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 如何理解“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是十八大提出的建设廉洁政治的重大任务。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三清”目标的提出，使得反腐败工作更具针对性和时代感。
　　靠什么打造廉洁政治？权力制约是治本之策。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反腐败的过程，既是查办案件的过程，更是制度建设的过程，特别是对权力的制约乃至制衡的过程。这是反腐攻坚最大着力点。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只有健全权力运行机制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只有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立法，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反腐败斗争才有根本依托、党才能在建设现代政党上迈出新步伐。

2. 怎么样“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具体如下：

一要合理界定公权力行使的边界。在体制转轨时期，行政、企业、市场等行为往往混淆不清，权力对微观经济的过多干预，使某些官员有了牟取私利的机会。因此，合理界定公权力行使的边界，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压缩权力配置资源，将有助于从源头上铲除腐败的机会和条件。
二要对过于集中权力进行制衡。腐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一些权力过于集中，不容易关进制度的“笼子”。解决的办法，就是对重要部位和环节的权力进行分解，如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分离又相互制约，以权制权，形成制衡机制。近年来，执法领域建立收支分开、收缴分离的制衡机制，就对治理“三乱”等问题起到明显效果。对于“一把手”权力超载现象，要通过合理配置权力、严格民主决策程序等途径加强制衡，例如，对工程项目、大额资金、干部任免、改革政策等重大事项，要坚持集体议决制度，防止个人说了算，以民主制约专断，以程序制约擅权。
三要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权力的制衡。近些年来，一些部门和人员违纪违规使用财政资金的现象比较突出，比如挥霍浪费、挤占挪用问题，私设“小金库”、坐收坐支问题，公款消费、奢侈享受问题等，比比皆是，极易产生不正之风乃至腐败。因此，必须加强对随意支配财政资金权力的监督制约，包括实施部门预算改革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健全统一透明的预算控制制度，将预算外资金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接受人大、审计和社会的监督；严格财务预算支出管理制度，统一财务支出标准和福利津贴标准，消除隐性收入、灰色收入。

3. 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这一重要论述，为当前的反腐倡廉指明了方向。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及时揭露腐败行为，坚决查处腐败案件；在容易产生滥用权力的领域、环节和部位，建立有针对性的权力制约机制，防范腐败的发展蔓延；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依靠法治制约权力，使国家机构和公务人员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确保权力在“刚性”的制度笼子里运行，有效防止腐败。

4. 为什么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的通俗说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具有重要的制度意义和现实意义。
　　1、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当前，国家正在努力构建现代治理体系，治理必须先规范用权，让市场发挥调节经济的主体作用，必须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让权力规范运行。
　　2、监督权力运行的关键举措。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就必须有制度保证，包括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保一切权利都有监督，确保只要用权就要公开，确保违法用权就要受到惩处。
　　3、是预防腐败的治本之策。构建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制度体系，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和减少腐败行为的发生。反腐败既要治标，大力惩治腐败分子，也要治本，把各种制度建立健全，扎牢制度的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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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什么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简单说，权力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是职责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对权力而言，没有监督的制约和没有制约的监督，都是危险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这种支配力或影响力，就会陷入混乱。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对这种权力加以限制和控制，它就可能发生异化。这是因为，就权力的属性来说，客观上具有较强的渗透性和扩张性，如果不为它设定法律上的边界，它随时都可能利用其控制的财富和暴力，不适当地膨胀起来，从而得以超越或凌驾于社会成员之上。就权力的效应来看，它具有使权力指向的对象服从掌权者的功能。正是这种服从的效应，使它有可能成为攫取利益的工具，有可能被用作满足个人私欲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本身就存在着腐化的自然趋向。从权力的实现过程看，权力只有通过掌权者才能实现，甚至必须通过多层政府机构才能实现，换句话说，它必须通过众多的工作人员的活动才能实现。然而，作为权力实现的导体或中介的个人，由于认识、感情、品德或其他方面的不完善性，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绝对正确无误地按照权力的应有目的来运用它，权力随时都有可能被滥用或误用。再从权力的作用机制看，权力本身产生于社会，它是在社会发展中凝聚而成的。但是它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且有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的趋向，从而产生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而权力的作用方向并非是固定的、单向的，它既可以起推动社会进化的作用，也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正所谓“现代国家是为了服务于社会而建立起来的，但是他又对这个社会构成威胁”。因此，不受制约的权力会导致腐败，必须建立完善的制约机制才有可能避免权力的腐化。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权力本身并不代表一种绝对的价值，它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或潜藏着若干可能性的影响力或支配力。它同社会需要和公共利益相联系，是为维护和实现社会需要和公共利益而存在的；另一方面，权力的运行过程是社会价值和社会资源的分配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掌权者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在普通人眼里，掌权者就是权力的化身，而每一个掌权者又是社会中的一员，与其他普通人一样。为此，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实际上是对掌权者的监督和制约。

6. 如何理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把权利放出笼子〃

　　用制度监督权力。
　　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须有足够的途径和手段，而要长期关住权力，须有足够坚实的笼子。另一方面，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还需为权力留有必要的空间，才能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人民。遏制权力腐败的根本路径和手段，就是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来规范和制约权力;通过法律规范确立科学分权的机制，明确掌握公共权力者的职责，完备公共权力行使的程序，制定科学的评价标准，完善有效的责任机制，就是确保权力依法且合乎目的地行使的“坚实的笼子”。

7. 为什么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简单说，权力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是职责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对权力而言，没有监督的制约和没有制约的监督，都是危险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这种支配力或影响力，就会陷入混乱。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对这种权力加以限制和控制，它就可能发生异化。这是因为，就权力的属性来说，客观上具有较强的渗透性和扩张性，如果不为它设定法律上的边界，它随时都可能利用其控制的财富和暴力，不适当地膨胀起来，从而得以超越或凌驾于社会成员之上。就权力的效应来看，它具有使权力指向的对象服从掌权者的功能。正是这种服从的效应，使它有可能成为攫取利益的工具，有可能被用作满足个人私欲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本身就存在着腐化的自然趋向。从权力的实现过程看，权力只有通过掌权者才能实现，甚至必须通过多层政府机构才能实现，换句话说，它必须通过众多的工作人员的活动才能实现。然而，作为权力实现的导体或中介的个人，由于认识、感情、品德或其他方面的不完善性，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绝对正确无误地按照权力的应有目的来运用它，权力随时都有可能被滥用或误用。再从权力的作用机制看，权力本身产生于社会，它是在社会发展中凝聚而成的。但是它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且有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的趋向，从而产生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而权力的作用方向并非是固定的、单向的，它既可以起推动社会进化的作用，也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正所谓“现代国家是为了服务于社会而建立起来的，但是他又对这个社会构成威胁”。因此，不受制约的权力会导致腐败，必须建立完善的制约机制才有可能避免权力的腐化。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权力本身并不代表一种绝对的价值，它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或潜藏着若干可能性的影响力或支配力。它同社会需要和公共利益相联系，是为维护和实现社会需要和公共利益而存在的；另一方面，权力的运行过程是社会价值和社会资源的分配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掌权者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在普通人眼里，掌权者就是权力的化身，而每一个掌权者又是社会中的一员，与其他普通人一样。为此，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实际上是对掌权者的监督和制约。

8. 论如何才能把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

纵观行政权力(下同)之历史，自文明起，权力就一直掌握在君主、皇帝手中，人民参与权力是通过起义、反抗等暴力革命来达到，如国人起义、秦末农民起义、黄巢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辛亥革命、解放战争。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总伴随着绵延不断的暴力革命。原因何在？ 
　　天地洪荒，盘古开天地起，华夏民族便要与残酷的自然环境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这漫长的斗争过程中，华夏确立了王、帝、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黄帝有四岳为其出谋划策。但四岳与黄帝的关系是上下的服从关系，并不是并列的监督关系。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也不过是为五霸七雄出谋划策，希望自己的学说得到国君的青睐、实行而已。诸子百家探究的不是自然，自然在他们的学说中，只不过是一种手段，一种象征手法。他们探究的是社会，是权力。希望国君按自然的规律去政治社会。他们本身基本上是诸侯的官吏。他们带有一种无法改变的臣从心理。 
　　纵观法律的历史，自其诞生起，统治者早已形而上了，统治者掌握法律，而不是法律掌握权力。中国历史上，由刑不上大夫到刑上大夫，到包青天时刑上亲王已经很大胆了。权力（统治者）高于法律，对中国影响是广泛的、深刻的。这种观念已经融入了中华文化之中，中华民族的意识之中。它的后果是严重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导致中国历史特有的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字狱、文化大革命。 
　　苏联崩溃、百年老店国民下台，内地大部分人带着一种沾沾自喜，幸灾乐祸的心理。但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那么你应该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它们正在重构权力与法律之关系。这是一个社会最根本的关系。权力与法律的关系是以家的观念去衡量，还是以社会的观念是衡量一个社会步入现代文明的程度。 


　　中国传统中家的观念非常浓重。家的特性是：父权；本质是私有。中国传统政治（权力）是实质是：以家治国。《史记》帝本论中叙述尧选择舜做接班人：岳说：盲者子。父顽、母嚣、弟傲，能和以孝......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 下汝于妫讷，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尧以为圣。召舜曰：……汝登帝位。到了春秋时，孔子更理论化之为齐家治国平天下。 
　　父权具有不公开性、先决性、非约束性，本质是三不公：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它表现为威天下。它构建的社会要求臣民绝对的服从。思想上的服从，行为上的服从，利益上的服从。一言以蔽之，家天下。其结果呢？纵观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利弊不言而喻，唐朝强盛，近代屈辱。历史已经证明家天下不是长治久安的政治处方。家天下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形态的高级阶段。家的观念必须彻底改变。必须代之以社会的观念。 
　　搞了这么多年，其实我们理论界对社会这一基本概念其内涵、外延，其实质、作用的认识缺乏深刻的、理性的认识。 
　　社会的本质是三公：公平、公开、公正。公平是机会问题。社会要提供人自身发展的机会。给予每个人，每个利益集团公平竞争的机会。公开是操作问题。必须认真落实各级政府的政务公开，企事业的财务公开，公开招标，实行听证会制度等。公正是监督问题。竞争的趋利性，自私性，单向性必须予以制约、监督，监督机制不健全、不完善、没有制度化，是不可能保障社会的公平、公开的。监督机制不进入宪法，表现出的随意性，可有可无，是社会公平、公开的最大隐患和后患。 
　　对权力进行制衡，是社会的重要作用及功能。权力，其实是从社会中来，理应回到社会中去。人民必须真正参与权力。人民参与权力的深刻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对人类文明吸收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潜质。 
　　对权力缺乏制衡，势必出现权力膨化现象，从而导致权钱交易盛行、官官相卫、仗势凌人，攀附权贵。社会的一切活动皆以权力为中心。权力制约社会的一切活动。 
　　权力失控必将引起社会动荡，社会的公平、公开、公正也将随之荡然无存。 
　　所以如果社会的一切活动都以法律为中心，以法律制衡权力，把法律放置在上层建筑的基础部位，以法律来上控上层建筑，下控经济基础，以法律砍断权钱纽带、权势纽带，将权力排挤出经济基础，将权力迫回上层建筑之中，必须让它与法律并立吧！ 















法律与权力的现代性关系——法律是权力的异化
传统的“法——权”关系与现代性存在着严重矛盾，因此它不能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现代社会要良性发展就需要建构新的“法——权”关系。我们认为符合现代性要求的“法——权”关系是“法律是权力的异化”。
异化是出自黑格尔的一个哲学概念,它是指主体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存在,并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法律是权力的异化，首先暗示着先有权力后有法律。权力不是来自于法律吗？国家权力不是来自于宪法吗？我们必须明确，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所构建的“社会契约论”不过是一套理性建构的理论，而回顾现实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权力是来自于暴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权力来自暴力是人的本性使然，虚荣心和自利性是人的本性。天使相信真理，野兽相信强权，只有人相信“强权即真理”。
权力来自暴力，缘何产生法律？从主观方面来看，当权力试图为自己缝制一件合理性、正当性的外衣时，它就拿起了法律的针线，并且不忘逢上几颗璀璨的纽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等。举一个不甚恰当的例子，大陆政府要统一两岸，要将自己的权力作用于那块现在还没有作用到的地方，为了给这一权力行使提供合理依据，出台了《反分裂国家法》，这之后只要依法反分裂就是合理的反分裂了。从客观方面来看，由于权力与暴力相联系，因此，独有权力极有可能引发暴力的滥用，出现以暴易暴的权力更迭。所以权力需要法律来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
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告诉我们“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是当权力的意志一旦被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它就不再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了。法律以国家的形式而存在，但不是国家的意志。哈耶克提出要区分“法律”与“立法”这两个概念。法律体现的是事物之间的一种内在的处理的规则，而立法则是一种意志性的东西。“法律是内生于社会生活的普遍规则，出现在现代立法机关诞生之前”。社会的进化过程就是意志的淡化过程。
法律因其特殊性，自其产生就背叛了权力。即使忽略掉“自然法”有争议的伦理性色彩，法律的特性至少有两点：第一，法律的公开性，不论是在大范围内公开，还是在小范围内公开，一经公开的法律，就成了“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了；第二，法律的稳定性，法律不能朝令夕改，当权者也怕出尔反尔会引起“狼来了效应”。更何况“自然法”中的许多观点是不容忽略的，毕竟法律的原则和价值是先于法律条文而存在的。正是在这两点上，法律成为了权力的异化。因为，权力的本性是支配、操纵、控制和为所欲为，而公开稳定的法律恰恰是从本质上对抗任意性的。英国学者金斯伯格讲“正义观念的核心是消除任意性，特别是消除任意权。”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也指出“只要行使的是任意的权力，那么无论它同所依据的东西有多密切的联系，也不管它是多么符合认为定义的语词，它都是与一般法律观念向违背的。一个只考虑自己瞬时兴致的转制暴君，根本就不能被认为在司法，即使他自称是在裁判其国民间的纠纷。”当权力制定出法律，权力就将面临一些绕不开程序，权力就不能像只有权力时那样为所欲为。从这个意义上讲，权力制定法律是一种“木匠造枷夹自家”的行为，以至于有些权力受不了了，于是就产生了建了公检法又要砸烂公检法的闹剧。
法律成为权力的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第一，认识论上的异化——权力来自法律,法律应制约权力，这是现代宪政理论的基本观点，此时的法律是“权利”的代名词，本文就不再赘述。第二，功能上的异化——法律与权力的竞争。
正是基于“法律是权力的异化”这样一种认识，信仰法律才有了意义。徐章润先生在讨论“法律信仰与民族国家”时讲“法律信仰意味着对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忠诚和文化皈依”，这一观点我是赞同的。但是，信仰法律本身也有其独立的原因和意义，这原因就在于相信法律能够背叛权力，相信法律能够制约权力，只有有了这种信仰，法治才得以可能。
即便是到了全面法治的社会，权力依然存在，法治社会并非意味着抛弃了权力的法律统治（rule by law which goes without power）,真正的法治是法律本身获得力量的统治(when words by which law is written get their own power)。法律的力量来自公民的信仰，当公民相信是法律而非权力能够更好的解决他们的纠纷、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法律本身就获得了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来源于权力，而法律又在与权力竞争。这种竞争将提高法律与权力的效率，通过竞争法律将趋向公平与秩序，权力将趋向规范与合理。因为法律与权力的竞争具有正向的效应，所以这种竞争要保护。因为这种竞争从本质上讲是法律人与“权力人”（政客）的竞争，所以应当切断法律人成为政客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