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的人物生平

1. 张元济的人物生平

张元济（1867 10.25 - 1959 08.14），中国出版家。字筱斋，号菊生。原籍浙江海盐。1867年10月25日生于广东，1959年8月14日卒于上海。光绪壬辰（1892）进士。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戊戌变法时光绪帝曾破格召见，政变后被革职。1896年和陈昭常等人创办教授西学的通艺学堂。1898年冬任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管理译书院事务兼总校，注意译书的选题意义，改变原著重译兵书为译社科书籍。后任公学总理，1902年7月后辞职。1901年，以“辅助教育为己任”，投资商务印书馆，并主持该馆编译工作。1903年任该馆编译所长，1916年任经理，1920～1926年改任监理。1926 年任董事长直至逝世。1949年被特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组织了大规模的编译所和涵芬楼（后扩建为东方图书馆）藏书，开创了私营出版社设专职专业编辑和图书资料以保证出版物质量。他所参与规划的《最新教科书》获得很大成功，同业相率仿效。从1915年开始筹备，1919～1937年动用国内外50余家公私藏书影印出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3种丛书共610种近2万卷。他选书注重实用、母本讲究善本，以及传真版石印的组织，开创了古籍丛书翻刻、影印的新阶段。1932年1月29日 日军针对性的轰炸商务印书馆。造成这个几乎垄断中国教育出版，占全国出版量52%的出版巨头损失1630万元，80%以上资产被毁。同时被毁的还有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珍藏的45万册图书，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时年65岁的张元济深受打击：“连日勘视总厂，可谓百不存一，东方图书馆竟片纸不存，最为痛心。”一生对于中国文化、出版、藏书事业贡献极大。大力搜求古今图书，陆续收购长洲蒋氏、会稽徐氏、太仓颐氏等藏书家藏书，于商务印书馆内特辟“涵芬楼”为藏书处；不久，又收盛氏“意园”、丁日昌“持静斋”、缪荃孙“艺风堂”的大部分藏书，所积达10余万册之多。1924年名为“东方图书馆”，1926年对外开放。1929年增设儿童图书馆。藏书共达518 000余册，舆图、碑帖5 000余种。宋，元、明、清善本书极多，外国杂志、报纸、图书也极完备，藏书质量和规模居当时全国各地图书馆之首。惜于1932年“一·二八”之役被日寇炸毁。仅有500部精品移出得以留存。他唯恐此书散佚，对这些书予以著录。解放后，请顾廷龙帮助整理付印，名《涵芬楼烬余书录》。并将这批书献给政府，现藏北京图书馆。校印有百纳本《二十四史》，影印《四部丛刊》正续篇，辑《续古逸丛书》等几十种，刊刻古籍数千种。私人藏书颇富，先世已有藏书，他搜罗益勤，尤嗜宋刻。藏书楼有“涉园”，沿用明末十世祖张奇龄的书斋之名，九世祖张惟赤辟为藏书楼，延绵数代。“涉园”藏书千余种，3 700余册，后寄存于合众图书馆，供众阅览。上海图书馆潘景郑著有《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为纪念其对文化、藏书事业的贡献，1987年在海盐建立了“张元济图书馆”。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张元济晚年所写的一副对联。百年中国，许多人都在寻找富强中国的道路，而张元济选择了以出版来推动教育，为中华民族的文明“续命”。嗜书、寻书、藏书、编书、出书，写就了他的一生。  1898年发生的戊戌百日维新，是晚清王朝最后一次自救的努力，也是最后一次革新的机会。但是，它失败了。参加、支持和同情戊戌变法的，被杀的被杀，革职的革职。当时的翰林院里，张謇去办实业了，蔡元培回老家教书了，原本等着坐牢杀头的张元济，因李鸿章相助而幸免。李鸿章将他推荐给盛宣怀，于是他来到了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当了译书院院长，后来还当了南洋公学的校长。或许是李鸿章赏识张元济的才华，但李鸿章向盛宣怀推荐他当南洋公学译书院的院长，还是因为张元济在翰林院时，就创办了通艺学堂，培养西学人才。张元济在科举时代是和蔡元培一起考中的翰林，他当时就认为中国当时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必须要进行维新，进行改革，而且要普及教育。所以他要办通力学堂，就是在京官里面，扩大他们对新学的知识。他觉得中国那么积贫积弱，不能老是墨守成规，这么搞下去国家就不行了，应该要引进和学习一些西方先进的东西。光绪皇帝在下诏戊戌变法的第五天，召见张元济。他进言的是兴办新式学堂、培养各种人才和注重翻译。在张元济的主持下，译书院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原富》。这是英国学者亚当·斯密的著作。在100年后的今天，这本书仍然是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当时，张元济看重的是英才的培养。他和蔡元培等很多先贤一样，以培养人才为首要，他们痛感变法维新的失败是没有人才的基础。所以，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期间，创办了南洋公学特班，这个“特班”，按盛宣怀的说法，就是为中国的将来培养“大才”。特班只有一届学生，却出了邵力子、李叔同、谢无量等人。  然而时过三年，张元济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辞去南洋公学的所有职务，加盟商务印书馆。当年的商务印书馆只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场，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创办。张元济放弃了在南洋公学显赫的地位，到一个弄堂的小厂里，跟一个小业主合作，这样的转身，时人多有猜测和不解。直到半个世纪后，因为中风已卧床数年的张元济用颤抖的手写了一首诗，告别商务同仁：“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从诗中，人们读到了他平生的理想，也读到这样一个事实：他是自觉地把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变革连接起来。与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张元济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开启民智”，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感到，南洋公学的规模还很小，那些人才远远不够用，他的思想开始从培养一批英才，转向对国民的普及教育。他在写给盛宣怀的信里说，中国四万万人口，只有四十万人受过教育，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学过几句八股文，对于应该知道的知识几乎都没有学到。在当今那么发展的世界上，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要亡。张元济还认识到，开启民智要出版好的书，要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因此他接受了夏瑞芳的邀请。张元济是翰林出身，学贯中西，他的地位和声望无疑使商务与知识界、政界和教育界之间有了一座桥梁。张元济当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他还聘请了一批扶助教育和文化建设的有识之士，如蔡元培、高梦旦、杜亚泉、夏曾佑等。张元济制订了商务所有的出书计划，影印古籍，他要选最好的版本；推介西学，他要找最好的翻译者；出版新书，他要用最好的设备、最好的纸张。甚至对书的排版样式也要一再叮咛：书的版框四周空白要宽展一些，“否则紧眉头，令人一见烦恼”。还有许许多多的事务，包括书稿他亲自看，有些书他亲自编，外面的联系他亲自出马，甚至买纸张，买印刷机，收古书，他都事必躬亲。  张元济走进商务的这一年，清政府颁布了倡导兴学的《学堂章程》，后来，科举也废除了，这是中国数千年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成千上百的与传统私塾、书院不同的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张元济认为，教科书的影响关系到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改变，他决定自己来编一套国文教科书。张元济编课本的方法很独特，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大家围坐一起，就像今天开策划会一样，每个人都可以说出想法和主张，倘若是被大家公认为有价值的，则详细讨论。讨论者从儿童启蒙的特点入手，由简入繁、循序渐进。往往因为一个字，大家会争论得面红耳赤。每一个点都要讨论到所有参与者都没有异议为止。每完成一篇课文，大家再轮流阅读，或加润色，或竟改作，相互为之，毫无成见。1904年，商务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出版，被全国各地的学堂广泛采用。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所挤满了争购的人群。教科书在晚清时候的发行总量占到了全国的5/4，像最新国文教科书曾经翻印过30几次，印刷总量达到一亿册，成为那个时代教科书的范本。其他出版机构争相效仿，再不能粗制滥造而牟利。书肆风气，为之一变。在张元济的擘划下，商务编写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套教科书，组织翻译出版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其中严复翻译的西学名著和林纾翻译的欧美小说影响尤为广泛。编辑出版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开创了中国现代工具书出版的先河。同时出版发行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刊物。  当年知识分子走上“文化救国”道路的不在少数，惟有张元济选择了出版，他站到了幕后，在商务这个现代商业企业中书写了他的文化理想。在上世纪初的文化巨变中，商务印书馆完成了从印刷工厂到出版巨子的蜕变，成为晚清以来，普及、传播新知新学的文化重镇。到1910年，商务已是晚清仅有的15家资产超过百万元的企业之一。商务在张元济的手中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文明的进步。《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然而在这个新文化运动勃兴的年代，商务印书馆却显得落伍了。陈独秀、罗家伦等新文化的干将在报刊上点名批评商务的保守，商务的业绩日见衰退，1919年积压和滞销的书刊多达60万册。而对张元济来说，他考虑更多的是，曾经引以为豪的商务还能否担当起传播新学新知的责任？当时商务的老人很多，用的都是文言文，于是张元济主持了“大换血”计划，主张用新人，办新事，首先从受新文化界猛烈抨击的刊物开始。1920年，茅盾走进了著名的《小说月报》。他起草了《改革宣言》，阐明不仅译述西洋名家小说，介绍世界文学的潮流，更要创造中国的新文艺。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一改过去刊载男女情爱、闲适生活的格调，倡导“为人生的文学”，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著名的老舍、巴金、丁玲都是通过《小说月报》走上文坛的。张元济以一种开明开放、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学术情趣，广集人才。据《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记载：1920年到1922年间，陆续进馆的就有陈布雷、谢六逸、郑振铎、周予同、李石岑、王云五、竺可桢、任鸿隽、陶孟和、顾颉刚等，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文化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商务印书馆也因此和五四时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一样，成为“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到1926年，商务已经是远东最大的出版商。分馆不仅遍及中国，而且开到了香港南洋。在上海的宝山路，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商务印书总馆，涵芬楼也扩建成东方图书馆，向公众开放。  在张元济整理影印的各种古籍丛书中，用力最勤、费神最多的当属《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这两部大书在文化上的影响也最大，至今仍是海内外古籍工作者常备的基本文献。《四部丛刊》从1915年开始酝酿，到1922年初编出版，费时7年，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没有先例的浩大工程。前后印了初编，续编，三编，近500部书，汇集了中外的宋元明善本及一些精抄本。从定书目、选底本、文字校勘，到工程预估、印刷纸张，张元济都亲历亲为。而其中最大困难就是对版本的搜集挑选，为此张元济几乎访遍了当时中国有名的藏书家。这段经历，张元济称之为：“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弛域外。”（域外指日本。）在《四部丛刊》出版之前，中国最著名的古籍丛书是《四库全书》，但那部诞生于乾隆朝，以全国之力而成的大书，无论选目还是抄写质量，都颇受后来学者的诟病。而以张元济一人之力，成就于百年中国苦难岁月的《四部丛刊》，无论在选目的精当，还是在校勘和影印的质量方面，都远远超过前者。1928年，张元济为《四部丛刊》专程赴日访书。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饱览了东京、京都等地图书馆的汉籍收藏，每天不停地阅选古书。虽然那时他已是年逾六旬的花甲老人，但他就像见到了自己最珍爱的东西，每天都要做笔记直到深夜。每到一处，都商借拍摄，带回上海影印出版。访书的直接成果则是带回了46种罕见古籍的摄影底片，其中就包括被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购走的皕宋楼藏书。直到今天，一个读书人要想看到那么多的宋元明善本，也只能是张元济的《四部丛刊》。古籍流传世间已久，在岁月的侵蚀下，残破、墨迹不清是最平常不过的了，这就需要修校，用心地把不清楚的字迹描清楚，专业人士称为描润，但这只是校勘古籍最初步的工作。它还需要用不同的版本对照甄别，断其是非。张元济就是这样亲历亲为地对每一册古书，做着初修、精修、复校、总校的工作。他终日伏案，每天的工作量是100页，每一页都校勘到准确无误为止。直到今天，看过张元济校勘影印件的人，都叹为观止。张元济是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辑校整理古书，钩沉、整理进而维系着中华文化的命脉。另一方面，传统的文化却因为这个国家日益衰落而被人丢弃、破坏而沦丧。因此张元济的工作就更需要眼光、胸怀和毅力。但商务毕竟是企业，搜集、编校古籍毕竟需要巨大的成本，所以张元济的做法难免遭人反对。有股东在报上写文章，指责张元济收购古籍是“徇一人之嗜好”。文弱儒雅的张元济拍案而起：“此事决不使公司于营业上有损！”张元济这样一个嗜书如命的文人竟同样善于管理和经营，《四部丛刊》初编出版以后，光这套书就赚了100多万。经营上的成功，为他后来能够持续地做这件事情，提供了很大的保障。在完成《四部丛刊》初编后，张元济又做了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就是《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影印。二十四史讲述的是中华民族自三皇五帝开始的完整的历史。但历史的流转使它形成了各种版本，张元济不仅要挑出最好的版本作为底本，还要将其它版本不同的地方汇集起来。“百衲”二字取自于古代和尚所穿的破烂补缀起来的衣服。许多宋代版本的书传下来都有缺卷，需要配其他的宋本，还要配页，所以称之为“百衲本”。顾廷龙先生曾感叹：“这么浩大的工程，都是用手写，那些校勘记，那些批注，所耗费的精力工夫无法估量，这整整十年当中张元济就是每天不间断地在做这样一件工作!”  当《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编校一切就绪，甚至影印所需的样张都已完成时，战争来临了。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战争中，一场浩劫将他大半生的心血化为灰烬，张元济遭受了人生中无以复加的严酷打击。在上海档案馆现存的一本影像资料中，记录了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厂及附属的东方图书馆被毁后的景象。那天早上8点多钟，日军的飞机轰炸了商务印书馆。第一枚炸弹就落在油墨仓库里边，瞬间燃烧起来，那些被溶解了的铅字像水一样在地上流淌。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尚公小学等全部中弹起火被焚毁。随后，日本浪人又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浓烟遮蔽上海半空，纸灰飘飞十里之外，火熄灭后，纸灰没膝，五层大楼成了空壳，商务印书馆80%的资产被毁。最令人痛惜的是东方图书馆的46万册藏书，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悉数被毁，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图书从此绝迹人寰。望着漫天飘舞的纸灰，张元济涕泪长流。他唯有自责，因为他太爱书了。他对夫人说：“这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些书搜罗起来，不是集中保存，仍然让它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以逃过这场浩劫!”但一切都无法挽回，他仰天长叹：“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无可挽回的、永远令人痛心的悲剧。当年商务被毁前后的种种迹象表明，商务的被毁是历史抹不去的侵略者的暴行，而且是侵略者早已有的预谋。日寇曾经放言：我炸了你一条街，明天就可以修复，但是我炸毁了商务印书馆，你就永远也恢复不了。

2. 张元济的介绍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出生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清末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解放后，担任上海文史馆馆长，继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著有《校史随笔》等。1959年8月14日在上海逝世。

3. 张里元的人物评价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里元能够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逃走，山东大部落入日寇手中的情况下，坚持留下独自抗击、或与其它国民党军队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正义感。从1937年冬到1939年春，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基础上，我党积极主动地对张里元部开展统战工作，使之与我党在特定时期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团结抗日，互相支援，对我党我军在山东地区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作为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张里元在政治上终究还是趋于保守和反动的，一旦涉及到他个人的实力和地盘，他就会拒绝与我党合作，或与我为敌。

4. 张元济的人物遗迹

 张元济图书馆在武原镇文昌东路，1984年8月筹建，1987年5月8日开馆。陈云题书馆名。图书馆占地8670平方米，有阅览室、少儿书库和张元济先生纪念室等。馆舍为仿古建筑，池塘亭桥，花木扶疏，可游憩。张元济先生纪念室，正中为张氏半身汉白玉塑像，室内陈列张元济生平事迹、著作、研究论文和地方文献。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海盐武原镇人。张元济一直关心与支持家乡文教事业。竭力搜求、保存故乡先贤遗著，其于民国30年1至4月捐赠上海合众图书馆的珍贵书籍就有：嘉兴府前哲遗著496部、1822册，寄存(后永远捐赠)的张氏先世著述及所刊所评校之书104部、856册；海盐县先哲遗著355部、1115册。民国10年始，张元济与葛嗣彬、金兆蕃、王甲荣等发起补辑《檇李文系》，并主持其事。几经中辍，最后完成，续辑较原编约增一倍。他亲笔抄录《目录》4册。但书未能印成，抗战前原稿装订78册藏嘉兴图书馆，经历事变，现藏于上海图书馆。  张元济在抗日战争时期韬隐沪滨，拒与日军来往，1946年迁入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沙发花园24号。张元济故居1916年前为英籍犹太人沙发的私人花园，西洋格式布局。1933年，浙江兴业银行购得此园地后，由英籍建筑师事务所马海洋行设计，新建74幢三层高的花园里弄住宅，仍名沙发花园。五十年代改名为上方花园，寓有幽静美好之意，由张元济题名书写。1958年，张元济病逝在24号寓所。上方花园建筑风格多样，有独立式、两户联立式、多户联立式等。建筑形体主要为西班牙式建筑，栅门、窗栅、阳台、栏杆都用铸铁精制而成，室内宽敞明亮，硬木打蜡地板，各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24号为新式三层里弄房子，每层有两间并排的大房间，屋前有一个院子，内植雪松、紫藤架、花草树木等。该建筑现为民居。

5. 张元的人物评价

张元的处女作《妈妈》表现出对社会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的关注，以现实主义和关注个人命运为主的风格成为了中国第六代电影导演的开山之作。他一直以记录写实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 （人民网评）。张元作为“第六代”导演中的佼佼者之一，他对社会有种独立的观察能力，他对社会的观察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放在了不被大众所关注的青年文化和社会边缘人群中，并且带着对主流价值观的挑战和批判性，对那些社会嬗变中的青年人的生命体验予以抒写与表达，试图发现、挖掘和呈现被意识形态遮蔽的那部分的精神现实。在张元的作品中，一直有着对新的生成的思虑，《妈妈》、《北京杂种》都是见证 （《中国摄影》杂志评）。

6. 张里元的人物生平

1922-1930年先后任西北垦殖考察委员、西北军冯玉祥部军法处主任。1930年中原大战冯军失败后回山东，历任桓台县代理县长，文登、临朐、沂水县长等职。1936年6月调临沂，任山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和临沂县县长。1936年前任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司令部军法官。1936年山东省第三行政区保安司令。1940年任山东省第一游击纵队司令。1944年任鲁南军区司令官兼36师少将师长。抗战胜利后，曾被任参谋总部中将高参。张里元开设“真北平”1937年冬，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至临沂与张里元洽谈，使之接受了共产党的联合抗日主张，与共产党建立了统战关系。1938年3月，张里元奉命率所部保安1团、2团协助国民党40军庞炳勋部和59军张自忠部守临沂城。自3月2日起，与日本侵略军激战50余日，拼死坚守，重创日军。4月19日拂晓，日军攻占城西门，并在城头竖起日旗。张里元见状危急，亲率特务营300余人直扑西门，与敌短兵相接，奋勇拼杀，激战20多分钟，一举歼灭入城日军，拔掉日旗，夺回西门。至21日，临沂城守军奉命转移，城陷敌手。张里元也率部撤至临沂西部山区。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山东省委和八路军4支队先后3次派干部到张部工作。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曾命令张里元袭击驻沂水王庄的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领导机关，由于他与共产党、八路军保持着较好的关系，未从。1939年夏，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山东的顽固派气焰嚣张，张里元此时也不再同共产党合作抗日，而大肆宣传“剿共第一，抗日第二”，不断袭击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民主政权，制造摩擦和流血事件。1941年1月，张里元被撤销专员职务。此后张里元率残部逃至郯城、邳县、宿迁一带，部队编为鲁省游击第一纵队，张里元任司令，继任国民党鲁南军区司令官、山东省政府委员等职。抗战胜利后，投靠何应钦，被委任为中将高参，并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1948年5月当选为行宪第1届立法委员会委员。后留居上海。上海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逮捕审查，不久释放。曾开设“民利实业公司”，后在上海市木材公司工作。1957年退职。1975年在上海病故。

7. 张元的人物生平

1989年—1990年在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参与组织并参展“中国油画人体艺术大展”。1995年至1997年公派赴法国学习考察，在巴黎国际艺术城画室和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主修欧洲绘画并取得巴黎美术学院第三阶段结业证书。在此期间旅意大利，奥地利，德国，英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国考察。并在巴黎艺术城及北方诸城市（Lille,Douai,Mors）举办个展、联展。作品“夏风”入选巴黎大皇宫（Grand Palais）法兰西艺术家沙龙。同年被法兰西北方美术家协会授予名誉会员。1997年底回国后为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创建“材料表现工作室”并主持画室教学。1998年为中国油画学会“油画家”杂志特邀栏目主持人。

8. 张元元的人物生平

张元元1926年出生于浙江绍兴，2001年卒于广州。抗战爆发，家乡沦陷，时为中学生的他跟随学校流亡，由浙江到福建再到江西，饱尝了山河破碎、颠沛流离之苦，由此立下了以天下苍生为重的情怀和强烈的爱国主义观念。抗战胜利后，他作出了矢志从事经济工作和研究致富强国之道的经济之学的选择，因为他认为，民不富则国不强，国不强则遭人欺；天下兴亡，民族盛衰，盖由贫富所致，而致富之道，则在于经济。纵观张元元在经济学领域内数十年的耕耘历史，最富成果的并带有总体性的理论思维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表现在他对广东改革开放重大方略的倡导以及他对这些方略的阐述和学理说明上。张元元关于“不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命题的提出，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早在1978年，先生提出了“不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作出了中国将长期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之后，他又著文明确提出处在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要补现代化大生产、商品经济和民主法制的课。这一观点对廓清长期存在于我国的理论谬误，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路向的选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都给出了前提性的、根本性的学理说明和理论预见。张元元的这种理论勇气和理论的超前性，使人不得不对其表示极大的敬佩。在广东，张元元是较早呼吁而且一直坚持要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一位经济学家。张元元和其他经济学家的建言，为政府所采纳并据此制订了一系列的政策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广东经济的发展。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张元元的“市场导向”改革思想，是极为鲜明和极为突出的。不仅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总体目标必须是市场经济，而且还提出了这种“市场导向”改革的总体方略——“抓住中间、带动两头”，即以市场化为中心，推动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