而且可以看出社会治乱、人心向背。他们突出强调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不亚于农业、工的物质生产，“道若秘言：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认为有了市场“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万物可因，则天下可治”，否则就会出现“无市则民乏”的经济困境。
　　（二）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
　　1， 产业战略、政策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在发展多种经营的大农业同时，积极发展工商业。
　　管仲学派“以农为本”，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把农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五辅》说：“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这里的“本事”，即指农业。为了加强农业生产，管仲还推行了一系列富农政策。如四民分业，定农之居；改革农业生产关系：相地衰征、均地分力、与之分货；禁末：禁止奢侈品或奢侈品生产，稳定农民的心理；减轻徭役，不误农时；以农为主，多种经营；注重土地管理和森林保护；奖励致富能手，重视农业科技等。
　　管仲学派不但重视农业，还结合齐国实际，高度重视手工业和商业，强调农工商协调发展，这使得齐国的经济在列国中独树一帜，呈现出工商型经济的鲜明特色。管仲学派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尊重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社会地位。为了鼓励工商业的发展，管仲重视市场的设置建设，设置了工商管理机构，加强质量管理和商业道德建设，实行官山海即国家盐铁专卖制度，采取轻税措施，奖励商人，用宏观调控手段干预流通领域，加强对外贸易，从而使齐国的工商业繁荣发达，成为先秦时期最富庶的国家。
　　2，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
　　管仲相齐时，大力推行的税赋改革是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相地而衰征”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使征税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开、公平、合理。另外还规定了视年成丰歉而“衰征”的政策，《大匡》规定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等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饥荒缓解后再收。因为这次税赋改革顺应时代发展，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不仅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也使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瓦解，导致了上层建筑向封建制度转化。其历史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对国家赋税，管仲学派认识到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一种是自愿性的。强制性的赋税，除了土地税之外，还有房屋税、牲畜税、人头税、果木税等。管仲学派认为，对于这种强制性的税，应当尽量少征或免征。因为这些强制性赋税有一定的负面效应，最好的赋税形式是让民众只“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的间接税，就是说，能够通过一种特殊的征集办法，让人民只见到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而见不到有夺取的行为。这种税，民众不仅自愿交纳，而且还请求交纳。这种税在当时的齐国，有盐铁税、渔业税、山泽特产税等。
　　3，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调控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
　　管仲学派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认为善于治国的君主，要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来主宰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从而进一步调控经济。
　　首先，管仲学派主张由国家掌握货币的铸造和发行，通过货币的收放来控制主要商品的价格，从而控制整个市场；其次，管仲学派认为，货币的投放量要依据实际情况相机而定，要事先经过调查、统计，综合分析；第三，管仲学派主张，要充分利用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对应关系，抓住“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的相互作用，在轻重、贵贱之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调控。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轻（贱）时买，重（贵）时卖。而国家一旦插手其间，通过对谷物的敛聚（买进）和散行（卖出），就会使物价向相反方向发展。本来是很贱的谷物，国家一大量收储，价格就会上扬，即“藏则重”；反之，国家在谷物贵时大量抛售，价格又会下降，即“发则轻”（《揆度》）。这样，国家便可以相机调控，在适当时机、适当地区“以重射轻”；或者是相反方面操作“以贱泄平”，以实现平抑物价、调剂余缺并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即其所谓“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山至数》）。

　　4，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
　　因为齐国是最早进行对外开放的国家，从立国之初就“通“工商，经济明显呈现出外向型特征，所以管仲学派对外贸十分重视，进行了大量细致深刻的研究和论述。他们认为，实行对外贸易，是吸引天下之财，实现富国强兵的重大措施。正如《轻重甲》言：“为国不能为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要搞好对外贸易，首先要密切关注各国市场行情，及时了解各国市场的行情；其次充分利用价格政策，根据本国的需要鼓励进口或出口某项物资，从而使天下的资源财货皆能为我所用，即所谓“因天下以制天下”（见《轻重丁》）；三，大力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如实行减免税优惠、建立完备的服务制度优待外商等。
　　5，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学派对消费问题作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独到分析，他们主张奢俭并重，而不是一味强调节用。不仅知道节俭在正常时期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还认为“侈靡”的财政支出在特定时期有其特殊作用。他们主张在社会生产不振、经济萧条时期，在国家财富有积蓄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君主消费部分，以此鼓励和调动整个统治集团和私人富有者的侈靡消费，刺激生产，给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即借此达到“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侈靡》）的目的。应该说，早在两千多年，管仲学派就能敏锐地发现生产与消费之间这种“其化如神”的关系，并适时提出扩大消费的正确主张，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38-9战国经济图
　　总之，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体系完备，博大精深，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并初步形成体系的经济思想，为后世的经济学家所重视并借鉴、继承。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非凡的智慧谋略，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细致挖掘，以服务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3. 管仲的经济学思想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对中国现代经济有什么影响？

管仲的经济学思念，代表了中国在很早对经济学的认识就非常了广泛和深刻，有很多值得现代借鉴的地方，甚至被延续到现代效仿。管仲的经济学思想主要包括的内容有以下两大方面：

第一方面：垄断式经营的思想
管仲主导推行“官山海”商业政策，把食盐和铁矿两项重要资源列为国家资产，以国营形式垄断了经营，禁止老百姓私人交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盐和铁，但是在市场上，老百姓不能私自经营，成为了国营产品。把两大重大资源的利润掌握在国家的手中，保住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垄断式交易，让老百姓并没有直接感受到和自己的冲突，所以对社会稳定没有影响。
而齐国的国家财政因为有了这两项收入的保障，可以保证有能力推行国家其他的政策，例如以丰补歉等政策。此时国家经济得到有效治疗，对于齐恒公建立霸业提供了稳固的基础。

第二方面：宏观经济规制的思想
《管子》一书中的《轻重》篇就体现了管仲对于宏观经济规制的想法，“轻重”的内容指的是君王在治理国家时，如何平衡各项政事，主要阐述的就是国家怎么控制商品，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和百姓的生活。把研究商品流通规则称之为“轻重之学”，用这套理论说明如何控制商品流通。这套理论包含了关于价格、关于货币和商品管理。
对于商品价格和货币的控制、国家垄断、以及其他国家的资源，建立起了一套非常完善的经济管理学。管仲在当时就提出，商品价格不能一层不变，因为一层不变就不能促使商品流动，只有当商品的价格有波动的情况下，才能带来利润空间，才能发挥在市场上的经济作用。

管仲这位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在齐国担任国相，以自己出色的才能帮助齐桓公，让齐国成为了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

4. 齐国政治家管仲提出了什么的思想

管仲讲工，农，商，兵，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是废除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

5. 税收筹划的理论依据有哪些?影响税收筹划有哪些因素?

税收筹划的理论依据      由税收效应理论和税收调控理论的基本描述及其对纳税主体的影响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政府课税应兼顾财政需要和纳税主体的利益，税收筹划是纳税主体的合法权益的体现。      税收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理论表明 ，政府课税应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必须兼顾财政需要和纳税主体的利益，税收制度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权威才能真正得以确立，税收才能取得财政、经济的最佳效应，这是依法治税的前提。国家通过合理、完善的税收制度，依法治税，既保证国家的税收权益，也依法维护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后的合法权益。纳税主体在依法纳税的前提下，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筹划和安排，取得的任何经济利益，包括节税收益，归根结底属于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依法治税是税收筹划合法性的前提。      2.税收对经济的调控与影响来自于纳税主体对课税的回应，税收筹划是纳税主体对税收的正向回应。      税收调控理论表明，只要税收存在，就必然对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来源于纳税主体对课税的回应，包括正向回应和负向回应。政府利用税收调节经济实质上是通过税收利益差别来引导纳税主体行为使之产生正向的影响，实现一定的社会、经济目标，因而政府不仅注重如何制定税收政策。而且更关注纳税主体对税收政策的回应。就纳税主体而言，既然外在的税收环境存在利益差别，不从中作出筹划或抉择显然是不明智的。就课税主体而言，运用税收调节经济旨在通过纳税主体对税收利益的追逐来实现调控目标，而纳税主体追逐税收利益的途径有逃税、避税和税收筹划，其中，逃税和避税的主要后果是导致政府税收流失，是政府所反对的；税收筹划则对经济产生直接影响，这种影响是好是坏，取决于税收制度是否合理。税制合理，税收筹划对经济产生正向影响；税制不合理，税收筹划则产生负向影响。因此国家可以利用的只有税收筹划。也就是说，税收筹划不仅对纳税主体是必要的，对实现税收调节目标同样也是必要的。税收筹划本身与税收政策导向是一致的，它有利于税收政策目标的实现。     

6. 上下五千年先秦的政治家都有哪些啊？

第一位、管仲

管仲是春秋时期的先秦诸子之一，是当时叱咤风云、相齐独霸天下的显要人物。管仲经鲍叔牙推荐，相齐辅佐桓公，为齐国独霸天下，立下了首功。“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但管仲具有不修小节而胸环大志，以功名显扬天下为荣、为重的人生理想。正如管仲谈鲍叔对他的认识：“知我不修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管仲不仅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对待别人也不是计较小节，而重志向。齐桓公自称“不幸而好田”，“不幸而好酒”，“不幸而好色”。当他问管仲“寡人有邪三，其犹尚可以为国乎”时，管仲向他分析这些毛病：“恶，则恶矣，然非其危者也，人君唯犹与不敏为不可，犹则之众，不敏不及事。”在这里，管仲要求人要急国家之大功大利，而不要拘泥于个人的小辱小耻。这种功名观是从富国强兵、争霸天下的根本目的和实际利益出发的。面对春秋时期群雄逐鹿的乱世局面，管仲的功名观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客观依据。但也还是管仲的这一观点，却在后人的视界中引发出矛盾性评价。第二位、商鞅

肯定商鞅的人，比如王安石认为：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国方略。”而资治通鉴中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虽说商鞅刻薄，所谓“乱世用重典”本也无可厚非，反而说明商鞅之诚信品质。商鞅的改革是战国最彻底的改革，秦国完成了社会性质的转变，奠定了未来秦统一的基础，这和商鞅个人的能力息息相关，商鞅变法成功根本是因为秦国有最适合变法的政治土壤。历史课本没有骗大家，这才是标准的唯物史观。

7. 有谁可以给我提供两篇外文文献，要关于税收理论的

这篇可以不？
 
3篇，无翻译，引文参考格式如下，请直接下载，望采纳
Cremer H, Gahvari F, Lozachmeur J M. Tagging and income taxation: theory and an applic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10, 2(1): 31-50. Kramer R, Lipatov V. Opportunities to Divert, Firm Value, and Tax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European Firms[J]. FinanzArchiv: Public Finance Analysis, 2012, 68(1): 17-47 
   Wilson J D. THE THEORY OF TAXATION AND PUBLIC ECONOMICS BY LOUIS KAPLOW[J]. National Tax Journal, 2010, 63(1).

8. 春秋时代齐国政治家管仲就明确提出什么概念，他在

管仲注重经济和农业，反对空谈主义，开创职业技能教育。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唯物论中“物质决定意识”的观念和《管子》的思想颇为接近。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最早提出“华夷之辨”与“尊王攘夷”的民族主义思想。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