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希祖的往事略集

1. 朱希祖的往事略集

朱希祖，字逷先。先世系出吴郡，后一迁歙县，再迁婺源。清光绪九年（1879年），他生于尚胥里上水村。1905年，考取官费，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史学。与鲁迅等同受业于章太炎之门。孙中山成立中国同盟会，演讲三民主义，朱希祖经常前往听讲，于是欲用明季历史，阐扬民族大义。1909年，学成回国，担任嘉兴第二中学教员，并宣扬革命学说。辛亥革命时，他被推为海盐县知事，乡里安堵。1913年1月，教育部在北京召集国语读音统一会，朱希祖奉派出席。会议代表们审核音素、采定字母时众说纷纭，久争不决。朱希祖独主张采古文纂籀经省之形为字母；既采其形，复符本音；凡声母四十二，韵母十二，介母三，名为“注音字母”。代表们对此决议通过，因此，朱希祖之名动京师，国立北京大学马上聘为预科教员，并兼清史馆编纂。后因清史馆总纂赵尔巽赞成袁世凯帝制，背叛民国，朱希祖遂愤而辞职。不久改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及史学系主任，讲授中国史学概要、断代史及文学史。1919年，朱希祖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提倡白话文学，并鼓吹民主与科学等革命思潮。他以为历史学是一种社会科学，必须用科学方法从事研究。研究历史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科学。考证史事须以原始史料与实物为依据，决不可轻信坊间辗转复制的次等材料。他主持北大史学系时，把课程分为六系：（一）史学的基本科学，（二）史学的辅助科学，（三）史学史及史学原理等，（四）中外通史及断代史，（五）专门史，（六）第一、第二外国语都是必修科。这种制度施行后，国内公私大学历史系，一致采用。从此以后，中国史学乃得跻于科学之林，而史学名家培养渐多。1922年5月，朱希祖主持明清档案整理会，开设陈列室，供学者研究。他指导北大史学系同学整理，办法是分为三步：首就档案的形式分类，区分年代；次则编号摘由；再次者则研究、考证，并分类统计。以整理就绪者，送入陈列室，供人参观，并在《北大日刊》公布其事由。他编有《内阁档案各衙门交收天启崇祯事迹清单》。朱希祖整理档案的办法为后来文献馆整理内阁大库、军机处、内务府、清史馆及刑部等档案所采用。1926年，朱希祖应聘为国立清华大学及北京私立辅仁大学教授。1928年，他仍回北大为史学系主任，兼清华大学等教授，并于是年秋发起中国史学会于北平。1930年改就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次年，日本军人发动沈阳事变，东北沦陷，朱希祖深痛国难严重，重新研究南明史乘，以发扬民族精神。1932年，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电聘朱希祖为文史研究所主任。1934年春应聘为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兼古物委员会委员。讲学之余，赴南京郊外作古迹调查，撰写调查报告书，又撰《伪齐录辑补》、《伪楚录辑补》及《杨么事迹考》，寓古为今用之义。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南京中央大学奉命西迁。是年11月，朱希祖随校到了四川重庆。会教育部拟颁布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朱希祖以为历史学系课程，当以学习理论为主；就学理言，则目的有二：一为发现历史真相，除普通史和社会、政治、经济为必修课外，须以考古、地史、人类、人种、言语等学为必修课，而以各种国别史为选修课，更辅以社会史、经济史、专门史等科目；二为发现历史真理。除普通史如社会史、经济史、哲学史、美术史、宗教史等为选修课外，还要以人文地理学、人类学等辅之。抗日战争既起，朱希祖尝论“藉历史以说明国家之绵延，鼓励民族之复兴”，主张政府当开馆修史。1940年2月国民政府接受朱希祖关于筹办档案管理总库和国史馆的提议，于重庆歌乐山设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并聘请朱希祖为总干事。3月，又简任他为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于是，朱希祖辞去中大历史系主任之职，并迁居歌乐山向家湾。后又因多病，遂辞史馆职务，专任考试院务。并从事著作，昼夜无间，而病势日剧。1944年7月5日卒，年仅66岁。朱希祖自主持北大史学系以来，即以新史学相倡导，于南朝梁氏及南明历史，改力最久而精深。他尝游历陕西、晋北、金陵、广州以及名山大川，访求遗文旧事，并旁通目录、版本、校雠金石、考古等学。曾拟编刊史学丛考，公开发表。“九·一八”事变后，尝恨民族败类在东北、华北、南京组织伪政权，又愤于日寇沿袭金人封建张邦昌、刘豫故技，因而勾稽两宋史料，撰《伪楚录辑补》六卷、《伪齐录校补》四卷、《伪齐国志长编》十六卷，揭发敌人奸谋，揭汉奸秽迹，以昭告国人，以明学以致用之旨。

2. 王芸生的往事略集

 王芸生原名德鹏。“芸生”这个名字还是1928年进天津《商报》当总编辑时，介绍人信口说出来的。王芸生说：“芸生者，芸芸众生之谓也。”于是保留了这个名字。他1901年9月26日出生在天津一个贫苦人家，13岁时由佟家楼的老邻居介绍到一家茶叶店当学徒。白天干活，晚上读一些杂七杂八的旧东西及中国古典小说。利用每星期回家一趟的机会，他为佟家楼老邻居说书，有《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他说得绘声绘色，连诗词都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来，令听者一片唏嘘。一天，有个穷卖报的想用一份《天津白话午报》换一包茶叶末，掌柜的答应了。于是他每天都能看到这张白话报。茶叶店陈掌柜和管账先生都很信任他，把每天赚的钱点清包好，叫他送到银号。送钱的路上有个报栏，贴的是天津《益世报》。他最爱看副刊的小文章，看到喜爱之处，就从怀里掏出一把修脚刀，把文章挖下来，日积月累收集了不少。时间一久，他发现这些文章有规律可循，感到自己也能写，于是萌生了给《益世报》投稿的念头。当时正值徐世昌当总统，段祺瑞做国务总理，报纸副刊上几乎天天都有讽刺他们两个为什么还不下台的文章。王芸生深受触动，写了平生第一篇稿子寄给《益世报》副刊，题目是《新新年致旧新年书》，署名“倦飞”。文章借旧去新来，讽劝徐世昌、段祺瑞不要恋栈，该下台了。3天后，此文居然在副刊“益智粽”上登了出来。那时他已经在茶叶店苦熬了3个年头，出徒后每月可得3元钱的薪金。但充满幻想与激情的他，又重新燃起了上南开中学的愿望。他辞去了茶叶店的工作，投靠到已出嫁的大姐家。大姐每月花50个铜子给他订了一份《益世报》，一连几月，他足不出户守着报纸，每天写一篇甚至几篇稿子，天天都在投稿，竟没有一篇投中。大姐只得又托人介绍他到一家小布店里继续当学徒。苦难的学徒生活又开始了。夜晚，等到掌柜、老板娘都睡熟了，他才悄悄地在炕桌上摆一只空肥皂箱子，点燃积攒起来的蜡烛头，浏览到手的书籍。他常说：“这微弱的烛光是我在漫长黑夜中的一颗启明星，它给了我知识、希望和光明。”但此事还是被老板娘知道了，饭碗丢了。后来他被大哥推荐到天津禅臣洋行当徒工。这里有间阅报室，摆放着北京、上海、天津的各家报纸，他每天下班带着几块干粮走进阅报室，直至管事的来关门才出来。王芸生从报刊上既读到了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也读到了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文章，还参加过群众游行。也是在这个洋行里，他接触到了外文。当他下定决心要学英文时，正巧上海《申报》登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招生的广告，包括讲义费、学费、报告费等在内，约计要用40元钱。没办法，他只好给洋行副总经理张懋然写了一封求助信。想不到第2天上班时，张副经理就递给他一个信封，里面装着40元钱。他开始念函授英文，凭着刻苦劲儿，不长时间他就能阅读一些英文书报。另一个难题又来了――如何发音？他参加天津新青年会英文补习夜校，之后又报名参加英文打字班。不久，他就把洋行里的英文文牍事务接了下来，成为正式职工，每个月有30元的薪水了。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波及天津。在洋行工作的青年员工成立了天津洋务华员工会，王芸生被推选为宣传部长，还主编工会出版的一份周刊。后来周刊又改为日报，取名《民力报》，他仍任主编。1926年，王芸生从天津来到上海，与秦邦宪（博古）合编《亦是》、《短棒》等周刊。1927年春节前因老母病重，他回到天津，为《华北新闻》写社论。1927年3月，当北伐军打进南京时，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派出军舰炮轰南京，引起程潜率领的第六军官兵奋起反抗。针对这一事件，王芸生在《华北新闻》的社论中声援第6军将士的正义行动。而《大公报》则发表文章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人与人如是，社会和平矣；国与国如是，世界和平矣……”第二天，即4月2日，《华北新闻》发表了由王芸生执笔的社论《中国国民革命之根本观》，对《大公报》这篇社论进行反驳。文章写道：“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即沦为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被侵略者对侵略者无所谓‘躬自厚’的问题。中国国民革命的根本任务，不仅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还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把帝国主义的特权铲除净尽！”《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没有回应，但向人打听《华北新闻》社论的作者为谁。得知后，就传话王芸生，希望会晤。此次见面，也就是两位终生师友的初晤。1928年5月，王芸生出任《商报》总编辑。但因与老板在观点上有严重分歧，不得不辞职。他给《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写了求职信，张季鸾接信后，亲自登门接王芸生到《大公报》。从此王芸生的命运就与《大公报》连在一起了。进《大公报》后，王芸生先任地方新闻编辑，次年编辑《国闻周报》，以“草人”为笔名编写国内外大事记。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3天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总经理胡政之召开全体编辑会议。会上张季鸾宣布两项决策，一为“明耻”，一为“教战”。“明耻”即尽快开辟一个专栏，记载自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重大事件，帮助读者了解甲午以来的对日屈辱史，栏目名称定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并指定王芸生专主其事。从1931年10月开始，王芸生奔走于京津之间，往来于故宫博物院和北平各图书馆，广泛搜集史料，尤其是清季外交史编印处的档案。在多数未经整理的浩瀚史籍和档案中，他耐心搜寻，精选细择，有时竟通宵不眠。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从1932年1月11日起，王芸生在《大公报》隆重推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每日登载一段，连续两年半，无一日中断。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读来铿然有声。王芸生在写作过程中，还曾走访史学界和外交界前辈如袁同礼、王希隐、胡馨吾等。《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后成书出版。《大公报》从汉口迁到重庆后，张季鸾的肺病日益严重，编务逐渐交给王芸生处理。张季鸾常对人说：“王芸生文章好，人品好，编辑业务交给他完全可以放心。”甫到重庆，王芸生收到国民政府聘他为军事委员会参议的聘书。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打来电话说：“这是委员长的意思。”军委会还送来相当数目的薪水。王芸生立刻把聘书和薪水一起退了回去，张季鸾闻之，赞扬王芸生是执行《大公报》“四不”方针（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模范。实际上，张王二人并不是对所有问题看法都一致的。例如1940年夏，四川粮价连续暴涨，老百姓叫苦不迭。王芸生于该年6月29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了题为《天时人事之雨》的社评，主张用曹操借人头的办法，杀几个囤积居奇的奸商，以平抑粮价。然而张季鸾读完这篇社评后说：“芸生，我们的报纸怎么能主张杀人呢！”两人表现出了不同的个性和态度。张季鸾向以“老谋深虑”著称，他写的社评能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文章常有对仗的警句，以理服人。而王芸生的文章则如江河奔泻，给人以痛快淋漓之感。张王互相辉映，蔚成《大公报》社评的特有风格。1941年9月6日上午4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逝世于重庆中央医院。张季鸾临终前留有遗嘱，一感念中国抗战大业未竟，二感念《大公报》事业。9月8日，王芸生亲自撰写社评《敬悼季鸾先生》。在张季鸾两周年忌日，王芸生又在《季鸾先生的风格与交流》一文中说：“我与季鸾先生相识十四年，同事12年，高攀些说，可算得‘平生风仪兼师友’，但我自忖，还不够给季鸾先生写评传的资格，因为我所认识的季鸾先生还仅仅是他人格与事业的一部分。”尽管如此，王芸生始终在搜集张季鸾早年的资料，一直想还一个真实的张季鸾于世人。

3. 贝时璋的往事略集

1903年出生的贝时璋院士是1948年遴选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也是最年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过了百岁之后，贝时璋的味觉、嗅觉和触觉功能还很好，只是从1999年96岁开始，他的听觉和视觉功能逐渐萎缩。与人对话时，就由家人用水彩笔写大字给他看，或者用手指写在老人的手心里。贝时璋用放大镜细细看每一个字，偶尔碰到字数多的问题也会提抗议：写得简单一点嘛！贝时璋一生没有生过大病，98岁之前没有住过医院，除了正常的体格检查，他是不去医院的，平常几乎不打针吃药。总结自己的长寿经验时，贝时璋认为主要得益于4个方面：淡泊名利，宽厚待人，适当运动，注意营养。从中关村北一条的住所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来回3000步，这条路贝时璋走了整整40年。今天，这位年逾百岁的资深院士虽说已不再往返于这两地之间，但前几年，他仍坚持每天在自家室内、走廊和阳台上走3000步，以模拟从家里到实验室的路程所走的步数。自己还编了一套操，按摩手脚、头部，活动身体各个关节，每天操练两次。从小就热爱劳动的贝时璋始终把自力更生挂在嘴边，以尽量减少别人的负担。在饮食上，他的原则是早上吃得饱，中午吃得好，晚上吃得少；不挑食，荤素搭配，讲究营养和热量，吃饭要讲究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的搭配。除一日三餐，他基本上不吃零食；除水果外，不吃生冷食物，饭菜全吃热的，所以从来不闹什么肠胃病。贝时璋在德国留学时，学生中盛行吸烟，他也学会了吸烟。烟一直吸了60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说戒烟，便从此再不抽烟。他也从不吃其他补药和营养品，只是每天坚持吃4片复合维生素B、6片维生素C。之所以每天坚持吃复合维生素B和维生素C，贝时璋认为根据自己的细胞重建理论，维持好细胞解体和细胞重建的平衡，是对抗肿瘤和心血管疾病以及维持和提高脑功能的重要环节；而细胞解体和细胞重建的平衡，是靠机体氧化、还原系统作用的平衡来维持。吃一定量的复合维生素B和维生素C，就可以维持氧化、还原系统作用的平衡，从而可以对抗肿瘤和心血管疾病以及维持和提高脑功能，保持健康。贝时璋喜欢和年轻人相处。在他身边就活跃着一群年轻人，贝时璋和他们在一个课题上共同研究交流，合作非常愉快。贝时璋认为老年人除了和老友交往之外，还要多交“忘年交”。年轻人朝气蓬勃，奋发向上，头脑敏捷，接受新鲜事物快，多和年轻人交朋友，能使老年人萌发童心，可以调节心理，保持愉快心情，消除孤独、寂寞、烦躁、忧郁等不利于健康的情绪。这就是一位世纪老人、一位生物学家的养生“秘诀”。二　　家乡，是每个游子心中美好感情的载体，是游子珍藏心底的绚丽多姿的童年记忆。贝时璋年少时便离开家乡，如今老了依旧一口浙江腔的普通话，“北京蹲了几十年了，北京话就是讲不好”。青少年时代，贝时璋在汉口和上海读书，那时每年寒暑假，他都要回家。贝时璋时常对人回忆从前，回忆他每天上私塾都跳跃着走过小镇的那座青石板小桥，走过开满油菜花的乡村，绿色的树上结满了香甜的果子，而私塾旁那棵百年老槐树则是他童年的乐园。讲起儿时的趣事，贝时璋一下子变得年轻了，脸上浮现出生动的笑容，浓浓的思乡之情溢于言表。1903年10月10日，贝时璋出生在浙江宁波镇海县一个世代种地打鱼的家庭。贝时璋的祖父是位贫苦渔民。童年时，贝时璋常听说乡镇渔民出海打鱼，翻船丧生、家破人亡的事情，使他感触很深。父亲小时给人放过牛，后当学徒、店员，又到汉口开小店，最后在德商乾泰洋行“买办间”当一名中国账房，以其微薄的收入养活全家。小时候的贝时璋沉默寡言，却勤于思考，从小到大，不论遇到什么事情，总要问个为什么。父亲有时会带小贝时璋到上海办事。那些贝时璋从未看过的新鲜景象常常促使他不停地提出疑问并冥思苦想。他看见过拉纤人，看见过船老大把橹摇得飞快，可江上那条“江天火轮”大船却让贝时璋感到奇怪：没有拉纤人和摇橹的船老大，“江天火轮”怎么会动呢？船舱里没有灯油，灯怎么就能亮了呢？贝时璋百思不得其解。在大上海，贝时璋看到了更多新奇古怪的事：黄包车与乡下的独轮车不同，黄包车是人在前面拉，独轮车是人在后面推；繁华的南京路上，商店橱窗有个木头的、黄头发、会自己转动的“洋模特”。贝时璋看呆了，他不明白木头人怎么会自己转动。贝时璋还在姑妈家看到了真正的电灯，这电灯依靠“扳头”，一上一下扳动使它一亮一灭。贝时璋想，乡下要有这玩意儿就方便多了。每次到上海，贝时璋都觉得大开眼界，他心中涌起无限的遐想，也不断开启着他心中好奇与探索之门。父亲言语不多，但平时喜欢读书，生活很有规律。他经常告诫贝时璋存放东西要有固定的位置，以免乱找乱翻浪费时间。在父亲的影响下，贝时璋从小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东西从不乱摆乱放，柜子里的衣服也叠得整整齐齐。因家境贫寒，贝时璋8岁才进了家乡的“进修学堂”上学。母亲为了摆脱“目不识丁”的痛苦，对他上学寄予很大希望，特意租了一套上学礼服，有红缨帽、天青缎外套和黑缎小靴，把他像模像样地送进了学堂。母亲曾对贝时璋一字一句地说：“儿呀，男人要成大器就得有文化，阿姆（妈妈）没文化苦了一辈子，你一定要给阿姆争气，好好读书，做一个有出息的男人。”第一天上学，先拜孔夫子，接着开笔老师刘楚臣教“天地日月，山水土木”，用墨笔描红字本。当时贝时璋很高兴，日常看见的东西都可以用字写下来，这多好！两年后，贝时璋转学到另一个较大镇子的“宝善学堂”。4年后，以优异成绩考进了中学。1915年，贝时璋的父亲改做生意后，去汉口开铺子，就把贝时璋接到汉口，送到德国人开办的德华中学去念书。这所学校大多使用德文教材，除国文、史地外，其他课程都由德国老师担任。3年半后贝时璋就结束了中学的学业。1922年3月，在父母的全力支持下，贝时璋赴德国留学，踏上了探索生命的科学之旅。在回忆自己的生活道路时，贝时璋对父母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说：“父母的教诲使我受用终身，我把父母勤劳节俭、宽容厚道的精神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意志坚定，排除一切困难，为科学事业奋斗终生。”三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说起对生命科学的最初兴趣，贝时璋印象很深的便是小时候念过的李白的这首《春夜宴桃李园序》。李白在另一篇文章中写的“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清轻，上浮者为天，下沉者为地。”对贝时璋的影响也很深，他觉得很有哲理，认识到天地宇宙是自然开辟的，不是神造的。而在汉口德华中学的学习则使贝时璋得到理科知识的启蒙。当时学校备有许多册《理科书本》，书中几乎什么都有，如天文、物理、化学、矿物、植物、动物以至人体方面有关内容。虽然都很浅，但知识面较广，且有系统。贝时璋很爱读这些书，从中学到不少关于理科方面的启蒙知识。1918年秋的一天，15岁的贝时璋在汉口华景街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德文原版书——E.菲舍尔著的《蛋白体》，读得很感兴趣，虽然一知半解，但初步懂得蛋白体对生命是很重要的，也使他对与生命有关的科目发生了兴趣。谁能想到，就是这本描述蛋白质结构和组成的通俗浅显的书，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贝时璋的心。1919年春，他违背了父亲要他进洋行工作的意愿，考入了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同济大学前身）。入学后，先在德文科，经过半年德语深化学习，贝时璋顺利升入了同济的医预科。在此期间，给贝时璋印象最深的，也使他受益最多的是当时教解剖学的鲍克斯德老师，他授课不带稿，也不发讲义，讲课时，用图谱和实物相互对照，讲解之细致生动，教学之认真负责，使贝时璋对形态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22年，贝时璋留学德国。德国福莱堡大学承认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医预科的学历，可以立即转入医科，而贝时璋却改了“行”，先后在福莱堡、慕尼黑和土滨根3个大学学自然科学，并以动物学为主修。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拥抱的美丽土地上，贝时璋成天与书本和仪器为伍，以实验室为家，刻苦攻读。他不但学习了生物学的课程，还学了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许多门课程，又自学一些数学，并寻找一切机会参加实验或野外实习，这些大学的学习活动使贝时璋受益匪浅。1924年初，土滨根大学动物系的导师给贝时璋提出了博士论文题目：《两种寄生线虫的细胞常数》。经过深入思考，贝时璋提出寄生的线虫不适合做实验，因为不能培养，且虫体太大，细胞数目太多，又不透明，做实验很困难；而以自由生活的、长在醋里的线虫--醋虫作实验材料，可用稀释的醋培养，个体小，细胞数目少，又透明，便于观察，有利于做实验。导师同意了他的意见。这样，贝时璋顺利地对醋虫的生活周期、各个发育阶段的变化、细胞常数、再生等进行了实验研究。于1927年、1928年发表两篇论文，其中一篇《醋虫生活周期各阶段及其受实验形态的影响》是他的博士论文。贝时璋的博士论文显示了他非凡的才华，得到高傲的德国生物学界权威人士的赞誉。权威的大生物学家J.W.Harms向贝时璋的导师发去了贺信，祝贺他培养了一名杰出的生物学人才，并在自己的论文内引用了贝时璋的一大段论文内容。1928年3月1日，贝时璋完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三级跳”，戴上了第一顶自然科学博士学位桂冠。但贝时璋毕竟初涉生物学界，有人戏称他为“银博士”。1928年到1929年，贝时璋在土滨根大学动物系任助教，在著名的实验生物学家J·W·哈姆斯指导下从事科学研究。贝时璋在德国一共待了8年。这8年，他学会了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技术，掌握了学术思想，积累了研究工作的经验，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他注重秩序，什么事情都细致周密，有条不紊。他不轻易发表论文。工作做完了，论文写出初稿了，他总是那么放着，不急着拿出去，总在反复推敲，或者补充实验。他的论文也总是写得尽可能短。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共聚焦或双光子显微镜，贝时璋用的Leitz光学显微镜，所有制片都是手绘。他的论文含80张这样精细的绘图，每张图都非常逼真，看后令人赞叹。50年后，即1978年3月，由于贝时璋长期工作在科研第一线，并在科学研究中获得卓越成就，土滨根大学再次授予他自然科学博士学位（“金博士”）。又一个10年过后，在1988年3月，土滨根大学第三次授予贝时璋自然科学博士学位（“钻石博士”）。世界上获土滨根大学如此青睐者仅贝时璋一人。当初，贝时璋初露头角，引起德国学术界的重视。注重技术效益和学术竞争激烈的西方社会，自然会千方百计挽留这位年轻的人才。然而，物质上的诱惑，导师的相劝，都没有动摇贝时璋回国效力的决心。1929年秋，贝时璋离别土滨根大学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在当时的中国谋个适当的职业绝非易事，但经过一些曲折，贝时璋于1930年4月在杭州筹建浙江大学生物系，8月被聘为浙江大学副教授，担任系主任。在教学之余，贝时璋仍然在科学领域执著探索。在长达80多年的科学探索生涯里，贝时璋获得了许多科学成果，他的主要研究工作包括动物的个体发育、细胞常数、再生、中间生、性转变、染色体结构、细胞重建、昆虫内分泌腺、甲壳类动物眼柄激素等方面，其中尤其以关于细胞重建的研究最为突出。从在德国留学时起，贝时璋就开始了实验细胞学的研究工作。1932年春，贝时璋在杭州郊区松木场稻田的水沟里观察到甲壳类动物丰年虫的中间性，这一现象是新的细胞繁殖方式和途径的发现，打破了细胞只能由母细胞分裂而来的传统观念。贝时璋将此种现象称为“细胞重建”，并于1934年在浙江大学生物系的一次讨论会上报告了这项研究结果，发表了名为《丰年虫中间性生殖细胞的重建》的论文，从此奠定了贝时璋作为中国著名细胞生物学家的学术地位。四　　在浙江大学20年，贝时璋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培养了众多学生，推进了中国生物科学的发展，影响深远。贝时璋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卓越的科研组织者、领导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协助筹建中国科学院，贝时璋奔走于北京、杭州之间。1950年离开浙江大学到上1954年1月，中国科学院建立学术秘书处，贝时璋被调任学术秘书处学术秘书。贝时璋将实验室迁往北京。那段时间，贝时璋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了科学组织工作方面。他是组建中国科学院最初的倡议者之一，也曾参与制定了新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很多重要规划。生物物理学是20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早在20世纪40年代，贝时璋就洞察到物理学和生物学相互渗透的大趋势，深信生物学必将从描述性科学向定量性科学转变。到了50年代，他匠心独运地组织物理学家、化学家和数学家合作共事，把物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概念运用到生命科学研究中去，于是，生物物理学便在中国应运而生了。1958年，在中国科学院领导下，由贝时璋负责在北京实验生物研究所基础上组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贝时璋任研究员兼所长，这标志着生物物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正式确立，并为其后来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64年，贝时璋领导了全国第一届生物物理学学术会议，并在大会上报告了“生物物理学中的若干问题”，指出生物学与物理学相结合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结合会像生物学与化学结合那样，在生物学领域产生一系列重大发现。在他的领导下，1980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在学会成立大会上，贝时璋众望所归地当选为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1985年，《生物物理学报》创刊，由已届耄耋之年的贝时璋担任主编。在国际航天事业刚起步之际，贝时璋高瞻远瞩地创建了宇宙生物学研究室，与有关部门合作，在1964到1966年两年间发射了5枚生物探空火箭，并成功回收了搭载的生物样品和实验动物。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探寻，探讨生命的本质，而这种深刻而立体的认识与年轻时是不能相比的，那时可能只对一个单薄的独立的生命感兴趣。21世纪是生命科学全面深入发展的时代，人类追求长寿已不再是一种梦想。贝时璋学识渊博，他的学术兼职也很多。对于自己分担的所有社会工作，他无不奋力完成。鉴于贝时璋在科学上的突出成就，2003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根据中国国家天文台的申报，正式批准将该台于1996年10月10日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为36015的小行星命名为“贝时璋星”。

4. 彦涵的往事略集

 从上中学时起，彦涵就开始组织学潮，反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不抵抗政策。虽然他的学习名列前茅，但仍被学校开除。1935年，在舅舅的帮助下，喜欢美术的彦涵进入了国立杭州艺专学习绘画。这是当时颇负盛名的艺术学府，尤以美术教育闻名于世。1937年，正当彦涵在艺专读完预科三年级的时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开始逼近杭州。此刻，艺专的领导人带领学生沿钱塘江开始向西转移。在撤退到长沙的过程中，他为抗战的激情所驱使，发起和组织学生成立了抗日救亡宣传队。平时，他常去中共地下党开办的“生活书店”阅读进步书籍，还买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躲在被窝里一直读到深夜，书中的故事深深地影响着他。在长沙期间，彦涵还偷着跑去听了中共湖南省委徐特立的政治报告，延安的抗战情况，进一步地影响了他，彦涵开始在心里地向往延安。1938年夏天，彦涵迈出了人生决定性的一步。他没有选择和其他同学一样出国留学，而是秘密地投奔了延安。在几乎没有任何物质准备的情况下，和同学杜芬从西安出发，徒步行走了11天约800余里，终于到达了延安。彦涵回忆说：“我那时候对革命是很无知的，但却真心实意地要参加革命。原本我们都是想去法国留学的，但那时候中国人受到日本人的侵略，国家都没了，哪里还有个人？” 当时的延安，物资极为匮乏，美术材料和用品非常稀少，只有梨木板随处可见。就这样，木刻运动在延安兴起了，并且形成了一支队伍，这就是以后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解放区木刻”，也是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在延安的延续和发展。彦涵到达延安后，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还被同学们选为学习小组长。同年秋天，他参加了美术系的木刻训练班，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对其艺术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彦涵在掌握木刻技巧的同时，发现了这种艺术有与自己个性相通的气质。在日后战火纷飞的年代，他的创作开始以木刻为主，并逐渐形成了自己朴素、粗犷、带有浪漫主义激情的独特风格，成为“解放区木刻”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1938年11月，在结束了鲁艺学习的三个月之后，彦涵坚决要求到前方去，于是参加了“鲁艺木刻工作团”。在严冬的季节里，他随八路军渡过了汹涌澎湃的黄河，翻越了大雪纷飞的棉山，穿过了日寇严密封锁的同蒲铁路线，最终到达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从此，彦涵一手拿枪，一手拿刻刀，开始了兼有战士与画家双重身份的战斗生涯，在太行山经历了最为残酷的四年反扫荡生活。1941年，一件惊心动魄的的事情发生在了彦涵和夫人白炎刚出生的儿子白桦身上。因为战争环境的恶劣，白桦被寄养在当地一户老乡家里。在日军扫荡开始后，奶妈李焕莲带着他躲进了山洞。敌人在搜山时发现了他们。此时李焕莲的丈夫和弟弟因拒绝为敌人带路去找八路军，被敌人活活砍死在洞外。进洞后敌人咬定白桦是八路军的孩子，抢过来就要摔死。奶妈拼死抱住白桦，大声喊道：“这是我的孩子！”在她仇恨的目光下，敌人放过了白桦。为了纪念白桦在太行山老乡家四年的养育之恩，彦涵将白桦的名字改为：“四年”。1943年1月，彦涵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延安，同时也回到了鲁艺，成为了美术系的研究员。虽然开始了相对平静的生活，但是经过多次战争洗礼，彦涵已不再是过去那个书生气的彦涵了，他要以木刻为武器继续战斗。深夜，在延安的窑洞里，彦涵的创作欲望如同火山般地喷发。为了那些在反扫荡中牺牲了的同志，他不分昼夜地工作着，一大批反映英勇战斗、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从他的指间流出，如《当敌人搜山的时候》《把她们藏起来》《不让敌人抢走粮食》等，另外还包括16幅经典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令彦涵始料未及的是，1945年，这套《狼牙山五壮士》经周恩来之手交给了美国朋友，并由美国《生活》杂志社以袖珍版出版，后被美军观察团又带到延安。据说，这本木刻连环画曾发给在远东战场上的美国士兵，以中国军人不怕牺牲的精神鼓舞他们。这些作品在当时起到了宣传抗战的重要作用，日后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战场上的历史见证。新中国成立后，彦涵担任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组副组长。他根据自己在解放战争中的战斗生活体验，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了正面浮雕《胜利渡长江》。《胜利渡长江》虽在塑造过程中为集体创作，但是浮雕的基本形式和精神实质仍以设计稿为准，这幅作品在中国的造型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57年，彦涵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河北怀来县的沙城改造。值得庆幸的是，在这里，彦涵受到了县委老同志的照顾。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将他安排到《怀来报》作插图工作。这时彦涵在长期战争环境下患的胃溃疡开始发作，但他依然坚持工作，在此期间，一批反映农村生活的版画陆续创作出来。1960年，彦涵患急性胃穿孔和急性腹膜炎，但他没有向命运低头，咬牙挺了过来。在随后长达21年的岁月里，他又创作了《打草鞋》《挖野菜》《战斗在山岗上》等大量反映革命战争的木刻。在此期间，他还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创作了大型套色版画《百万雄师过大江》，成为了彦涵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在这段苦难的岁月里，彦涵将巴尔扎克的话贴在桌子旁，时常在激励自己：“我的那些最美好的灵感，往往来自于我痛苦和最不幸的时刻”。戏剧文学家王少燕曾评价说：“彦涵，那是一个被打得趴在地上战斗的战士。”1979年，彦涵的 “右派” 问题得到平反，他的创作进入了“浪漫主义时期”。作品趋于简洁，充满激情，并包含着寓意和哲理，同时触及到人性的“善与恶”。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的绘画再一次发生巨变，几何抽象主义的绘画成为主题。在创造“符号标记”和“形式架构”的同时，他开始建立起自己的美学体系。在创作思想上，一改长期表现的战争内涵，变为反对战争的和平主义。 彦涵曾说过，对于绘画，年轻时，拼的是技术；中年时，拼的是修养；而到了老年，拼的则是品格。记者从他的作品中，体会到一种博大的胸怀和对人生乃至宇宙的关照。晚年的他，虽然年事已高，但创作状态却一点不逊于年轻人。仅2007年1月，就创作了5幅油画。他说，心情好的时候，只想画画。他还非常关心国家大事，每天看新闻联播是不变的习惯。他说：“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在历史重大变革的时候是不能袖手旁观的，而且在作品中必须有所体现，这是艺术家的职责所在。”彦涵至今还牢记着青年时代，中共地下党员陈佛生对他说的一句话：“你不要去画风花雪夜，而要画沧海桑田。”彦涵用一生证明了这句话。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深陷政治囹圄中，他始终都是一个战士，一位始终伴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的艺术家。从和彦涵的交谈中，记者发现，他现在最担心青年人的就业问题。在他看来，如今的社会竞争激烈，每一个年轻人要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只有年轻人的就业问题都解决好了，整个社会才能和谐。在彦涵和夫人合著的《求索集》的结尾，16个字概括了他的一生：“没去巴黎，直赴延安；半生坎坷，一生求索”。当记者问彦涵当初没有去法国，现在是否觉得后悔时，他笑着回答说：“如果我去了法国，就没有美好的家庭和可爱的儿子了，我从不后悔！”

5. 邓石如的往事略集

清代书法大家邓石如的行书《陈寄鹤书》还与历史上一段著名的轶事有关。邓石如家中养两只鹤。据说，这两只鹤的年龄至少有130岁。一日，雌鹤死去了，仅隔十几天后，邓石如的发妻沈氏也相继去世。这种巧合，在当时的文人当中产生了很多联想。59岁的邓石如伤心至极，雄鹤也孤鸣不已，与他相依为命。因不忍再看孤鹤悲戚的样子，邓石如于是择地三十里外的集贤关佛寺，将鹤寄养僧舍中。从此，他担粮饲鹤，三十里往返，每月坚持不懈。忽然，又一日，正在扬州大明寺小住的他得到传报，雄鹤被安庆知府看中，抓回了府中。他即刻启程赶回安庆，用行书写下了《陈寄鹤书》向知府陈情上书索鹤。这篇文章写得哀婉动人，催人泪下，气势排山倒海，文辞如云幻天，以极尽排比、拟人等修辞手法历数得鹤、寄鹤悲欣往事。为了这只鹤，他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正如书中所写“大人之力可移山，则山民化鹤、鹤化山民所不辞也。”知府接书，无言以答，不日将鹤送还佛寺。邓石如9 岁随父读书，1 0 岁便辍学，1 4 岁“以贫故，不能从学，逐村童采樵、贩饼饵，负之转鬻”。然在其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下，对书法、金石、诗文发生了深厚的兴趣，并有长足进步。1 7 岁时，为“潇洒老人”作《雪浪斋铭并序》篆书，即博时人好评。自此，便踏上书刻艺术之路。2 0 岁在家乡设馆，任童子师，不耐学生“憨跳”而舍去，随父去寿州（今寿县）教蒙馆，2 1 岁因丧妻辞馆，外游书刻，以缓悲痛。乾隆三十九年（1 7 7 4 年）他3 2 岁时，复至寿州教书，并常为寿春循理书院诸生刻印和以小篆书写扇面。深得书院主讲梁献（亳县人，以善摹李北海书名于世）赏识，遂推荐他到金陵（今南京）举人梅谬家学习。梅家既是宋以来的望族，又是清康熙御赐翰墨珍品最多的家族，家藏“秘府异珍”和秦汉以后历代许多金石善本。石如纵观博览，悉心研习，苦下其功。在梅家8 年，前五年专攻篆书，后3 年学汉分。于四十七年他4 0 岁时，离开梅家，遍游各处名胜，临摹了大量的古人碑碣，锤炼了自己的书刻艺术，终于产生了“篆隶真行草”各体皆备、自成一家的大量作品。乾隆四十七年，他游黄山至歙县，结识了徽派著名金石学家方君任和溪南经学家程瑶田，及翰林院修撰、精于篆籀之学的金榜。后经梅谬和金榜举荐，又结识了户部尚书曹文埴。 乾隆五十五年秋，弘历八十寿辰，曹文埴入都祝寿，要邓石如同去，石如不肯和文埴的舆从大队同行，而戴草帽，穿芒鞋，骑毛驴独往。 至北京，其字为书法家刘文清、鉴赏家陆锡熊所见，大为惊异，评论说：“千数百年无此作矣。”后遭内阁学士翁方纲为代表的书家的排挤，被迫“顿踬出都”，经曹文埴介绍至兵部尚书两湖总督毕源节署（署武昌）作幕宾，并为毕源子教读《说文字原》。在署三年，不合旨趣，遂去。乾隆五十九年他5 2 岁时，由武昌回故里，买田4 0 亩，翌年建屋一栋，并亲书匾额“铁砚山房”置于门首。常将书刻售资救济乡人，贫不能葬者，都尽力资助。以后的1 0 年，他的书刻艺术越臻化境，他不顾年迈，常游于京口（今镇江）、南京、扬州、常州、苏州、杭州等地。临终前一年，还登泰山，会晤友人，切磋技艺。6 0 岁时，他游京口，结识包世臣，授书三年，并以书法要诀示曰：“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包以其法验六朝之书都全符合。他6 3 岁临终这一年，仍收录门生程蘅衫，为篆书《张子西铭》。 是年，得知泾县有八块碑需以大篆、小篆、分书、行楷各体书写，慨然应邀，仅书一碑因病而归，阴历1 0 月卒于家。

6. 张荫麟的往事略集

1905年张荫麟生于广东东莞石龙镇。幼年家境颇殷，富于藏书，父亲督教极严。其父去世后，家道中落。1921年，年16，考入清华学堂。在清华求学八年，学业大进，对中西文学、史学、哲学均有兴趣，尤深于史，才名震一时。1923年9月，在《学衡》第21期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一文，对梁启超考证《老子》认定其在孟子之后的六条证据1，逐一进行批驳。梁启超读后不以为忤，反而给以揄扬，叹为天才，以为将来必有所成就。自此一举成名，所作益多，迄殇不懈。梁启超也成为他终身最为尊敬的前辈学人。以才识为崇尚，虽深于考据，但瞧不起考据；以为考据虽为史学，却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史才成为他治史所悬最高鹄的。所作文章多发表于《大公报》、《学衡》、《燕京学报》、《清华学报》，文笔犀利流动，富于批判精神，内容涉及文、史、哲三界。清华求学期间，张荫麟积极广泛地参加当时学术界的许多讨论。经他批评或表扬的著名学者有胡适、冯友兰、苏雪林、卫聚贤、朱希祖等。在批评文章中，以对顾颉刚“古史辨”派的批评最有名，影响最大。他运用欧洲史家色诺波（Ch.Seignobos）等人的历史认识理论，认为顾颉刚“根本方法之谬误”是误用“默证”，即“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判断某时代无此观念”，指出：“默证”方法必须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才能使用，因说：“吾侪不能因《诗》《书》《论语》未说及禹与夏之关系，遂谓其时之历史观念中禹与夏无关。”“用类推法，亦必两物相类，然后有可推。”绝不可“从抽象名语推理”。但他并不笼统地反对疑古，并且说：“吾人非谓古不可疑，就研究之历程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类此。”对此伶牙俐齿，“古史辨”派人物迄无系统回应。后人有论及此事者，至曰：“在不赞成疑古派之学者中较有名气、而又言之有物者如柳翼谋、胡堇人、刘炎黎、陆懋德、绍来、张荫麟诸氏，前三者之批评，着重于对古史上一些细节不同的解释，张荫麟与绍来则专在批评古史辨之史学方法上入手，陆懋德之批评则兼具方法和见解。此外，梁园东的文章也是专门批评其史学方法的。各批评史学方法文章以张荫麟发表为最早，所论也最为精到。他精确指出顾氏致误之因，半由于误用默证法，半由凿空附会。而此时他还只是清华大学的学生。”“绍来及梁园东的批评，有与张文吻合之处，但全都不如张的一针见血，可见他熟悉西方史学方法，故能从史学方法论方面指陈顾氏的错误。反观同时人的批评，益可见当时精通西方史学方法的极少。顾颉刚绝非如美人韩慕义所言学养极佳，其面对张氏之批评，终不能从方法论上予以反驳或辨白。当时所谓大师级学者，也无一能于方法论上与之讨论，实为一可异之事。”张岱年先生则断之曰：张荫麟“论史学考证方法，提出'默证’的问题。……我认为这一论点具有极高的价值。三十年代，疑古之说风行一时，对于古史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往往陷于主观武断。”参加学术讨论的同时，张荫麟的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科技史上。他研究过张衡的科技成就、《九章》及两汉的数学、历史上的奇器与作者、宋代卢道隆吴德仁所记里鼓车之制造方法等，均受到专家好评。由于精通英文，在吴宓等文人圈子里，也热衷于翻译。译文门类繁多，包括诗歌、文化、教育、政治、语言文字诸多方面，对斯宾格勒理论的介绍尤为完整。此外，还完成《纳兰成德〈饮水词〉注》一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可惜在“一二八”事变中毁于火。其他散篇论文尚多。例如，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及《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无只字道及洪亮吉，而作《洪亮吉及其人口论》，与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学说相比较，指出：“马、洪二氏，其学说不谋而同，其时代复略相当，其学说完成之期相差亦不过数载，……反观洪氏之论，则长埋于故纸堆中，百余年来，举世莫知莫闻。”从1921年至1929年，是张荫麟治史道路的第一阶段：清华求学时期。1929年秋至1933年夏，是张荫麟治史道路的第二阶段，留学美国时期。1929年夏，张荫麟由清华毕业，旋赴美国留学，在斯丹福大学先学习西洋哲学，后改习社会学，并立志以史学为终身职业。1933年3月，他给史学家张其昀写信，自述治学旨趣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九一八”事变后，又给张其昀写信，表达对日寇侵华的深切痛恨以及对战胜日军的必胜信念。他说：“当此国家栋折榱崩之日，正学人鞠躬尽瘁之时。”“国事目前诚无使人乐观之余地，然吾人试放远眼光从世界史趋势看来，日寇之凶焰决非可久。然中国否不极则泰不来。且放硬心肠，伫候大河以北及江海沿岸之横遭蹂躏可耳。历史上腐化之时代而能为少数人道德的兴奋所转移者，殆无其例，必有假于外力之摧毁，摧毁之甚而不至于亡则必复兴。弟于国事对目前悲观，对将来则并不悲观。”其论国事大都类此。这期间，依然为国内报刊撰稿。兴趣之广泛，批判性之强烈，毫未改变。值得重视的是，他运用人类学理论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评论。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例示了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有好几种优点”。他说：“生产事业的情形和社会组织……较之某特个人物或事件之虚实，其意义自然重大得多。”社会背景“至少当可以映出传说产生时的社会情形。”“社会制度的变迁多少有点‘理性’或‘历史的逻辑’，例如铜器之先于铁器……”。郭书的好处就在于“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整理古史。但他又认为：“郭先生研究的指针，乃是50多年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那已经成了人类学史上的古董，其中的结论多半已被近今人类学者所摈弃。”“郭先生竟毫无条件地承受了那久成陈迹的、19世纪末年的一条鞭式社会进化论，并担任用中国史来证明它，结果弄出许多牵强穿凿的地方。”“郭书中关于中国古史最新颖的论点竟是最不易成立的。”当时及后人批郭沫若，多从其教条模式出发，而张氏直指其所依据之人类学理论已过时，是为其史识超拔处，然又不否认郭氏著作之优点，复显示他不失中庸。此外，在批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的文章中，提出哲学史负有两项任务：“一是哲学的，要用现代的语言把过去各家的学说，统系地、扼要地阐明；一是历史的，要考察各家学说起源、成立的时代、作者的生平、他的思想的发展、他的学说与别家学说的相互影响、他的学说与学术以外的环境的相互影响”等。总之，张荫麟的文章一般都带有较强的理论色彩。甚至考据文章，也同样如此。在考据过程中，他一般不是先从材料入手，而是先从认识做起。厘清逻辑标准，然后按逻辑统一性展开史料，以避免概念歧异。例如《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鞠》，先说：“吾人第一步须立定审判标准”，然后找出“本案之中心问题”，依照核心问题一一梳理，最后得出可信的结论。正因为有深厚理论素养与逻辑思辨能力，所以他的考据文章全写得脉络清楚，神清气爽，绝非乌烟瘴气式的材料堆积。以考据精神谈思想，以思辨精神治考据，钱锺书、张荫麟，南能北秀，或可当之。需要指出的是，他留学美国，并未接受美国的哲学特产，却反对杜威的心理逻辑，甚至认为“杜威老糊涂矣”。因此，他对胡适的理论主张也很瞧不起。他的伦理观来自英国哲学家摩尔（G.E.Moore），在美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这位实在论者的伦理学的。在美国，他更多地阅读的是有关数理逻辑、直觉主义、现代人类学等方面的著作，偏重于积极的主观实践精神。康德哲学对他也深有影响，其间所作《中国书艺批评学序言》，分析中国书法艺术中所包含的美学原则，即“显然受了康德方法的影响。”他曾说：“今日哲学应走之路，仍是为康德之旧路。康德先验判断与经验判断之区别，究有所见。”柏格森和尼采也是他所偏爱的哲学家。盖康德、柏格森、尼采者流，均为思想界之希特勒，而杜威者流，终属戈培尔之伦。于是可见张荫麟之自负。1933年夏，张荫麟由美返国。转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一直任教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主讲中国学术史与宋史等课程。是为张氏治史道路的第二阶段，任教清华时期。1935年，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一说受托于国防设计委员会），由傅斯年推荐，主编高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是为后来他的代表作《中国史纲》（上古篇，止于东汉开国）。他编撰该书的步骤是先拟定纲目，始于殷商，析四千年史事为数十专题，由他组织专家共同编写。汉以前亲自执笔，唐以后计划由吴晗负责，千家驹写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王芸生写中日战争。各人成稿最后由他综合融会划一。但这一计划最后并未完全实现，至1940年2月只完成他自己执笔的东汉以前部分，1941年3月由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中国史纲》是张荫麟的一部力著，出版后颇获好评。他在《自序》（作于1940年2月）中说：“在这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按照这一原则，他为此书树立新异性、实效性、文化价值性、训悔功用性、现状渊源性五条取裁标准，又用几个范畴予以统贯，“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除国内史家外，国外个别学者对此书也评价甚高。在这期间的有关文章中，他称颂鲁迅“可以算得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12又认为“改良历史课本乃改良历史教育的先决问题。”还曾著文批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与陈寅恪讨论龚自珍《汉朝儒生行》诗。所作史学论文主要集中于古史、宋史、甲午海战诸方面，还翻译了一些国外学者的论著。其所论甲午海战文，或以之为最早替方伯谦辨冤的文字之一。张荫麟还发表文章进行社会批评与政治批判。在《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16中，他说：“时贤喜欢作中西文化的比较，我想再没有两宗具体的事情可以更简约地例示中西文化的差别的了。”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三讳主义”以及大家庭制是阻碍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他还讨论了法律裁决和道德判断的关系，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当以法律代替道德。“为什么一个滥杀无辜的省政府主席可以千劾万劾而安然无事？因为他是‘尊’，也许加上‘贤’。为什么一个包烟土被正式发觉的人可以安然做大官？因为他是‘贤’。为什么一个失土的逃将不能惩罚？因为惩罚他便间接直接牵涉到许多尊、亲而又贤的人。”他还说：“‘三讳主义’是法律尊严的摧毁者，所以在今日中国生存斗争中第一需要的心理改革是打倒三讳主义！我们今日所需要的口号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而是‘法律高于一切’！便是党权高于一切的大前提也在党的法律高于一切。不然，党权靠什么去维持？”又说：“父权中心或家族中心的道德，无益而有损于国族的团结。中国生存斗争中，我们应当赶快舍弃家族中心的道德而代以国族中心的道德。”这些都是张荫麟的精彩主张，但还流于表面，无非是知识人的牢骚而已。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心理改革”，而绝口不提社会革命，此尤为一厢情愿的迂腐。1937年7月至1942年10月，在西南任教与流亡，是为张荫麟治史道路和生命的第四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卢沟桥事变不久，张荫麟只身南下，任教于浙江天目山的浙江大学，主讲历史。他的全部文稿与藏书（曾计划写民国开国史）以及家属全部留在了北京。尔后，浙大几度搬迁，他辗转来到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住在吴晗家中，补撰《中国史纲》第十章《改制与易代》和自序。1940年，浙江大学迁至黔北遵义，他又前往任教，直至死在任上。这时期的治史重心为宋史，“搜宋人文集笔记殆遍，论宋事诸篇精审越古作者。读书著文恒达旦。”在浙大，与同人创办《思想与时代》杂志，试图“在建国时期从事思想上的建设，同时想以学社为中心，负荷国史编纂之业，刊行《国史长编丛书》。”思想与时代社于1941年6月正式成立，8月1日出版创刊号，曾得到蒋介石鼓励。张荫麟晚期文稿主要发表于此。这期间，他对国民政府腐败政治近乎彻底失望。本来，他曾于1939年受到蒋介石召见，“似有请他在中央训练团讲授逻辑的意思”，使他颇为兴奋，“以为对于政治或略有效献的机会”18。后在重庆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小住，受到政治部长陈诚礼遇，作有《蒋委员长抗战必胜训词释义》的小册子。但他随即发现国民党已病入膏肓，便严厉地予以口诛笔伐。所作《论修明政治的途径》因言语激烈，不得不刊于死后，略谓国民党统治的根本病症是瘫痪，距离“任贤使能、赏功罚罪”的境地“还很远”。据说他最初是单纯的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分子曾想拉拢他。后来，他“赞成一种近似英国费边式的社会主义”。他能够口诛笔伐，不能身体力行，认为“在革命里只看见暴动的人，不配谈革命”。又划分政治形态为“上同”的与“下比”的，而不是反动的与革命的。他倾心于表面“动乱”实质安定的“下比”政治，希望统治者能真正从大多数人的愿望出发，而不是将统治者一人的臆见想方设法变为“全国一致的意见”。他鼓吹改善平民实际生活，增强低级公务员、学校教师以及士兵的生活待遇，并把这作为他政治思想的突出主线。实际上，他只是一个站在“文士学者的超然立场”发发牢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7. 张东荪的往事略集

留学东洋觅新知少年张东荪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西方思潮如万斛泉涌的时代，加上慈禧太后暮年施行新政，鼓励学生出洋，走出国门看世界便成为不满现状心忧天下的年轻人的必然选择。张东荪也不例外，他于1904年获得官派留学资格，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留日时期的张东荪，一方面接受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熏陶，开始进行初步的哲学研究，另一方面，面对国难日深的严重局面，也兴起了强烈的入世、救世之心。1907年，他在日本认识了前来讲学的梁启超，接受了立宪派的改良思想。这时的张东荪还与同学蓝公武等人创办了一份《教育》杂志，鼓吹教育救国。《教育》杂志虽然仅出版两号，但它对于当时介绍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堪称后来以“政论家”著称的张东荪指点江山的啼声初试。1911年，张东荪从日本回国，按照清政府的有关规定，和其他留学生一起，在太和殿面见皇帝，进行殿试，被清政府授予格致科进士。徘徊于政治与文化之间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这时身居北京的张东荪正热心撰写政论性文章，闻讯立即买舟南下，参加了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担任内务部秘书。1912年，南北议和，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随之北迁，张东荪却没有参加政府，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办报议政。这与他对当时社会、国情的认识尤其是对现实政治的体察有关，三个月的从政经历滋生了他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认为国家此时急需有人在政治理论方面加以指导，同时他也感到自己的兴趣和才能并不在做具体行政工作即“干政治”，而是监督政府启发民智，即“评政治”。他认为“干政治”与“评政治”是不同的，“前者作政论是为了政治的，后者却只是对于政治发言而并不去干”，又说“殊不知民主国家所需要的不尽是干政治的人才，即坐而论道的批评家亦未尝不是国家一种需要。……有些人责备批评者，以为是说风凉话，自己上台亦未必干得好，这些都是最不通的议论。即在外国，如萧伯纳何尝不作政论，但人民并不要求他去干；到过中国来的罗素亦喜欢谈政治改革问题，但亦没有人责备他为何不参加实际上政治活动。”以萧伯纳、罗素这些西方大哲作参照，立意要做政论家的张东荪决心“言其所信”，他说：“若只限于评政治而不去干，则当然应该言其所信（不赞成暴政就反对，不赞成流血就批评，用不着取巧）。有无左右夹攻，在所不计，即被夹攻，亦当甘之如饴。”在近现代史上，张东荪扮演着多面角色：学者，报人，政论家。作为学者，他被研究者称为“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人”；作为报人，参与创办《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主办了《解放与改造》等多种时政刊物。在张东荪等人的努力下，“学灯副刊”被誉为五四时期三大报纸副刊之一；作为政论家，在近代中国风雷激荡的语境下，他总是力图坚持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如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人的对峙中，他一方面对袁世凯违反法制破坏共和的行为严词抨击，另一方面指责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是“乱党之罪”；一方面引进社会主义思潮，另一方面又说什么“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一方面认为“国民党之取北洋军阀而代之完全是换汤不换药”，另一方面又对两个派别都表示失望，寄希望于“另起炉灶，造成一个新的势力”，好像下决心要两边都不讨好似的。虽然张东荪一度下决心要舍弃政治致力文化运动，但跟近现代史上那些富有救世激情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始终无法和政治绝缘，始终徘徊在政治与文化之间。为抵制蒋介石政府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他和张君劢组建了国家社会党，起草了国社党的政治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结束训政，还政于民。抗战爆发，在燕京大学教书的张东荪一度被日本宪兵逮捕，狱中曾以自杀表示决不屈服之态度。以死抗日的爱国教授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一直关注着中国命运的张东荪分析了国内外时局，正式形成了调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共产党与国民党，借以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所谓“中间性的政治路线”。1938年初，他与叶笃义等人从北平秘密至汉口、桂林，借参加国民参政会之机准备将此意见直接进献给国民政府。但他有见于“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诚意真心，政府未必采纳”，便扫兴地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学，他一面教书，著述；一面关注和研究国内外时局的发展，与中共地下党接触，介绍学生离开北平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他预料日美必然开战，主张提前先行解散燕大，把教员与学生转移到解放区或西南大后方，但张东荪自己并没有撤离北平。张东荪的言行，早为日本宪兵注意。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宣战，日本宪兵包围并强占了燕京大学，张东荪与其他10名燕大教授被捕。他先被送到西苑日本宪兵队，不久押送到沙滩旧北京大学的红楼（北平日本宪兵总部所在地），与赵紫宸一起关在第16号牢房。张东荪是当时中国知名的哲学家和学者，又在日本留过学，日本宪兵企图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给小渔的书信透露的信息是，日本人请张东荪做教育部长，北京市长。然而，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张东荪利用各种借口挫败了日寇的阴谋。他回忆说：日本人“希望我答应与汪政府合作，我便以狡猾的态度对付之。我说：我一向是个国民党的反对者，汪精卫是国民党，其政府亦是国民党，决不能与之合作。”接着日本人“要求我向在拘留中的中国共产党员加以劝诱，使其感化，可以招供”。张东荪回答说：“共产党不是捉、打、杀所能扑灭的。”关押两个月后，1942年2月，他被移送铁狮子胡同日本军部，然后押解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张东荪先后自杀四次而未遂，并与看守厮打，不屈服于日寇的淫威。1942年6月18日，张东荪被日军判处一年半徒刑，缓刑三年。在写了一纸“出狱以后不离开北平”的保证书后，他被保释出狱。在此后3年间，他的行动时时为日本宪兵监视。“平均每日宪兵安达必来我家一次。每次都劝我出山”，实际上是监视张东荪。尽管张东荪一度产生“出狱后立即逃上西山”的想法，但因病终未成行。张东荪爱护青年，又为祖国而不惜以死抗日的爱国主义行为符合他的文化信念所贯穿的道德精神。抵制伪国大绝交张君劢抗战胜利后，为争取中国走向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展开了复杂而激烈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通过民主联合政府的途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响应。经过抗战，中国人民经受了极大的锻炼，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统区的民主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民主同盟就是其中的一支主要力量，这是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政党性质的社团。张东荪被选为民盟的中央常委。张东荪和张君劢以国社党领袖的身份，代表民盟出席政协会议，针对时局提出中国急需的是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但政协会议中达成的五项协定并没有起到束缚当政者手脚的作用，国民党极力破坏协定的实施，大举进攻解放区。在内战已经打响、政协决议根本无从实施的情况下，国民党并没有完全放弃舆论攻势，仍然决定按期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的非法国大理所当然遭到了中共的抵制，而另外一些中间党派是否参加便成为一大焦点，如果仅中共不参加，而其他党派都如期参会，国民党一方显然就获得了道义优势，因此国民党对各党派负责人极尽拉拢之能事，以图孤立中共。作为民盟和民社党（国社党此时已更名为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的张东荪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而和张东荪相交多年的民社党党魁张君劢顶不住党内的压力，已决定率民社党参加国民大会，并派员向张东荪游说。张东荪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没有退让。当民社党正式宣布脱离民盟参加国民大会的消息传来时，张东荪气愤地说：“简直是胡闹，想做官，想做官罢了！”包括张东荪在内的民盟中央决定将民社党开除出盟，张东荪、张君劢这两个政治观点相同、兴趣爱好相投的多年老友从此绝交，再未相见。和谈破裂，张东荪等人仍然幻想以不偏不倚的第三方立场，调和国共冲突，使中国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蒋介石、宋子文曾专门宴请张东荪，劝其参加政府，张说，“最好还是保留一个参加和谈的身份”，蒋非常生气，据张本人回忆，“蒋脸色铁青，气得踢桌子下的狼狗”。然而和谈的最后一线希望终于破灭了。内战的全面爆发让张东荪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中国究竟应该走怎样的道路？和当时许多知识精英一样，他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既不同于欧美、又异于苏联的“第三条道路”。1946年5月，他在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讲演中将自己的主张公之于众，并随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其要点有三：一是调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制度，建立“中间性的政制”；二是改变国共两大党性质，建立联合政府，走民主之路；三是在国际上调和美苏关系，谋求世界的安定与中国的和平。张东荪的讲演与文章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反响和共鸣，在当时舆论界掀起了一股鼓吹“中间路线”的政治思潮，张氏本人成为当时国际国内舆论关注的焦点人物。张东荪提倡的脱离实际的“第三条道路”在中国的现实下注定是走不通的。1947年10月，国民党下令解散民盟，抗战后逐步形成的第三方面势力瓦解，所谓的“中间路线”宣告破产。调停北京和平解放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驻守北平的傅作义与解放军就北平的和平解放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双方开出的条件相差太远，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为打破僵局，党组织找到张东荪，希望这样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参与谈判，能够发挥缓冲、调停的作用。张东荪不辱使命，他在和傅作义会晤的过程中帮助傅将军下定了和平解放北京城的决心。毛泽东事后在颐和园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竖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这是张先生的功劳！”张东荪后来也认为，使千年古都免遭刀兵战火，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情。中间路线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张东荪以民盟中央常委身份参加了筹备会；9月21日，新政协第一届会议开幕，张东荪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9月30日，张东荪与周恩来等5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0月19日，张东荪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这一年元月下旬，张东荪与费孝通等人到西柏坡拜会了毛泽东，会谈中毛泽东对张东荪的“中间路线”主张和反对外交“一边倒”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包括张氏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存在严重的“亲美”、“恐苏”思想。这次谈话让张东荪的情绪一度低沉，但并未使他改弦更张，特别是他坚持认为中国要想发展就不能和美国交恶，中国不能充当美苏两大国冲突的牺牲品。正是这一“顽固立场”为后来发生的“叛国案”埋下了伏笔。自从与毛泽东因“一边倒”问题发生争论以来，张东荪感到说服中共改变外交方针是不可能的，便本着其一贯坚持的“中间路线”思路，企图借助个人的声望，利用民间渠道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并无与美国对抗的意图，希望美国不要把战火烧到中国来。正是在这种心理支持下，当张东荪碰到了自称与美国方面有联系而实为美国特务的王志奇时，便寄予了很大的期望。1950年初，王从天津来告诉张东荪，美国决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正在进行计划，张东荪认为世界局势果然按他的预想发展了，充满了焦虑，他对王志奇说：“能不能把一个意见传达给美国，就是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在与王志奇接触的过程中，为了表示自己的分量，张东荪拿出了一份政协名单，并将其中认为可与他自己合作的人用笔勾出。“叛国案”自从与毛泽东因“一边倒”问题发生争论以来，张东荪感到说服中共改变外交方针是不可能的，便本着其一贯坚持的“中间路线”思路，企图借助个人的声望，利用民间渠道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并无与美国对抗的意图，希望美国不要把战火烧到中国来。正是在这种心理支持下，当张东荪碰到了自称与美国方面有联系而实为美国特务的王志奇时，便寄予了很大的期望。1950年初，王从天津来告诉张东荪，美国决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正在进行计划，张东荪认为世界局势果然按他的预想发展了，充满了焦虑，他对王志奇说：“能不能把一个意见传达给美国，就是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在与王志奇接触的过程中，为了表示自己的分量，张东荪拿出了一份政协名单，并将其中认为可与他自己合作的人用笔勾出。不仅如此，张东荪直接掩护了与其接头的台湾保密局情报人员，并提供私藏的电台。其中最重要的情报——宋时轮率领九兵团入朝这一信息、军列的运行时间、可能的投入方向——就是通过其提供的电台传送出去的。可以想象具有绝对空中优势的美国人，获得这一情报对九兵团是何等的威胁。虽然中共很快知道了这一情报的泄露，这时候的九兵团，已经是离弦之箭，纵然前面是刀山火海，也只有闯过去一条路了。震惊之下的毛泽东电令彭德怀:“加强隐蔽、强化防空、军队夜间行动。”但九兵团本来已经极为仓促的行动变得更加仓促。而之后，就是长津湖……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却幻想依靠个人的力量和声望打通中美关系，张东荪的书生气灼然可见。他难道就没有意识到，当时他提供给王志奇的一些资料将有可能被人利用？这种私底下的运筹国事绝对是不允许的？后来王志奇被公安机关逮捕并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供述中咬定张东荪向自己提供了国家机密。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接受重点批判的张东荪一跃成为叛国罪人。虽然张东荪拒不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更不承认自己是卖国和叛国分子，认为自己的主观动机还是为了国家免受战难，但他还是在“世人皆曰杀”的氛围中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屡想自杀谢罪。1952年10月，民盟将张东荪开除，有人并提议将他逮捕法办，但毛泽东指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就这样，张东荪在辞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后，其数十年丰富多彩的政治生命宣告结束。虽然名义上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但一个“美国特务”怎会有上课的资格？赋闲家居的张东荪从此以作旧体诗词自遣，在诗中沉痛地自白：书生谋国直堪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