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表的疑问

1. 人民币汇率表的疑问

1,是的，
2，对；
3，一句解释很难，简单说说吧。当RMB升值时，出口会受到影响，升值相当于涨价。中国出口比重很大，因此需要抑制RMB升值。同理，RMB升值，相当于美元相对人民币在贬值，美元区产品价格下降，这将提高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进口。
以上是主流观点，下边我说二句。实际上，抑制RMB升值是个很二逼的行为。货币为国家信用，本没有任何实际价值，中国刻意控制rmb升值，相当于商店刻意控制自己的商品不涨价，这固然会提高出口额刺激生产，但是你能想象别人一家4S店一直坚持5万卖宝马不加价吗？他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该升值TMD不升值，刻意追求生产量和销售量，一帮工厂乐呵呵看着产销量提高，而消费者则疯狂采购中国商品。固然中国商品的成本比其他地区要便宜的多，但是中国没有把这种成本的优势转化到利润的优势上，而采取了降价生产薄利多销的策略，这样固然能取得一时的利益，但是违背了正常的经济规律。随着资源等产品融入国际主流，成本不可能永远低廉。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是轮流世界工厂的过程，而世界工厂就是所谓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代名词。升值时必然，而升值则相当于之前高度密集的生产性企业要出现连锁式倒闭崩盘，升值意味着之前卖出去的500件商品，现在用相同的钱，今天只能回购350件。

美国欧美为啥要求RMB升值？因为你5万块钱卖宝马，让人家4S店都开不下去了。获利的是消费者，而郁闷的是资本家。美国的声音是资本的声音，所以美国必须要求RMB升值。

2. 人民币与美元脱钩的利弊

挂都挂了几十年了~
主要是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以及有利与出口贸易~
如果不挂钩，那么就是执行了市场汇率，人民币的汇率将随行就市，政府操纵功能将大大削弱，也不利于中国出口创汇，严重的就会出现经济危机，好像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那样，那就是泰铢和美元在索罗斯的打击下和美元脱钩的结果~~~很惨啊~   任何时候，汇率制度改革绝不能因为一时的经济情况而频繁变化！而且由于港元与美元保持联系汇率制度，任何一张港元都有相应的美元做为保证，因此，香港得以保持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而且在当前的情况下，即使美元贬值，但还没有任何一种货币足以撼动美元全球货币的地位，而且美国也不会坐视美元的永久疲软，这也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无法弥补性的伤害。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港元保持现有的汇率是理所应当的，而且正是因为如此，香港经济在97年的风暴受到的损失也远没有其他亚太国家来的大！此外，香港是一个自由港，国际人员经贸往来异常频繁，即使放弃联系汇率制回收财政政策控制，利用财政政策来控制这个小地方的物价和失业状况效果也不是很明显。另外，港元绝对不会放弃美元而与人民币挂钩，首先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即使到了自由对换那一天，如果人民币没有世界货币的地位，中国没有取得世界货币发行权的地位，港元也很难与人民币挂钩，因为香港不会去冒失去世界金融中心地位的风险，中国政府也不会这样做。不与欧元和日本元挂钩的原因也是一样。

另外，香港是与中国内地贸易频繁，但是睁开眼睛仔细看看，香港更多的是与全世界贸易频繁。而且中国与全世界的贸易也有很多是转道香港的，因为香港是一个自由港！！！而仅仅只看到“香港很多民生必需品源自大陆，就要与人民币联系在一起”，这种目光太短浅了，香港要着眼于与世界而不仅仅是中国内陆的经济联系！

3. 为什么说文化产业是符号产业?

（一）我国文化产业低水平供求关系与非对称结构性矛盾

  我国的文化市场已有"长足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条件迅速改善，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需求正在被迅速释放；另一方面，各种新型文化产业门类不断产生，文化产业结构性变化频繁。但是现有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文化产业还处在一种低水平供求平衡和非对称结构性矛盾的状况之中。

  从绝对值来看，我国居民的文化消费需要与文化产业部门的供给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出入。

  从需求方面说，2000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49美元，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水准的恩格尔系数也降至50%以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280元，人均消费性支出是4998元，其中被列入统计的，与文化相关的旅游、娱乐和耐用消费品、教育、文化服务、通讯等项消费总计949元，占到可支配收入约19%。按照我国目前大约有4亿城镇人口计算，我国目前城镇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大约有3796亿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到2253元，人均消费支出中通讯和文教娱乐类支出280元，总计达到2520亿元。这样算下来，我国与文化相关的消费需求应该在6000至6500亿之间（6314亿元）。 

  从供给方面看，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汇总，我们的文化产业各行业近年来（1998或1999年）进入统计的产值大约是6000多亿（1998年6240亿），其中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1812.9亿元（1998年），国内旅游收入2831.92亿，图书报刊355亿元，邮电通讯是1235.1亿元（1998年），音像制品12.7亿。（广告业等尚未计入。

  以上两个大致相符的数字不过是分别从供需两个方面描绘了我国文化市场的规模，却还无法得出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可以令人满意的结论。略做分析就可以看出，文化市场的现状只是一种低水平的供需平衡，更何况，由于还存在着各种体制性问题，所以它还只是一个存在结构性矛盾的、非对称性的平衡。

  根据国际上的研究，在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时，消费支出中吃穿用类比重大大下降，住房类基本不变，而文化精神消费类支出开始大大上升；第三产业应该占到GDP总量的40%左右，其中文化类产品的产值所占比例也大大增加。我国目前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是第三产业的比例（33.2%）低于这个标准达6个百分点，其总量大约是5000亿人民币。尽管我们可以去除由于消费习惯和体制因素而出现的误差，并去除可能用于非文化类消费的支出（如医疗等），余量也应该有3000至4000亿人民币。

  对于这3000至4000亿人民币的市场空缺应该做如何理解？

  一种解释是，我国居民文化消费能力被大大压抑了，因此制约了文化产业的成长。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说，根据我国文化产业部门各种散见的数字，我国的电影业、电视业存在大量的经营不善和亏损，许多作品出版后无人问津，库存积压严重；而一些作品却不明原因地骤然获利。有统计表明，电影的生产近年来在走下坡路。1992年我国共生产了170部故事片，为近10年来之最，此后1995年是146部，1996年是110部，1997年是88部，1998年只剩下82部。我们本应不断增加的观众都上哪里去了呢？近年来，火爆一时的传统文化娱乐业如歌厅舞厅等经济效益迅速下滑，成为亏损行业。这些现象说明，我国文化产业部门所提供的产品，有相当一部分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着的文化消费需要。

  还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即我国居民事实上已经实现的文化消费有相当一个部分没有被列入统计。目前音像界有一个被公认的市场容量计算方法，即根据居民的消费类视听技术设备的拥有量估算音像制品的市场容量。根据这种方法，我国居民目前大概拥有：电视3.5亿台、CD机1000多万台、VCD机3000多万台、LD影碟机500多万台、多媒体电脑1500多万台，等等。如果按照每个硬件每年均需要10件（套）新的音像制品统计，据信每年音像产品的总销售额应有超过1000亿元的规模，但根据有关部门1996年的统计，我国的音像制品只有不足20亿元的正版收入，占总量的2-3%；根据1999年的统计，正版收入约有50亿元 ，即使由于政府加大"扫黄打非"的力度，正版率有所提高，据信实际市场规模也应该在1500亿至2000亿左右。这方面的事实说明，有相当大部分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正在流失。我们的文化市场供需之间存在巨大的结构性缺口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文化市场巨大的供求差别已经成为国家文化和经济安全问题的隐忧。目前我国居民个人金融资产已经达到9万亿元左右，银行存款约7万亿元，随着我国在住房、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各项改革措施的逐步推出，人们对文化、教育和娱乐的消费需求将得到进一步释放。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无法填补的真空。加入WTO后，国外文化产业集团将可能以技术与内容的多重优势大举进入，迅速占领我国的文化市场，文化市场"有限开放"的政策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可能会在不长的时间里遭遇严峻挑战。

  近年来，人们频繁地看到这样的数字：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从业人员约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其视听产品出口额已经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40%以上的份额。根据媒体的报道，我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允许一些国际知名传媒集团进入我国媒体市场。这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说明文化产业国际化的进程可能出人意料地加速，我国文化市场已经暴露在国际文化资本的强大压力之下，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积累的经济和文化之果已经成为国际文化资本垂涎的目标。


  （二）我国文化产业经营单位众多但产业组织集约化程度不高

  面对巨量的市场需求，以及国际传媒文化集团大兵压境，我国的文化产业在总体上缺乏竞争力，难以满足人们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这一点足令我们忧虑。我国的传统文化产业诞生于计划体制之下，长期以来既被行政体制分割又被各种政策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总体格局，表现出经营单位众多，产业集约化程度不高，资源极度分散和不讲经济效益的突出特点。在文化市场迅速成型的今天，这些特点全部转化为弱点。

  从人员规模看，仅以文化部所属文化产业机构为例。截至1999年，我国文化部下属的企事业机构共33.07万个，这里包括了艺术演出团体、影剧院、图书馆、群艺馆和文物保护单位，从业人员共166.15万人；当年国内演出场次是42.3万场；国内观众达4.69亿人次。文化娱乐业有机构17.47万个，90.3万人；文化市场其他经营机构9.7万个，23万人 。这些单位的特点是大多机构较小，如文化部下属每单位平均才有5人左右。

  从经营规模看，音像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国音像制品的生产、复制单位近600家，每年生产正版音像制品（盒带、VCD、CD和DVD）两万种约2亿件（盘），平均每家企业年生产34万件，月生产不足3万；而销售单位约有7万个，每年全部正版音像制品销售2亿件，平均每个销售点一年不过卖3000来件，日平均竟不足10件。图书批发零售业是另一个例子。1999年文化部所属图书批发零售机构有13056个，2.3万人，营业收入只有5.45亿元，人均2万3千元左右，每天营业额为60来元。 

  资源分散和集约化程度低的问题在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业中表现得极充分。我国新闻出版体制与传统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有共同特点：新闻出版单位必须是以一定级别的行政机构为"上级单位"，并且建立在其财政拨款的基础上。这些新闻出版单位一旦形成就被固化，既不能淘汰也不能重组；新的需求一般产生于新的行政机构，通过新的拨款来建立，同样先天不足。长此以往，新闻出版机构就随着行政机构的膨胀而膨胀起来。这些新闻出版机构大都规模狭小、重复建设、效益低下，既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又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近2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各有关方面一直在尝试对文化管理体制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实验，但是基本状况并没有根本性改变。

  据1999年的统计，我国报纸有2038种、期刊8178种、出版社500余家，电台电视台3000余座。这是一笔经数十年积累形成的巨大而宝贵的文化资源。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的今天，如果我们自己不迅速对其加以整合、优化，转变其经营模式，增强其竞争实力，必然成为国际性传媒巨头的猎取对象。


  （三）我国文化产业的传统的资源配置机制与市场化要求之间正在形成尖锐矛盾。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快车道"。 1998年，我国政府职能部门不再直接办刊办报，退出出版经营领域，切断了新闻出版单位与各个政府机构的传统依附关系；2000余家报纸和8000余家刊物被"逼"上产业化运行的轨道。1999年，开始了传媒集团和多传媒文化产业集团的组建；2000年，"传媒概念"走红股市，开始尝试传媒集团与资本市场的结合。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后浪推前浪，从分行业的、局部的改革，逐步进入整体性改革的阶段。

  但是，资源配置机制混乱，条块分割和行业壁垒与市场化要求之间的矛盾仍然困扰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产业的基础是市场，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公开、公正和公平的竞争，反对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垄断；我国传统的文化事业单位是按"条块"（地方和行业一纵一横）分割的方式设立的，目前尽管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实行"专业归口管理"，但是，离真正的市场竞争还有相当的距离。甚至还有一些企业利用与行政机构的传统联系，利用企业特殊的社会公益性质和意识形态功能，垄断资源，操纵市场，谋取暴利；而另一些文化企业在做大以后，要做跨行业跨地区的资产重组甚至兼并，却往往遇到阻力。在加入WTO的形势下，在国际性"传媒汇流"趋势的影响下，一些广电、报刊、出版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成立了集团公司，实现了"强强联合"和"资产重组"甚至在当地从事了一些跨行业、跨媒体经营。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我们也注意到，"媒体汇流"在西方是一种市场趋势，在中国则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如何将结构调整与体制转型结合起来，仍然是个问题。

  这样，文化产业的发展就与深层次改革问题相遇了：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既具有一般的行业属性，又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其中的核心产业门类如传媒产业，既具有大众传媒的特点，又是党和国家的宣传渠道。如何基于这些特点做出制度性的安排，既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康发展，又保证先进文化的主导作用，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需要我们以创新的精神大胆开拓。

  但是，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党和国家确保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领导权的基础。应该看到，在加入WTO和深化改革的形势下，在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冲击下，传统传媒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的实现方式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从以国家行政机制为中介的非自主方式，转向以市场为中介的自主选择方式。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探索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发挥传统政治优势的新办法。因此，我们应特别注意研究调控文化市场发展的新体制、引导精神产品流通的新机制，以及活跃文化生产的新组织形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文化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出现了全球性的"传媒汇流"和"放松管制"之后，由于文化内容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甚至是西方发达国家也在重新考虑如何以新的产业政策、新的制度性安排对待文化内容产业的问题。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确保民族文化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对全球化的共同战略主题，将会出现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我们的政策制订人员需要做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先进性要求与文化原创能力不足之间形成战略矛盾，资源潜力不能转化为产业实力

  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还是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是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世界上使用华语的人口为世界之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除在中国境内，还在东南亚、北美及欧洲的华人区具有广泛的影响。这应该说是中国的文化企业进行市场开拓的最有利条件，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往中的最大消极因素。在经济学的垄断竞争理论中，保持产品差异被认为是维持产品在市场上的垄断力量的关键。文化产品的差异首先是来自价值观及表达手段的独特性的；文化差异也是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和在赶超发达国家时可以依赖的比较优势。

  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举世公认。几千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文明发展，幅员辽阔的国土上还留存着许许多多的历史文化遗址、遗迹，还有各种类型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景观；图书馆、博物馆里保藏着数以百万计的艺术珍品、典籍和文物；中国人的言谈举止、风情习俗、节日庆典中保留着大量有形无形的文化符号；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不间断的研究和播传。凡此种种，都为中国文化产品乃至其他可以负载文化符号的耐用消费品的设计、生产、创新提供了不竭的灵感源泉。

  但是仅仅满足于此显然落后于时代。当今世界，文化已经具有原生形态、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新兴文化产业得益于资本市场和信息技术两驾马车拉动，才有了前所未见的高速度，才将大批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和财富。我国正是在上述两个方面都显得被动和迟钝。

  比如，文化旅游是将民族文化资源潜力化为产业实力的重要方式，旅游业在我国文化产业各门类中还是产业化程度最高的部门，但是，在该领域将文化遗产转化为产业的成功案例至今还极为鲜见。从多年前全国各地灾难性的"人造景观热"，到近年来有关部门关于文化遗产所有权和管理权能否分离，市场机制如何引入问题上的多次争论，许多问题还没有进行彻底讨论，并转化为合理的政策法规。事实已经证明，凭空建造的主题公园永远不会有信誉，而文物的粗放利用则无异于破坏，正确的道路显然应该在这二者之间。但是，在如何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有机结合，做到既保护了文化遗产，又推动了文化旅游，我们还未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方针，因此而贻误了诸多发展的机遇。

  文化遗产数字化是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新兴产业基础的一个关键环节。目前，"文化内容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世界各国为迎接信息时代的到来，正大规模地将文化遗产转换成数字化形态。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推动"世界的记忆"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以及最大限度地使公众公平地享有。1999年，在芬兰倡议下，欧盟国家开始启动一项多国框架性合作项目，名为"内容创作启动计划"，文化遗产数字化被确定为基础性内容。我国的文化资源数字化进程因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启动（1996年）可以说动手并不晚，但直至目前，还没有形成国家发展战略，还没有将其上升为国家文化产业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深层危机。

  向数字媒体转移是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为经济资源的必要步骤，实质上是为空前规模的产业整合准备条件，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国际性信息技术集团和文化传媒集团早已开始着手整合世界各国的数字文化资源，为开发新的世界市场做好准备；中国文化资源关系到对中国文化产品市场的占有，这块市场也为他们觑觎已久。1999年，美国大片《木兰》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的文化资源已经经国际传媒资本之手转化为文化产品，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界的强大竞争对手；2000年五一节，我国经历了第一个"假日经济"高峰，敦煌洞窟壁画在大量游人参观的压力下"不堪重负"，美国的基金会开始与我商谈"数字化虚拟洞窟"计划；同年，日本信息技术企业加速了与我国故宫博物院关于建立数字化多媒体网上故宫博物院的谈判进程。这两件事说明，发达国家已经借助经济与技术双重优势，开始谋求对我国文化资源的新一轮开发，这一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五）WTO规制与现行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之间的矛盾

  WTO是一种法律体系和政策系统。WTO所形成的诸多协定、协议广泛涉及到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有关文化产业的规章条例主要包括在WTO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规则，即《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之中。因此其基本原则也就自然地成为各成员政府制定和执行国内文化贸易政策的文本基础，这就必然地要给这个国家的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带来制度、法律和政策性影响。

  我国自80年代以来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90年代开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至今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由一系列行政法规和规章构筑起来的文化产业政策系统，以及由这个系统建立起来的文化管理机制，包括：《文化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演出市场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基本上涵盖了现行文化产业领域。

  然而问题是，现有的文化产业政策文本系统，基本上都是在两种体制转型过程中制定和形成的，并不是为加入WTO、或根据WTO原则而制定的游戏规则，因此，很大程度上带有计划体制的痕迹，这就出现了现存政策的目的性与WTO对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同时，由于我国不同领域里的现行文化管理与文化产业政策主要是由政府的不同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以政府的名义发布的，因此，行业和部门的利益保护色彩比较浓重。这样一来，在整个政策的价值规定、功能及政府对社会文化资源的权威性分配中，应有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就比较差。而所有这些都是与WTO贸易自由化原则、透明度原则、市场准入原则等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和内在的规则冲突。

  我国政府正在逐步加大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修订颁布已经在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规制对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由于这些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在体制和制度上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行政垄断、市场准入、投资主体多元化、文化企业产权关系改革等，因此，旧有的矛盾不仅没有消除，还进一步激起了新的冲突。同时，由于原有的文化政策系统并未因机构的改革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合并而失去政策效能，还出现了新机构执行旧政策，"新瓶装陈酒"的现象。在有的地方和领域，文化行政权力在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的名义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不仅没有失去原有的制度基础，反而获得了新的支持。

  我国文化产业管理部门已经提出"大文化管理"的思路，但是由于缺乏政策系统的创新支持，预期的改革效果并未出现，于是政府也就难以实现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战略转变。对中国来说，顺利进入WTO的关键是实现制度创新和政策系统创新的有机联动，倘若在制度和政策的层面上不能实现整体性创新，我国文化产业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也就可能并不是那么乐观的。

  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而且目前还处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因此，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还是体制性的。任何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基点都是两个，即以市场为基础，以政策为导向，更何况我国的文化产业是生存和成长于一个更为特殊的环境中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今天对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认识，以及依此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将影响着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并还会进一步影响我国整个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共识，但是一个真正合理的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才开始，目前我

4. 为什么现在人民币汇率在不断走高？

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各国自身的交易制度与国际交易制度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基本功能是推动国际分工规模的增加、国际合作关系的扩大。国际贸易的好处主要来源于比较优势的发挥。一个国家及地区能否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或者说利用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对于该国家、地区的经济福利增长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进行国际贸易也可以说对外开放是一个国家得以发挥比较优势的基本通道和引擎。更进一步的是推动一个国家制度的全面发展。众多研究表明，更为开放的国家要比相对封闭的国家具有更好的经济福利增长。不言而喻，对外开放可推动分工规模扩大，贸易量的增加，将推动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加快，有利于一个国家按照自己的资源优势及要素禀赋来选择适合于自己的技术结构及资源结构，以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发挥贸易对经济福利增长的引擎作用。 
然而，能否发挥国际贸易对经济福利的增长作用，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管理战略选择，更取决于经济管理者对交易制度理论的认识。从目前国际贸易理论上，只能得出如何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争取一个外向型模式，诸如增加科技产品出口、提高企业效率等等。但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模式，诸如经济发展战略管理、汇率管理等等，则是模糊的。可以从这次人民币升值的大讨论中看得出来。 
人民币汇率问题被吵得沸沸扬扬，可以说狼烟四起，不仅有日本的发难，更有美国的通牒。令人担心的是我们国内的经济理论家普遍认为人民币值被低估。使用的理论：一是购买力平价理论，二是外汇平衡理论，三是银行对汇率的管理。这都是事实，毕竟是美元在我国购买价要比在美国购买价低得多。在汇率的形成中，央行在外汇市场上的操作对人民币汇率有决定性作用。持上述理论的经济学家忽视了一个基本现实，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产生的。在固定汇率制度中，汇率的变动是一种总处在边际价格的调整上，就是说国际贸易产品只能是商品价值的交易。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原有的理论已经失去存在的基础，现在还用它作为理论指导就不能不发人深思了。①国际货币多元化流通中，各国之间消费品价格的变动与汇率的变动是不相关联的，源于汇率价格变动轨迹与国内消费品市场价格变动轨迹无论如何说也联系不到一块。硬把两者放在一起只能说明对不同的劳动价值形成中价格运行轨迹的无知。②国际货币多元化流通中，对外不平衡是相对的，是内部不平衡的表现。立脚点应该调整国内宏观经济管理达到一个新的平衡水平，推动、促使对外平衡。③中央银行外汇市场的操作无可非议，关键是如何看待。为实现经济福利的不丢失，对外汇市场的操作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交易制度的功能。科技进步能提高经济体收益是不错，但这一收益必须有了价格才能成为现实，然而收益实现的同时也有一部分外溢。源于货币有这种分配功能。应当记得，科技进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需要投入成本。对一个生产单位来说收益是增加了，相对货币流通的一个经济体来说，还是经济收益等于经济成本。在两两交易中，对一方是收益外溢，对另一方就是（经济）福利增加。在国际贸易中，当货币和金挂钩时，实行固定汇率制，各贸易国不存在经济福利丢失问题。经济福利外溢有着明显性，即金的丢失。从理论上讲，交易对象是商品价值形态，RHP=V+LI+G/M。出口国际需求量大的产品就有经济福利增加。目前不但货币和金脱离，而且货币是多元化浮动汇率，是交易制度性质的变化。交易对象是市场品价值形态，RHP=（V+LI）R/C，而非商品价值形态。所以汇率价格的运行已经不是边际价格调整而是效应价格运行，呈S型，就是说升值压力表现为加速度形式。所有后起东亚国家都经历过，而且都是在S型的加速期出现了经济危机。 
在市场品价值形态交易制度中，人均货币收入与生产率的比等于总消费与总积累的比。RHP/C+LI=R/C。当保持一定的积累增长率时，相应提高了生产率增长，相伴随地是消费增长及RHP的增长。通过出口贸易弥补了国内消费增长的不足，只能通过提高RHP增长来平衡。当出口进一步增长相对RHP不增长时，就会有大量的剩余货币出现，表现为国际贸易顺差增加。一旦本币出现升值预期热钱就会滚滚流入，推动国内经济泡沫产生。这是国际货币多元化交易的基本功能。 
在这一功能机制作用下，汇率变动与国内要素流动性增加成正比，与国内要素流动性减少成反比。这说明在一定国际贸易依存度的基础上，其币值代表着该国劳动能力的价值。就是说，币值的上升实质是劳动力价值的升值。这一现象构成国际经济福利的初次分配。当一个国家贸易顺差大量增加必然引出各种各样的争端与摩擦，进一步的是经济问题政治化。妥协的途径有二：一是本币升值，二是输出资本。前者称作经济福利丢失，后者称作经济福利外溢，这样一来，使所有参加贸易国都得到好处。这一现象构成国际经济福利的再次分配。而提高国内要素的流动性来增加外汇资金的吸收能力，通过减少外汇储备来实现经济福利增长构成国际经济福利的最终分配。 
问题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看不到这一点，才有了人民币值被低估的普遍性认识。这种认识必须改正，否则不可能认识到人民币5%的升值丢失了我国二年以上的国际经济福利。更使人忧虑的是这样下去，使我国经济发展赶超战略毫无希望。一，如此下去，25年人民币有可能升值100%，RHP增长40年赶不上日本，赶上美国就只能是一种理想。二，在国际贸易中，小国可以从一项国际分工中获得经济福利的高增长。中国是一个大国无法创造出国际单项分工的现实。三，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由于对交易制度理论的无知，也就不可能认识到落后国赶超先进国家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已经形成国际分工的先进国家在要素流动性增加推动经济福利增长方面已经没有多余的潜力可挖，相对落后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50年的时间里无论经济改革有多快，都不存在要素流动性增加的制约。落后国家有着要素流动性增加的大空间是缩小与先进国家差距的唯一根本性条件。 
（二）国际贸易均衡理论 
（1）给出一个平衡公式： 
A（R/C…ZGY/W…P/V+LI）/B(R/C…ZGY/W…P/V+LI) 
公式的含义是两个国家币值的比较。币值相比较取决于三大变量：消费与积累的比率、商品价值量（Z表示人均持有货币增长，G表示基础货币，Y表示货币发行量增长，）、人均货币收入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比率。假设上面参数相同时，AB二个国家贸易的发生是源于行业产业结构的不一样。这种国际贸易完全是相对优势的发挥、资源共享，导致收入均等化趋势。经济福利的增加取决于贸易量的增加。这可有相对开发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封闭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得到证明。但是这个假设是建立在金（银）等实物货币之上的假设。 
目前国际贸易已经不存在实物货币交易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转变为纸币交易制度。这个制度的变迁有二个决定条件：一是货币完全与金脱钩，二是国际上多元化货币的存在，并自由兑换。在1980年以前只能说是准纸币交易制度。没有交易制度经济学知识的学者不可能认识到交易制度的改变就改变了产品的劳动价值形态。 
国际交易制度的改变几乎使全部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失去存在的基础。但是社会认识有着“路径依赖”，落后于事物发展进程。这就是中国经济理论家死抱着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不放的根源。 
（2）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说明内外经济失衡的公式； 
S-I=EX-IM……(1) 
公式的左边表示储蓄和投资的差额,右边是出口和进口的差额。投资大于储蓄，进口大于出口成为双缺口；反之成为双剩余。通过统计可知，1994年为界前15年表现为双缺口，但可以说缺口不大，可称得上基本平衡。 
BP=（EX-IM）+（IF-OF）……(2) 
这是在经常账户的基础上引入资本账户。BP表示为净出口和净资本流入之和。统计可知，1995年后我国保持着双顺差。2005年突破2000亿美元。 
张曙光通过上面二个公式的应用指出“在坚持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下，正是双顺差的持续，才产生了汇率升值的压力。”可见传统平衡理论忽视了引起双顺差的的根本原因是国内经济的不平衡即消费积累的不平衡与劳动生产率和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的不平衡。把它看成固定汇率的结果是以偏盖全。 
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为什么采取人民币不贬值战略？并且实行固定汇率制？这些经济学家不知道是为了与美国寻求合作。 
为什么要合作？1可以学到许多现代化的金融管理知识。2可以模仿学习美国的国内经济运行平衡管理方针。3减轻中国应对金融突发事件压力。 
所以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中国与美国的双向依赖。中国搞生产，美国发货币；中国人制造商品由美国人消费；中国经济增长虽快却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美国发行货币虽多却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之忧；中国有着双储备（外汇和储蓄）屡创新高没有经济滑坡，美国双赤字累创新高 经济运行安然无恙。但这种贸易格局使中国成为财富创造者，美国成为参与财富的分配者。导致中国的净福利流出，美国净福利流入年2000亿美元以上。 
现在我国顶住美元要获利了，中国经济学家又建议人民币升值让经济福利继续丢失。其根源在于国际交易制度理论知识的欠缺。 
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错在那里呢？ 
（3）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比较是复杂的，单纯劳动生产率的比较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有好几个：有商品价格；消费增长率；积累增长率；相对的还有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货币发行量增长等等。这读者不难理解，比如货币当局发行的货币量多时照样出现商品价格的上升。 
可见我国的大腕经济学家都是假定上述的因素不存在。他们的思维方法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引出商品量的增加相对美国价格偏低从而导致商品向美国流动量的增加，才出现了我国巨额的顺差。 
在我看来，根据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快于美国就说“实际汇率”已经升值，“名义汇率”也必须升值的思想是极其愚蠢的。因为这种思想忽视了在汇率调整、降低外汇储备中的多种选择，而是把人民币升值看成唯一的方法。例如，1提高工人工资待遇，取消出口企业的优惠政策。2采购外国商品，对冲外汇储备，补贴国内用户。3增发货币量，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4增发货币量，对教育、医疗、住房的个人提高补助额。总之，国家无论使用那一个方法都可以提高我国的商品价格，来消除人民币升值预期。 
看来经济学家们甚至忽视了1994年以前我国是如何形成双缺口的及其主要因素是什么。 
（4）从外汇市场上看，人民币确实存在着升值的压力，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人民币遭遇如此大的升值压力？我们的基本结论；可分为两个方面即实体因素与货币因素。 
在国际上，世界基础货币增长速度比我国快着一倍。1997年以来全球基础货币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每年高于10%，甚至达到25%，相对经济增长只有2—5%，二者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美国一直保持低利率，无节制的大量发行美元。同时现行的国际货币储备格局使各国银行，特别是亚洲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市场的干预支持美国的巨额“双赤字”，导致世界基础货币增长迅猛。根据IMF国际游资统计，20世纪80年代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1997年增加到7.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生产总值的20%。仅对冲基金已达8000多只，有1万亿美元资产。 
而中国的基础货币发行量正好相反，比1997年下降近90%。 
在国内由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及国家平衡经济运行的不信任预期下个人与企业对经济行为进行调整：一是海外资金回流近500亿美元。二是我国在海外的企业与个人的收入的转移支付2000年只有几万亿，部门转移也不大，2004年却增长2倍。三是外资企业收益汇出减少。四是外贸部门在中国结汇增加。这四个方面就组成“游资”，是国家无法管制的。它和我国的经济学家对人民币走势的分析判断密切相关。 
在实体性经济因素上，我国经济运行平衡管理能力差。1）我国这几年消费增长率呈下降趋势，而与先进国相反。这说明在个人收入方面，诸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上没有基础货币的支援，和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差距太大。2）在虚拟经济制度上差距更大。因为我国在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的建立上指导思想的错误，到目前也没有走向正轨。只要企业经营不和股票付息相联系，期货经营不和实物商品交割相联系，证券市场就永远不可能走向正轨。这样一来，也就不能有吸纳外资投资的功能，才有外资充裕的表现。3）作为经济管理体的国家，一般地说，增加基础货币的发行只要用在对国民社会保障的提高上是可以得到支持的。中国政府没有这种理念的操作从而破坏了消费与积累的平衡增长。4）在先进国家，是各类企业在发展权利的平等。而我国对企业的管理是等级制度，这就造成低价的竞争机制格局。导致科技期货市场的低迷，仅此一项就少着上千亿美元的吸纳。（数据来源于夏斌，陈道富2006，2）。 
（5）同一商品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价格？比如麦当劳的汉堡包在全世界质量是一样的。2004年1月，在中国是1.23美元；在美国是2.80美元；在欧洲是3.48美元。这种现象给购买力平价理论一个很大的打击，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蓝子货币”来计算都有个被质疑的问题。由此而来也成为给劳动生产率决定价格理论定性为“伪理论”的依据。就是说在劳动率上全世界的汉堡包是一样的，在生产率上的表现上却有着不一样。由此也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已经升值是来源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完全是个“伪理论”。 
从理论上讲，决定商品价格的因素有多种，P=（V+LI）…R/C…Q/M。相对国际商品交易其价格不仅只有劳动生产率因素还要加上需求与供应的比率和消费与积累的比率。尽管不同国家在产业结构上不同与生产要素流动速度有不同，但在一个国家内部总有一个平均率存在着，因为商品交易行为有这种功能。换言之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的不同使同一商品有着不同的价格表现。与我们观察到的是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与同一商品的不同价格相关联是一致的。 
同一商品在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高的国家价格也高，相对在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低的国家其价格也低。二者的比率相等。 
所以我们说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改变中、美两国的购买力平价的比率。但是在短期内对进出口却有着很大的影响。从长期来看并不能改变中国外汇储备上升的趋势，而是改变了（缩小）外汇储备的名义价值。从另一方面看相对中国而言既然想改变这种出口大于进口的现象，为什么不能取消对出口企业的补贴，给予国民待遇呢？为什么只能用人民币升值的手段来调整出口大于进口这个事情呢？ 
（6）为什么所有的国家都对出口产品进行不同程度上的补贴呢？ 
显然推行出口补贴是推动人均收入均等化的首选手段。比如美国对粮食进行高额补贴，其原因是不对粮食生产进行补贴，那么粮食生产就有可能被淘汰。在工业发达国家农民收入没有别的方法来实现与工业收入的相等，只有对粮食进行补贴才能实现这种相等。 
在中国对工业产品进行出口补贴就有问题了，有着追求经济增长、提高政绩的质疑。在加上这种努力带来人民币的升值，经济福利的丢失，更让国民怀疑追求经济增长目标的纯洁性。众所周知对出口进行补贴，增加出口产品的生产能提高就业来推动国民收入的增长。问题在于，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使用人民币贬值的手段来推动出口的增长，进一步增加就业，增加国民的收入呢？ 
（7）最近,从报刊杂志上发出一种声音，说“美元发行不受约束”，“这将导致世界资产泡沫产生”，“超美元供给将破坏储备货币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平衡”，等等。在我们看来，这是中国经济学家标准的官僚主义思想意识在作怪： 
1， 美国从发行货币上，年获得不下于6000亿美元的货币收益用来补贴国内个人社会保障支出。我们喊喊，是不是美国人民就听我们的？反过来说这种喊叫，在美国人心中完全是一个白痴。美国人民是不允许美国政府如中国政府那样只顾官僚阶层的收益而不管一般劳动大众的社会保障的。人民币升值以来，汇兑损失几百亿人民币，却没有一个部门的官员为其负责本身在西方国家就是一个怪事情，在美国人民心目中这是不允许的。 
2， 作为一个国家的政府为自己的国民谋福利收入是无可非议的。相反非议别国政府为国民谋福利正好说明自己缺乏为国民谋福利的思想意识。中国是一个大国，在货币经济上应该向美国学习。而学习的最好方法就是与美元棞在一起。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唯一正确的发展战略。如果政府在这一点上讲信用的话，人民币就可以很快成为国际货币从而分享美元年数千亿的货币收益。我们只所以做不到，根源在君主制官僚体制上重大决策让一两个精英说了算。在东南亚经济危机时人民币应该贬值来减少损失，我们却盯住了美元就是为了受损失。目前我们应该盯住美元才能获利政府却要人民币升值，也是为了受损失。我真不知道中国政府中了那门子邪。 
3， 就短期抑制外汇储备上升过快来说，政府完全可以由经贸部牵头组建商品对冲集团服务企业。从美国进口我们不能生产的民用产品，销售不出去时通过增加基础货币对这些产品补贴来纠正进出口的不平衡，从而增加国民经济福利。有人说“发票子”将导致物价上升、人民币贬值。是的，这不正是我们想要的吗？如果用发票子的方法能把外国的东西买回来并卖给劳动人民的话，那么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4， 美元利率的不稳定必然造就世界上某个国家的金融不稳定。根源一是经济体小与放开外汇管制相关联；二是国际贸易的竞争引出各种自然资源价格的不平衡总要出现资源供给断裂的时候，进行强力的调整来打击金融资产泡沫。这种现象应引起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今年夏初我国房地产、股市已经出现这种苗头。其根源就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引起的。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得不到遏制那么中国将步入上个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后尘。这一点就是我坚决反对人民币升值的由来。 
外贸平衡商品对冲企业的建立，它的伟大作用有以下几点：1作为外贸部门直接领导的企业，可以有选择的进口我国短缺商品，平衡进出口贸易可提高经济福利。2这种商品对冲服务能化解我国出口贸易的磨擦。为对我国的所谓“低价倾销”案找到一个新的化解途径。同时起到为我国密集型劳动产品扩充国际市场的作用。3只要是对我国呈现逆差的贸易国，商品对冲企业就可参加向该国推销产品的谈判，从而扩大出口，增加就业。4用商品对冲外汇储备能使经济福利增长，相对用货币来对冲高外汇储备的操作必须支付正向成本时，用商品来对冲高外汇储备的操作总是处在负成本中。 
（三）小结与建议 
小结：汇率的比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以说相对众多的比较方法而言，我们面临着一个优先秩序的选择：1）购买力平价的比较实质上是一个国家之间劳动生产率的比较即相对一个国家总有一个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化问题。所以同一质量商品价格的差别实质上是一个平均化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差别。由此而来两国之间汇率的变动与均等化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变动没有直接的联系。2）购买力平价的比较也可以说是两国之间商品价值的比较。决定商品价值的因素很多，把诸因素都进行均等化的计算是办不到的。所以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看作“实际汇率”的提高在统计上就没有可信度。例如从人均产值上看，我国虽然有着10%增长率但在人均产值增长上并没有美国高，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快于美国必然是拿我国部分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和美国接近均等化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相比较，从而失去科学性。3）由此看来，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其基本根据就是中国经常项目长期顺差的存在。但是他们忽视了中国与日本、韩国、东盟长期逆差的存在。我们认为说人民币被低估无非是希望用货币来对冲贸易的不平衡而已，看不见用购买商品照样可以对冲贸易的不平衡。4）主张人民币升值的观点，无非是认为长期的高外汇储备引出人民币升值预期将恶化国内资源配置。（我们的观点与此相反，长期的高外汇储备正是国内资源配置长期恶化的结果）这种思维方法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对待高外汇储备上看作人民币汇率的扭曲从而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一是把两国商品贸易的不平衡拉向两国货币币值不平衡的比较上；进一步的是拉向商品价值的比较与两国之间劳动力价值的比较上。在这个问题上就世界经济学理论也没有一个共识的标准，使之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反之用我们的观点可以清楚的看到高外汇储备来源于决策当局的“奖出”“限入”的错误政策；只着重积累投资的增长、忽视消费产出的增长是政府无法逃脱的系统性责任。这样一来，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观点实质上开拓了政府的责任而且阻碍了迅速扭转高外汇储备的手段的探讨。 
主要参考文献： 
李扬等：《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回归有管理的浮动》《经济研究》2005，8。 
夏斌等：《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经济研究》2006，2 
张曙光：《人民币汇率问题：升值及其成本---收益分析》《经济研究》2005，5 
王海钰：《交易制度理论探讨》《理论前沿》2005，12 
王海钰：《中国：应走人民币贬值之战略》本网。

5. 足球与中国体育总局脱钩，对中国体育有什么影响

足球与中国体育总局脱钩，对中国体育有什么影响
根据方案，将把发展足球运动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实行三步走战略。
近期目标是理顺足球管理体制，制定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创新中国特色足球管理模式。
中期目标则是实现青少年足球人口大幅增加，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国家男足跻身亚洲前列，女足重返世界一流强队行列。
而远期目标更振奋人心，内容就包括中国成功申办世界杯足球赛，男足打进世界杯、进入奥运会。

6. 退休人员与原单位脱钩，进入社会化管理？

你好，现在国家单位退休人员，退休之后全部纳为社保管理，退休人员与原单位脱钩，进入社保都是这样的，谢谢

7. 科学的热和冷分别是什么？

广岛和长崎遭受到的极为恐怖的摧残在整个世界留下了阴影。本来就有许多人视科学为威胁，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种威胁突然变得更为真实、更为直接和更具灾难性——不仅针对那些对科学早有芥蒂的人们，而且针对所有人。突然，某种新的灾难似乎一夜间降临，永远地改变了这个世界。正如广岛的一切所显示的恐怖情景那样，随着一架飞机的逼近，一声警报的响起，一个按钮的按下，死亡和摧残以从未有过的规模发生，如此突然，如此迅捷。


反对法西斯的战争胜利了，但是和平的庆典过于短促，在广岛和长崎之后，和平一词已失去了某种可靠性。在和平与战争之间已经画出了一条新战线，这一令人不安的战线叫做“冷战”，在冷战中两个超级大国和一度松散的盟国，美国和苏联，像是两个巨人站立于战场的两端，各持摧毁对方的武器，双方都知道报复是即刻和致命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可以很容易毁灭整个世界。谁都不愿离开这一魔鬼之道。


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是不是永远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死亡和摧残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快、更残酷地逼近世界各国，所有这一切人们全都了解得一清二楚。都市和城镇会在一瞬间从地球的表面消失。无数人口会在一眨眼之间被烧成灰烬，代之以蘑菇状的乌云。


“我变成了世界的毁灭者湿婆神”，当试验用的原子弹在特林尼特引爆时，奥本海默在报告中这样宣称。这位才气横溢、被良心折磨的科学家并没有夸大他对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诞生所作的贡献。他是为了帮助他的祖国和自由世界，做了他清楚地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他要把他的余生尽其所能用于挽回自己造成的破坏。现在美国和苏联竞相制造更大和破坏力更强的炸弹。在物理学家泰勒的领导下，美国研制了世界上第一枚氢弹，借助于氢的重同位素的核聚变，1952年11月1日在太平洋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形珊瑚岛上进行试验。它相当于数百万吨TNT，其破坏力超过投向广岛的原子弹上千倍。“氢弹”成了世界词典的一部分。学龄儿童接受了安全教育，学会如果在上学时遇到“氢弹”投下，如何保护自己。当然这一教育并没有什么价值，无非是在心理上放心而已，更多是让父母放心，而不是让被恐吓的儿童放心。许多家庭在后院修建了“轰炸避难所”，而知识界则在哲学上对这类避难所的伦理意义进行过多评述。试问，你让不让邻居进入你的避难所？如果他们硬要进入，你怎么办？你真的想走出来，在一个被破坏的世界里生活吗？这些问题和避难所一样都是毫无价值的。只有极其天真的人才会相信避难所有什么好处。


电影工业反映也许还强化了冷战年代公众的恐怖，它不断地提供科幻恐怖题材。（编剧们构思的）原子辐射的巨大效应产生的各种丑陋、畸形发展的怪物在电影院和车载影院的屏幕上横冲直撞。“科学太放肆了！”广告这样吼叫，“有好些事情人们是不想知道的！”如果“疯狂的科学家”不是直接或间接产生了这些怪物或其他给世界找麻烦的方式，他们也被描绘成难以相信的天真、粗劣或者令人讨厌的人物，而军人或其他坚定的英雄则与好莱坞炮制的致命和丑陋的东西进行战斗并且战胜了它们。


它们是致命和丑陋的东西。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公众想象的“疯狂的科学家”创造了弗兰肯斯泰因那样脱离了创造者的控制并最终毁灭创造者的怪物，这些怪物只是对乡村城镇进行威胁，而20世纪50年代电影中所创造的巨型蚂蚁、蜘蛛和“原子人”则威胁要摧毁地球上所有的东西以及地球本身。人们在冷战的压力下处于紧绷状态、经常受到有可能整体毁灭的威胁，在一个被政治家、军事家和科学家支配的世界里，个人因感到无法控制自己命运而沮丧，这时人们发现，电影中的幻觉无论是走向胜利或者失败，至少提供了某种解决办法。


正当科幻电影反映了某种世界潮流以及对科学的不信任感时，1957年发生的一件和科学幻想类似的惊人事件使公众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一个嘟嘟作响的小物体突然出现，这是夜晚在地平线上闪闪发光、环绕地球轨道的一颗新星。它的名字叫人造卫星一号，是苏联发射的。


世界的面貌在许多方面从1957年10月开始转变。不久，人类第一次从宁静的太空看自己的星球。两个超级大国开辟了冷战的另一个战场。苏联第一个把人造卫星送上围绕地球的轨道，但是美国的火箭制造者并没有落后太多。美国、苏联和英国在1945年战争行将结束时，都抢着争取德国科学家。德国可怕的V2火箭设计师名列最需要的名单之首。德国首席火箭科学家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1912—1977）意识到他的火箭制造团队对苏联和美国的价值。他和他的小组的许多人预想到在美国会生活得更好，于是他就带了一个大型分遣队向美军集体投降，而其他人则投降了苏联。两支人马都相当秘密地离开了德国。


这一竞赛的直接产物是所谓的导弹，可用于携带大规模的、能迅速杀伤对方的破坏性武器。然而，布劳恩以及小组的关键成员早就有了更大的梦想。布劳恩从小就梦想把人和火箭送上太空，而不仅是敌方领土。美国和苏联当局也都把眼光转向太空，不仅是出于军事考量，也是为了壮大声势。将会是谁率先打破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壁垒，迈出走向太空的巨大一步，从而最先显示其超级实力和知识呢？


随着人造卫星一号的上天，苏联赢得了所谓太空竞赛的领先地位。锐气受到挫伤的美国，在经过几次灾难性和高度公开的失败之后，最后还是设法把自己的人造卫星送上了轨道。突然间，所有的眼光似乎都转向太空，并再次转向科学。苏联和美国的教室里都加强了科学教育。向年轻人展示和吹嘘科学项目的“科学博览会”不断普及，声望与日俱增。尽管“氢弹”的幽灵依然存在，但现在整个世界都把科学看成是英雄。两国的新闻媒体广泛报道“我们的科学家”和“他们的科学家”。在两个超级大国里，公众都知道“我们的科学家”是最优秀的科学家。美国总统肯尼迪意识到采取大胆和令人注目的姿态有着巨大的宣传价值，于是在1961年5月5日宣布，把人送上月球并“安全地带回地球”是国家的目标。冷战仍在继续，太空竞争在加温。1969年到1972年，是美国太空计划的辉煌日子，在6次太空飞行任务中，有12位美国宇航员曾在月球表面行走。


苏联在送人上月球的竞争中明显受挫，于是宣称美国的飞行无足轻重，它更多地关注宇航员在太空的长期逗留，这种飞行将为苏联的太空计划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如果人类要生活在运行于轨道上的永久太空站上，这些信息是必需的，这类太空站既可民用。也可军用。


尽管初衷源于国家荣誉、宣传和军事机密的需要所推动，但美国和苏联的太空计划也为科学打开了新的时代。随着“猎奇性”逐渐消退，把美国宇航员送上月球又返回的阿波罗计划，在公众的漠不关心中平静地收场。再有，美国宇航局把重心转移到能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上，吸引了经费和公众的注意。然而，许多其他的纯科学使命扩展了科学的范围，其影响远远超过了月球漫步者所带来的轰动效应。以先驱者、探测者和航行者命名的太空计划送出了无人太空船，它们满载科学仪器，不仅用于研究太阳系中的行星，而且也研究太阳系中的许多卫星。机器人“眼睛”和电子传感器给地球上正翘首以待的科学家送回了大量图片和信息。小型机器人“登陆者”不仅在火星表面登陆，而且在上面缓慢地爬行，揭开了这颗“红色”行星的许多秘密，又展示了新的奥秘和问题。被人们高度关注的“轨道中的眼睛”——哈勃空间望远镜，把它的触角指向遥远的星系和宇宙深处的黑暗星空，回答各种古老的问题，又提出新的问题，询问有关宇宙本身的诞生、生命和可能的死亡。


当21世纪开始时，科学似乎正处于新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不仅属于天文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也属于揭示原子深层结构和夸克奇异世界的粒子物理学家；以及探讨遗传秘密、借助遗传工程来设计和理解生命本身的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20世纪结束时，科学与社会之间那种不稳定的关系又一次卷土重来。随着科学对生命和宇宙知道得越来越多，对于许多人来说，它的语言和器具似乎过于强大、过于聪明，也过于深奥、过于远离大众，它与可以信赖的平凡世界之间的关系似乎是脱钩的。许多人对这一世界日益增加的复杂性和无法在传统宗教或科学中找到安慰而感到失望，他们不仅开始远离科学，而且开始亲近科学在传统上的老对手：神秘主义和迷信。尽管许多人享受和欣赏科学带来的许多好处——从即时全球通信到快递服务，从衣服容易洗涤到宇宙天体的绝妙图片——但很少有人发现科学的过程在于一种乐趣，也很少有人欣赏科学最基本的方面，欣赏它解决问题和作出发现的方法和途径。也许在21世纪到来时，这一切都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