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史书中说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

1. 为什么史书中说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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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宋神宗时期，北宋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虽然有过一度繁荣，但由于内部机构臃肿，人满为患，外部辽国、夏国不断侵扰，军费开支陡增，加上花钱买和平，每年要向辽、夏支付高额赔款，导致财政空虚，人民生活困苦，许多走投无路的百姓甚至揭竿而起，四川王小波、李顺起义，就暴发在这一时期。
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之下，熙宁二年（1069），年轻的宋神宗为了摆脱困局，起用王安石，推行了变法，史称“熙宁变法”。王安石远见卓识，颁布推行了一系列破除弊端、发展生产、增加税收、提升军备的政策，也是对症下药，颇见成效。然而，为什么史书中很多地方记载说，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呢？
一、王安石的观点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太过激进。宋朝以儒家思想为治理国家的思想法宝，儒家讲究谦让、中庸，如果太激进，就会被扣上离经叛道的罪名，而王安石却在变法前后，提出过惊世骇俗的“三不足”狂言。熙宁三年（1070）春，作为翰林学士的司马光，给谋求馆职的一班朝臣初拟了一道“策问”题，内容就是王安石的“三不足”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司马光希望参考者辩驳一下这一离经叛道的“怪论”。可见，当时许多人对王安石的议论十分反感，因为这些言论是为推行变法进行思想铺垫的，所以在后来推行变法中，反对这些言论的官员，反对他变法主张的态度异常坚决。
二、王安石变法触犯了贵族士大夫的利益。王安石变法中，有一条变法政策就是打击地主们的土地兼并。但是，贵族和士大夫中大地主多如牛毛，打击土地兼并就是抽空他们的钱袋子，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王安石虽然在官场摸爬滚打数十载，但他深谙王道而不通权变，深知国弊而不懂“官箴”。变法乃是一种利益的重新调整，必然伤筋动骨，他急于事功而又不能因势利导，结果犯了众怒。贵族士大夫不乏对祖宗的孝顺和对国家的忠诚，但侵犯了谁都会刺猬般反戈一击，因此，这些锦衣玉食的士大夫结成牢固的利益集团，哭爹喊娘向宋神宗告御状，欲置王安石于死地。
苏洵以王安石面垢不擦，衣垢不浣，一年四季不洗澡，而作《辨奸论》一文，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苏洵因此在朝野暴得大名。谏官陈?甚至说：“寻常学者须知得王安石一分不是，即是一分好人，知得王安石十分不是，便是十分好人。”这些人和这些骂声，不过是反对和攻击王安石变法的冰山一角而已。所以，史书中说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罪魁祸首的记载，真是随处可见，多得很。
当然，也有说话公允的评价，比如，黄庭坚。黄庭坚也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对王安石却是欣赏和敬佩的，他在《跋王荆公禅简》中说：“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你说的史书应该是指《宋史》这样的传统正史。《宋史·王安石传》的定评是引用的朱熹的评论：
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在这样的史书中，都是用传统政治的观点来评价政治人物的，而且会受到史料和修史时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氛围的影响。
《宋史》关于王安石的评价，主要来自宋朝留下的官方记录。但宋朝本身是一个非常注重自身历史和评价的朝代，从真宗时期开始修太祖实录、太宗实录，每个皇帝登基后都会给前面的皇帝修实录。
那么，关于王安石的历史评价主要是牵扯到对神宗朝的评价，关于他的材料也主要保存在神宗实录中。但是神宗实录是宋朝经历过三次重修的。
首先是神宗死后，哲宗年幼，由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主持朝政。她反对新法，所以她在神宗死后，马上将之前反对新法的主要干将如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等人召回朝廷，担任宰相，开始推翻新法，恢复旧法。
这段时期，史书上称之为元?时期，“众正盈朝”（不是东林党），原来王安石提拔起来参与变法的骨干如吕惠卿、章??⒃?嫉热耍?急槐嶂鹪斗健Ｒ簿褪窃谡舛问逼冢?谕耆?穸ㄍ醢彩?浞ǖ淖芑?飨拢?瓿闪松褡谑德嫉牡谝话妗?/p>高太皇太后死后，哲宗亲政，又开始反对旧法，恢复新法，召回了章??⒃?嫉热耍?簿褪巧苁ナ逼凇Ｒ彩窃谡舛问逼冢?彼蔚牡痴??佳杆俜⒄梗?碌澈途傻呈仆??穑??坎蝗荨?/p>到徽宗登基后，旧党曾经有过短暂的恢复，但为时不久，就又回到“绍述”神宗之政的路线上去了，不但以前早已被认定的旧党被悉数贬逐远方，甚至连曾布这种曾经参与过变法，只是和章??胁煌?饧?娜耍?急淮蛉搿霸?v党人”，立了元?党人碑，以示要将旧党永远禁锢不用。
也是在这段时期，重修了神宗实录，对旧党全盘否定，对王安石和新法又全盘否定，以新党为君子，以旧党为小人，这就颠覆了之前的神宗实录。
北宋灭亡之后，高宗南渡，在江南守着半壁河山，重建了宋朝，是为南宋。高宗前期，所用的重要的大臣，几乎全部出自旧党一脉，所以高宗说，“最爱元?”。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高宗下令重修神宗实录，又把徽宗时期的神宗实录颠覆了一次。
按照高宗的这个指示修订过的神宗实录，自然又回到了元?时期的神宗实录的指导思想，也就是全盘否定新法，全盘否定王安石，以新党为小人，以旧党为君子。这个版本的神宗实录后来就作为官方史料保存下来，后来元朝修宋史，就是以此为基础。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宋史中，对王安石基本上是贬斥的。
当然，这只是宋朝的官方评价，如果有问题，后人是可以指出来的。但从元朝到清朝灭亡，对王安石的评价却基本上都延续了之前的评价，也就是王安石祸宋这个定评一直维持下来了，并没有给他全面翻案。
为什么呢？
在古代的传统政治中，皇帝对大臣最为忌讳的事情是什么？大臣结党营私，搞党争。
党争意味着什么呢？党争就意味着，这个朋友圈是围绕着某个大臣的政治主张团结起来的，他们首先会忠于自己一党的政治领袖和政治主张，而不是忠于皇帝。
这对皇帝来说，自然是不能原谅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无二日，人无二主。在整个国家机器里，怎么能有皇帝之外的忠诚对象呢？
而且，围绕着这个政治领袖在朝廷上的进退得失，和政治主张的能否得到皇帝的认可和实施，就很容易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搞党争。搞党争就意味着，以自己的党派主张为衡量标准，而不是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皇帝为标准。作为臣子来说，这其实就是不忠。
历史上的党争确实也都结果很糟糕。汉朝的党锢之祸形成了士族和寒族之分，唐朝中后期的牛李党争导致朝廷政策的摇摆不定，北宋的新旧党争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还没结束，甚至到南宋初期的政治依然在这个结构里，明朝的东林党和阉党之争也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甚至到南明政权。
那么，最容易引起党争的是什么？
在宋朝和明朝，就是变法。宋朝是从王安石变法开始，所有的朝廷大臣都要在新党和旧党之间选边站对，几乎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明朝也是在张居正变法时期，开始出现言官和内阁之间的对抗，后来发展为三党与东林之争，再后来又演变为东林与阉党之争。
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变法虽然提高了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使国家的能力有所提升，但同时，变法也带来了党同伐异，因人而废言，因人而废政，导致国家的政策不断在两个不同的取向之间来回摇摆。所以，正史上对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持比较尖锐的批评态度，乃至全盘否定。
近代以前，主流意见对王安石变法一般持负面意见，但近代以后，受西方史影响，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越来越积极，甚至成为主流意见。
有两个因素值得考虑：首先，主流意见对王安石变法给予正面评价，是在近千年后，很多史实已不清晰；其次，正面评价王安石变法是基于西方史的逻辑，而非中国古代史的逻辑。
西方史强调变法，特别重视制度改造。这与欧洲文化多元、彼此竞争激烈相关，没有制度优势，很难胜出。用这套思维看中国史，会觉得很有失落感——古代中国在近两千年时间中制度几乎没有太大变化，也没有什么制度探讨方面给人印象深刻的著作。
当然，古代中国在过去两千年中制度一直在变化，只是以渐变为主，所以不熟悉相关史料，就会给人以“停滞”“没有历史”之感。
对比唐代与清代，改变可用惊人来形容，几乎可以视为两个国家，彼此很少有相同之处，可科举制等制度却一以贯之，其实唐朝科举与清朝科举完全不是一回事，但不深入考察，就会觉得彼此没有后差别，产生“中国没产生过大的制度变化”之感。
所以，不仅“王安石变法”被过多关注，包括“商鞅变法”等，都有被过度关注的问题。
首先，这些变法是此前一些政策的延续，不过是士大夫给予期文化合法性、皇权给予背书而已。
其次，变法的过程并不确定，很多办法随心所欲，实施与废止往往不由上决定，而是基层来决定。
其三，这些“变法”多是一些具体措施，制度性的东西并不多。
王安石变法从实际效果看，无非是增加了中央政府的收入而已，这其实不用王安石的方法，用商鞅的方法，也未必行不通，而且南宋中央政府从民间获取收入的能力更强，可当时王安石已被彻底否定。
沿着目前这种思路看王安石变法，往往会觉得有些失望，得出“王安石这样杰出的改革家也没意识到制度的重要性”之类的结论。
或者，不能沿着制度改造、制度创新的方式来解读中国史，毕竟古代中国面临的问题更多元、更复杂，它在制度上往往会呈现出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但因中层羸弱，执行力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这才是历代王朝面临的真问题，至于发展、变革之类，既然外部没有真正的挑战者，大概不会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思考也没什么意义，王安石变法的价值也绝不在制度创新上。
总之，更愿相信古人的看法，王安石变法应对北宋灭亡负很大责任。
二、我认为历史可能90%以上是假的，至少，历史很大程度上是根据需要编写的。
三、一个昏君的灭亡，根本原因和主要原因，在于他自身，而不能归因于女祸、奸臣（女祸、奸臣的产生，是因为昏君的出现，而不是相反。这里的因与果的关系不能搞反）。但是，一个王朝的灭亡，又不是仅仅因为一个昏君出现，就导致了灭亡。
一个王朝的立国者，多为雄才大略。新王朝建立之后，必然要借鉴前朝灭亡的教训，制定一系列安邦定国的大计。象如何安民，如何立君，如何选择大臣等，都有一系列成法与规定。
也就是说，即使有昏君出现，也让他做不成昏君；即使有奸臣出现，也让他做不成奸臣。
慢慢地，王安石变法派的重要人物蔡京得到了宋徽宗的重用，司马光派遭到大清洗。于是变法大行其道。
只可惜，历史证明，宋徽宗是个大大的昏君，蔡京之流是大大的奸臣。
大昏君遇到大奸臣，又坚决进行变法，真是国家不灭亡都不可能。
后来，徽宋的儿子赵构做了南宋的皇帝，大臣如秦桧也不能说他不奸，国家之弱不能比北宋，金国并了辽、北宋后不能不说更强大，但终金国之世，不能灭了南宋。为什么？
南宋不再搞王安石变法，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王安石变法会与北宋灭亡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王安石变法被称为“三不足”变法，他们明确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变法到底如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这里不做评论。
但有一点应明确，即使在当世，也有司马光等大家坚决反对。后世对它的完全肯定，是不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需要讨论。
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一法宝传到了宋徽宗、蔡京之流手里时，我们可以想见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宋徽宗与蔡京之流用他们的穷奢极欲，向后人们宣示了什么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历代开国之君，他们往往出身民间，尝遍、闻遍人间疾苦。他们能成为一代雄主，说明他们都有雄才大略。
他们建立国家后，借鉴前朝亡国经验，他们不可能不想到，他们锦衣玉食的后代，很可能一代不如一代，甚至就是昏君辈出。
如何保持富贵延续，他们必定要制定一些祖宗之法，做不到“祖宗之法”的皇帝，是不称职的皇帝，是要被替换的。

2. 正史为什么说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

高太皇太后死后，哲宗亲政，又开始反对旧法，恢复新法，召回了章惇、曾布等人，也就是绍圣时期。也是在这段时期，北宋的党争开始迅速发展，新党和旧党势同水火，冰炭不容。

到徽宗登基后，旧党曾经有过短暂的恢复，但为时不久，就又回到“绍述”神宗之政的路线上去了，不但以前早已被认定的旧党被悉数贬逐远方，甚至连曾布这种曾经参与过变法，只是和章惇有不同意见的人，都被打入“元祐党人”，立了元祐党人碑，以示要将旧党永远禁锢不用。
也是在这段时期，重修了神宗实录，对旧党全盘否定，对王安石和新法又全盘否定，以新党为君子，以旧党为小人，这就颠覆了之前的神宗实录。

北宋灭亡之后，高宗南渡，在江南守着半壁河山，重建了宋朝，是为南宋。高宗前期，所用的重要的大臣，几乎全部出自旧党一脉，所以高宗说，“最爱元祐”。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高宗下令重修神宗实录，又把徽宗时期的神宗实录颠覆了一次。
、
按照高宗的这个指示修订过的神宗实录，自然又回到了元祐时期的神宗实录的指导思想，也就是全盘否定新法，全盘否定王安石，以新党为小人，以旧党为君子。这个版本的神宗实录后来就作为官方史料保存下来，后来元朝修宋史，就是以此为基础。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宋史中，对王安石基本上是贬斥的。

3. 正史为什么说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

你说的史书应该是指《宋史》这样的传统正史。《宋史·王安石传》的定评是引用的朱熹的评论：
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在这样的史书中，都是用传统政治的观点来评价政治人物的，而且会受到史料和修史时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氛围的影响。
《宋史》关于王安石的评价，主要来自宋朝留下的官方记录。但宋朝本身是一个非常注重自身历史和评价的朝代，从真宗时期开始修太祖实录、太宗实录，每个皇帝登基后都会给前面的皇帝修实录。
那么，关于王安石的历史评价主要是牵扯到对神宗朝的评价，关于他的材料也主要保存在神宗实录中。但是神宗实录是宋朝经历过三次重修的。
首先是神宗死后，哲宗年幼，由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主持朝政。她反对新法，所以她在神宗死后，马上将之前反对新法的主要干将如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等人召回朝廷，担任宰相，开始推翻新法，恢复旧法。
这段时期，史书上称之为元?时期，“众正盈朝”（不是东林党），原来王安石提拔起来参与变法的骨干如吕惠卿、章??⒃?嫉热耍?急槐嶂鹪斗健Ｒ簿褪窃谡舛问逼冢?谕耆?穸ㄍ醢彩?浞ǖ淖芑?飨拢?瓿闪松褡谑德嫉牡谝话妗?/p>高太皇太后死后，哲宗亲政，又开始反对旧法，恢复新法，召回了章??⒃?嫉热耍?簿褪巧苁ナ逼凇Ｒ彩窃谡舛问逼冢?彼蔚牡痴??佳杆俜⒄梗?碌澈途傻呈仆??穑??坎蝗荨?/p>到徽宗登基后，旧党曾经有过短暂的恢复，但为时不久，就又回到“绍述”神宗之政的路线上去了，不但以前早已被认定的旧党被悉数贬逐远方，甚至连曾布这种曾经参与过变法，只是和章??胁煌?饧?娜耍?急淮蛉搿霸?v党人”，立了元?党人碑，以示要将旧党永远禁锢不用。
也是在这段时期，重修了神宗实录，对旧党全盘否定，对王安石和新法又全盘否定，以新党为君子，以旧党为小人，这就颠覆了之前的神宗实录。
北宋灭亡之后，高宗南渡，在江南守着半壁河山，重建了宋朝，是为南宋。高宗前期，所用的重要的大臣，几乎全部出自旧党一脉，所以高宗说，“最爱元?”。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高宗下令重修神宗实录，又把徽宗时期的神宗实录颠覆了一次。
按照高宗的这个指示修订过的神宗实录，自然又回到了元?时期的神宗实录的指导思想，也就是全盘否定新法，全盘否定王安石，以新党为小人，以旧党为君子。这个版本的神宗实录后来就作为官方史料保存下来，后来元朝修宋史，就是以此为基础。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宋史中，对王安石基本上是贬斥的。
当然，这只是宋朝的官方评价，如果有问题，后人是可以指出来的。但从元朝到清朝灭亡，对王安石的评价却基本上都延续了之前的评价，也就是王安石祸宋这个定评一直维持下来了，并没有给他全面翻案。
为什么呢？
在古代的传统政治中，皇帝对大臣最为忌讳的事情是什么？大臣结党营私，搞党争。
党争意味着什么呢？党争就意味着，这个朋友圈是围绕着某个大臣的政治主张团结起来的，他们首先会忠于自己一党的政治领袖和政治主张，而不是忠于皇帝。
这对皇帝来说，自然是不能原谅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无二日，人无二主。在整个国家机器里，怎么能有皇帝之外的忠诚对象呢？
而且，围绕着这个政治领袖在朝廷上的进退得失，和政治主张的能否得到皇帝的认可和实施，就很容易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搞党争。搞党争就意味着，以自己的党派主张为衡量标准，而不是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皇帝为标准。作为臣子来说，这其实就是不忠。
历史上的党争确实也都结果很糟糕。汉朝的党锢之祸形成了士族和寒族之分，唐朝中后期的牛李党争导致朝廷政策的摇摆不定，北宋的新旧党争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还没结束，甚至到南宋初期的政治依然在这个结构里，明朝的东林党和阉党之争也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甚至到南明政权。
那么，最容易引起党争的是什么？
在宋朝和明朝，就是变法。宋朝是从王安石变法开始，所有的朝廷大臣都要在新党和旧党之间选边站对，几乎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明朝也是在张居正变法时期，开始出现言官和内阁之间的对抗，后来发展为三党与东林之争，再后来又演变为东林与阉党之争。
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变法虽然提高了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使国家的能力有所提升，但同时，变法也带来了党同伐异，因人而废言，因人而废政，导致国家的政策不断在两个不同的取向之间来回摇摆。所以，正史上对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持比较尖锐的批评态度，乃至全盘否定。

4. 为什么正史都认定王安石要为北宋灭亡背锅

他的变法有点太过激进脱离实际，实际执行效果差，并且由此引发了激烈的党争，北宋的灭亡，和党争也有点关系。
而最主要的是，他的变法遭到各方强烈反对而失败，反对者在他之后掌权，以修史的方法对他进行批评。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所以正史里认为北宋灭亡是王安石的锅，但是这确实是一口黑锅。实际上，这是王安石为北宋皇室，尤其是宋徽宗父子这两个昏君背的。

5. 为什么史书中说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

历朝历代但凡遇到什么重大变故总是要找一个人出来承担罪责，美名背黑锅的,就像唐朝的杨贵妃那样,将安史之乱红颜祸水的骂名按在她的头上。
王安石变法对于北宋政治、经济、文化都长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变法的效果也饱受争议,因此也最容易成为众矢之的,面对出现的弊端，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将所有帽子都扣在王安石头上。面对愈发混乱的形式，宋高宗选中王安石来背北宋灭亡这个黑锅也就不足为奇了.　
司马光
先来看看王安石变法前，宋朝当时的局面是，“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国库已经一分钱没有了，处于一个积贫积弱的状态。
王安石变法后：宋廷财赋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彻底改变了北宋“积贫”的局面；通过“强兵之法”的推行，积弱局面得以缓解，甚至一举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对西夏吐蕃等都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北宋国力大为增强。

　首先,变法过于激进,尽管变法初衷是好的,但落实到地方上面，却出了很大的岔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青苗法等新法推行到地方，能够政府收入，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可是实际作用中强制农民借贷；免疫法让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但造成了贫苦之人的负担；农田水利法促进增收，但是一旦成为官员考核标准，就对民众造成了强迫??
另一方面部分地方官员为了明哲保身，干脆应付了事，许多很有进步意义的新法最终沦为一纸空文,变法一定意义上说是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其次,由于王安石变法没能够统一人心,造成了宋朝长期的党争,长期的内耗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党争发展到最后,就变成了为为了反对而反对,毫无理智可言,新旧党之间水火不容,变与不变因新旧党的轮替几经反复,而且在变法后期变法集团内部混入了许多企图借着变法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成为了导致北宋灭亡的害群之马.
因此王安石变法没有一个好的环境,而且在客观上造成了北宋政治局面的混乱,从这点上看,王安石变法对于北宋的灭亡也有着间接的联系.　
　总之,北宋灭亡有多种复杂因素,有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有来自外部力量的威胁,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宋高宗会这样看待王安石并不是空穴来风,历史上身先士卒的人一般都要经受别人苛责的眼光,如果事成则万世敬仰,如果失败就容易被人当做始作俑者。
但将所有罪责都归咎于王安石身上显然是不公平的.北宋如果不变法灭亡只是迟早的事,可是好不容易等到了励精图治的皇帝和有智慧和能力的大臣时,变法有遭受波折,最终归于失败,这不仅是王安石个人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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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安石为什么被称为北宋灭亡的元凶，他到底做了什么？

中国古代的变法者，大多没什么好下场。北宋王安石，便是其中之一。在文学上，他的才华毋庸置疑：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雅丽精绝、意境高妙。但是，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后世对他却褒贬不一。赞赏他的人，视他为贤明宰相，“一代圣人”；反对他的人，则称他是“元凶极恶”，视他为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常言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是，关于王安石的毁誉是非，似乎凝固在了历史的迷雾中。

 
因一句话没当上状元
王安石是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今江西）人。父亲王益，进士出身，只在江南做过几任知县、知州，但所到之处，勤政爱民，深受百姓爱戴。王安石从小生活在父亲身边，受其影响很大。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年纪小，不清楚父亲的为政事迹，但记得他的教诲，父亲希望“大润泽于天下”，就是要为全天下人谋福祉，如果有一个老百姓生活不幸福，为官者都应该觉得羞愧。
1035年，广南出现战乱，西北党项人赵元昊也背叛大宋，消息传来，朝野震动。王安石写下了他现存最早的诗作《闲居遣兴》。他在诗中写道：“谁将天下安危事，一把诗书仔细论？”诗中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充满了对时局的关切。而这时的王安石，年仅15岁。
转过年来，王益调任江宁（今南京）通判，16岁的王安石也随父到江宁。在那里，他猛然感到光阴易逝，“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少壮时如果不选定前进的方向，那么到老必将无所成就。于是，他辞谢一切世俗应酬，埋头读书，以古代圣贤自期。
有道是“十年寒窗”，王安石只用了5年，就顺利考中进士。不过，此中也有一段插曲。考官将前十名考生的试卷呈送当时的皇帝仁宗，排名顺序本来是：王安石第一，王珪第二，韩绛第三。但是，王安石考卷中有“孺子其朋”一语，惹恼了仁宗皇帝。“孺子其朋”，出自《尚书·洛诰》，原文是：“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翻译为现代汉语就是：“你这年轻的小孩啊，今后和群臣要像朋友一样融洽相处。”这本是周公辅佐周成王时的劝诫口吻，宋仁宗当时年过30，皇帝都当了快20年，却被王安石一个毛头小子比作小孩，自然满心不高兴，他说：“这个考生犯了忌讳，不可以当第一。”结果，原本可以成为状元的王安石被降为第四。

 
宁愿做地方官
王安石中了进士之后，有长达16年的时间，辗转江南各地担任地方官职。他不是没有机会留京任职，做舒舒服服的清闲京官。按照当时不成文的规定，凡在进士考试时取得了较高名次的人，在外省任职期满后，就可以进呈著述，申请京中“馆职”，即史馆、集贤院、秘书省等馆阁内的职位。入职馆阁，也是跻身高级官员的一条捷径。所以，一般符合条件的士大夫，几乎都循例而为。但是，王安石从未提出过类似申请。
任舒州（位于今安徽境内）通判时，王安石曾两次接到让他入京的诏命，他都以“家贫口众，难住京师”为由，要求继续在地方留任。舒州任满之后，朝廷再次召他赴京，他实在没有理由了，只好先后担任集贤校理（职责是在集贤院中收藏校勘典籍）、群牧判官（职责是指导检查全国各地的养马场、养马监）。
在京中任职的两年，王安石并不安心，请求外任达10多次。其中原因，当然不是因为“家贫口众”，而是希望像他父亲那样，做一些“大润泽”于百姓苍生的实事、好事。王安石认为做地方官才真正有机会践行造福百姓的理想。他在诗中写道：“想看发秃无归计，一梦东南即自羞。”在京中无所事事的他，做梦都挂念着自己曾经留下足迹的江南，为没法回去而羞愧。两年后，他终于请得外任，相继担任常州知州、提点江南东路刑狱等职。
1058年10月，王安石在地方接到调任三司度支判官（相当于今财政部官员）的诏令。他既不愿回京，又认为这一职务非自己所长，便上书当时的宰相富弼，希望朝廷能够让他继续在地方上做点实事。然而，北宋对各级官员的任用大都是循例照章办事，王安石等待多日，毫无结果，只得前往京城赴任。
正是在三司度支判官任上，王安石向仁宗皇帝递呈了他著名的万言《言事书》。主要谈及吏治问题，即人才培养、选拔、考核的问题，他希望通过人才培养，改造整个官僚体制。王安石读书、治学、做官，一直都抱着经世致用的目的。他做过10多年的地方官，对民众生活、行政机构的各种弊端都有所了解，对于如何整治这些弊端，也有自己的看法。这篇《言事书》便是多年来的深刻总结。但这样一份恳切的万言书，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

 
“新法”成了罪魁祸首
1063年，王安石以母病为由辞官回江宁守丧。仁宗死后，优柔寡断的英宗即位，屡召王安石赴京，他均以服母丧和身体有病为由拒绝。英宗很快驾崩，新即位的神宗抱负远大，试图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素来主张经世致用的王安石受到重用，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神宗曾问策于朝中元老富弼，富弼却回答说：“陛下即位之初，当行德惠，希望20年不提‘用兵’二字。”这与王安石的议论形成鲜明对比，使得神宗对王安石更为信任。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逐渐开始实施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史称“熙宁新法”。
跟历史上所有的变法一样，“新法”遭遇了强大阻力，司马光在王安石主持变法之后不久便辞职表示抗议，苏轼也上书反对“新法”，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到了1070年，京城官员开始盛传，说王安石曾在神宗皇帝面前提出3句口号：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成了得罪全天下的人物。
面对人言汹汹，神宗皇帝最终还是犹豫、退缩了。1074年，王安石罢相；次年复相；第三年，再次罢相——王安石也在这年彻底离开官场，隐居南京钟山。
哲宗登基后，司马光当宰相，立即废止“新法”。据说，王安石听到朝廷废除差役法的政令后，愕然不已：“连这一条也废除了吗！这是我与先帝反复讨论两年才决定实施的呀。”
1086年，王安石在钟山郁郁而终，享年65岁。

 
菩萨也劝不动
王安石死后，《宋史》对他的评价是：“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谁忠谁奸暂且不论，就王安石的性格而言，执拗似乎是时人公论。
司马光曾为王安石好友。变法开始，他3次给王安石写信，劝告他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眼见无法改变局面，就要与王安石绝交。王安石毫不动摇，任其离开权力中心，去洛阳修史。北宋文坛巨匠欧阳修与王安石同为江西老乡，又曾举荐他为相辅接班人，有师长之谊，但最后与司马光一样，也成了变法的反对者。
王安石的执拗名声，因明末文人冯梦龙撰写的小说《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而家喻户晓。小说说他“性子执拗，主意一定，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大权到手，任性胡为，做错了事，惹得万口唾骂”，“后人论宋朝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

 
其实，王安石的“新法”，是有宋一代最为雄心勃勃的政府改革尝试。宋朝的税收、贸易、邻里制度、兵役制度、差役制度、科举考试体系，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新法”的影响。但“新法”的另一后果，似乎应验了王安石当年考卷中的“孺子其朋”一语，朝廷为守旧还是革新陷入了无休止的朋党之争，改革派与反改革派之间势同水火。朝政混乱加剧了北宋灭亡，王安石及其“新法”便成了罪魁祸首。
关于王安石的变法，南宋大儒朱熹说过一些很有趣的话。他说，变法是时势使然，然而就如医者治病，本来的心愿是要救人，但其药方足以杀人。王安石实在是用错了药方啊。

7. 都说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的凶手，这有哪些历史依据？

宋朝经过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等皇朝之后。到宋神宗时期，已经历了百余年发展，虽然曾经一度繁荣，但由于管理不善，导致内部机构臃肿，人满为患，外部辽国、夏国不断侵扰，军费开支陡增，加上花钱买和平，每年要向辽、夏支付高额赔款，导致财政空虚，人民生活困苦，许多走投无路的百姓甚至揭竿而起。



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之下，熙宁二年（1069），年轻的宋神宗为了摆脱困局，起用王安石，推行了变法，史称“熙宁变法”。王安石远见卓识，颁布推行了一系列破除弊端、发展生产、增加税收、提升军备的政策，也是对症下药，颇见成效。单单是国家收入，据有关统计，通过王安石变法积累起来的国库收入，可用于朝廷20年的开支。然而，为什么史书中很多地方记载说，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呢？
一、王安石的观点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太过激进。宋朝以儒家思想为治理国家的思想法宝，儒家讲究谦让、中庸，如果太激进，就会被扣上离经叛道的罪名，而王安石却在变法前后，提出过惊世骇俗的“三不足”狂言。熙宁三年（1070）春，作为翰林学士的司马光，给谋求馆职的一班朝臣初拟了一道“策问”题，内容就是王安石的“三不足”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司马光希望参考者辩驳一下这一离经叛道的“怪论”。可见，当时许多人对王安石的议论十分反感，因为这些言论是为推行变法进行思想铺垫的，所以在后来推行变法中，反对这些言论的官员，反对他变法主张的态度异常坚决。



二、王安石变法触犯了贵族士大夫的利益。王安石变法中，有一条变法政策就是打击地主们的土地兼并。但是，贵族和士大夫中大地主多如牛毛，打击土地兼并就是抽空他们的钱袋子，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王安石虽然在官场摸爬滚打数十载，但他深谙王道而不通权变，深知国弊而不懂“官箴”。变法乃是一种利益的重新调整，必然伤筋动骨，他急于事功而又不能因势利导，结果犯了众怒。贵族士大夫不乏对祖宗的孝顺和对国家的忠诚，但侵犯了谁都会刺猬般反戈一击，因此，这些锦衣玉食的士大夫结成牢固的利益集团，哭爹喊娘向宋神宗告御状，欲置王安石于死地。
苏洵以王安石面垢不擦，衣垢不浣，一年四季不洗澡，而作《辨奸论》一文，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苏洵因此在朝野暴得大名。谏官陈瓘甚至说：“寻常学者须知得王安石一分不是，即是一分好人，知得王安石十分不是，便是十分好人。”这些人和这些骂声，不过是反对和攻击王安石变法的冰山一角而已。所以，史书中说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罪魁祸首的记载，真是随处可见，多得很。



当然，也有说话公允的评价，比如，黄庭坚。黄庭坚也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对王安石却是欣赏和敬佩的，他在《跋王荆公禅简》中说：“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8. 正史为什么说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

高太皇太后死后，哲宗亲政，又开始反对旧法，恢复新法，召回了章惇、曾布等人，也就是绍圣时期。也是在这段时期，北宋的党争开始迅速发展，新党和旧党势同水火，冰炭不容。

到徽宗登基后，旧党曾经有过短暂的恢复，但为时不久，就又回到“绍述”神宗之政的路线上去了，不但以前早已被认定的旧党被悉数贬逐远方，甚至连曾布这种曾经参与过变法，只是和章惇有不同意见的人，都被打入“元祐党人”，立了元祐党人碑，以示要将旧党永远禁锢不用。
也是在这段时期，重修了神宗实录，对旧党全盘否定，对王安石和新法又全盘否定，以新党为君子，以旧党为小人，这就颠覆了之前的神宗实录。

北宋灭亡之后，高宗南渡，在江南守着半壁河山，重建了宋朝，是为南宋。高宗前期，所用的重要的大臣，几乎全部出自旧党一脉，所以高宗说，“最爱元祐”。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高宗下令重修神宗实录，又把徽宗时期的神宗实录颠覆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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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高宗的这个指示修订过的神宗实录，自然又回到了元祐时期的神宗实录的指导思想，也就是全盘否定新法，全盘否定王安石，以新党为小人，以旧党为君子。这个版本的神宗实录后来就作为官方史料保存下来，后来元朝修宋史，就是以此为基础。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宋史中，对王安石基本上是贬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