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治学方法是什么?

2024-05-04 23:00

1. 胡适的治学方法是什么?

胡适先生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近几十年来在海内外均 
在较大影响的治学方法。自五十年代以来,这一方法既屡遭批判,也 
多有善意的评述和补充。 
 
  五十年代初,胡适先生自美返台,在台湾大学讲演治学方法,论 
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当时的台大校长钱思亮先生即在私下对 
胡适先生说:“学理、工、农、医的人应该注重在上一句话‘大胆的 
假设’,因为他们都已比较的养成了一种小心求证的态度和习惯了; 
至于学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应该特别注重下一句话‘小心的求 
证’,因为他们没有养成求证的习惯。”胡适先生说,“这个意思, 
我大体赞成。”

胡适的治学方法是什么?

2. 胡适治学与为人能学到什么?

胡适甫从美国回来,就不断地推行他所信奉的“实验主义”。时人把“实验主义”叫作“实用主义”,因此多招误解,其实胡适自己说得非常明白:实验主义乃是一种“特殊哲学”,它包括了历史的方法与实验的方法,亦即任何一种制度或学说,必先就历史阐述其“必然性”,然后再以实验方法证实其“可行性”。明白这一层,才可以明白胡适问学从政的态度。所以除了学问之外,胡适还做官从政,做大学校长,担任驻美大使、驻联合国代表、国大代表、中央研究院院长,甚至差点还去参选总统,蒋介石也表示愿意做他的行政院长……这是近代学人中任何—个人者环曾有过的经历。
余英时特别指出,胡适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枢纽性人物,有两个关键因素:他有长期的精神和思想上的准备,并基于此有异常丰富的尝试。他作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小说考证以及科学方法,都是为了给中国学术开出新的机运。
在胡适的眼中,近2500年来的中国文学,最缺乏以及最不发达的就是“传记文学”。究其原因,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中,他这样说:“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
胡适不断地劝他的朋友们写自传,自己也身体力行,因为他相信,传记可以帮助人格的教育。所以在1953年1月12日的讲演中,他讲了自己读西方传记的感受:“近代新医学的创始人巴斯德(Pastur)的传记,是由他的女婿写的,也是一部最动人的传记。巴斯德是15世纪中法国的化学家……他一生最大的贡献也就在微菌的发现……这一科学家的传记,使我这个外行人一直看到夜里三四点钟,使我掉下来的眼泪润湿了书页。我感觉到传记可以帮助人格的教育。我国并不是没有圣人贤人;只是传记文学不发达,所以未能有所发扬。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胡适还另外有一个思路,就是他主张通过传记来宣扬崇拜英雄的风气。胡适特意提到,近代中国历史上有几个重要人物,很可以做新体传记的资料。远一点的如洪秀全、胡林翼、曾国藩、郭嵩焘、李鸿章、俞樾;近一点的如孙文、袁世凯、严复、张之洞、张謇、盛宣怀、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关系一国的生命,都被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见识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胡适一定知道自己是一个可以传世的人,所以他非常注意保存史料,而他的日记也因此被人们认为是写给别人看的,就像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但在我看来,写日记是一个好的习惯,他那么多的著述,我只买了《胡适文存》,却买了全套的胡适日记,我觉得这比他的一些学术成就还要重要,因为他的日记很细致地记录了平时的思考,其中含有很多细节。他平时搜集的很多数据也会时时记入日记,并且加上自己的分析。在他的日记中。不大容易看到情感的起伏,而无不是他的志业所在。例如中国新文化运动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需要哪些知识和行动,需要如何培养、训练,各种细节,需要的经费……在抗日期间,他甚至记下了日军军备的很多方面,例如日本军舰上火炮的口径……
从新文学的角度说,胡适有许多的倡导,比如在人名或地名的边上加一道黑杠。有一回他给章太炎写信,在章太炎名字的边上加了杠子,太炎很是生气,认为胡适怎么可以在自己的名字边上加杠子,可当他看到胡适的名字边上也有杠子时,心中才有些平和,说:原来他的名字也加了杠子。关于这一点,张爱玲还有回忆:“讲到加杠子,二三十年代的标点,起初都是人地名左侧加一行直线,很醒目,不知道后来为什么废除了,我一直惋惜。又不像别国文字可以大写。这封信上仍旧是月香。书名是左侧加一行曲线,后来通用引语号。适之先生用了引语号,后来又忘了,仍用一行曲线。在我看来都是‘五四’那时代的痕迹,不胜低回。”
胡适无疑是20世纪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学生唐德刚给他做过一个统计,说他差点就是体育中的“十项全能”,只差一项而已。这九个项目是:1.哲学思想,2.政治思想,3.历史观点,4.文学思想,5.哲学史观点,6.文学史观点,7.考据学,8.红学的艺术性,9.红学的人民性。
不管对胡适的评价高低如何,都不能不说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凡是见过他的人,都会有一些敬佩不由得不生出来。张爱玲在一次与胡适的相别时,这样写道:“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镑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
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这段形容,真好!张爱玲还说,当她去看胡适的时候,她的一个叫炎樱的朋友认为胡适并没有林语堂有名。于是张爱玲感慨:“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是对内的,对外只限于输入。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荣与弗洛伊德齐名。不免联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来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这话倒是有远见的。
我读近代学人,都有不同的感受,读胡适的时候,心里却清明平易,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文风,而且可以从字面纸背看出他的为人。人们通常将他叫作“胡大哥”,仅此称呼就见他的平易近人,比如他对徐志摩等人的照顾,完全是大哥风度。有一次,《国文天地》的记者去访问胡适,张口就说:“大哥大”胡!您好!胡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礼貌,我又不是黑道老大“罗勿助”,怎么叫我大哥大?记者说:您不是胡博士吗?胡说:是啊!我一生得过36个博士学位。记者说:胡博士的英文DoctorHu,其音译岂不正是“大哥大胡”吗?胡说:正是!记者说:那么我称您“大哥大胡”,岂不名正而言顺。胡适才恍然道:是的,是的;失礼,失礼。原是彼此对“大哥大”这一语义的理解不同,方生如此误会。
胡适的一生,到临死前都温文尔雅、春风化雨,并不因人身份高低而态度不同。20世纪50年代,经常替他拉洋车的车夫都说,没有见过如此态度平易近人的学者。
但也有例外,鲁迅从认识胡适起,就对胡适怀有戒心。他认为在办《新青年》杂志时,陈独秀像个开着的房间,说内有武器,刀叉剑戟看得分明,胡适则像个关着门的房间,门上写着内无武器,总让人生疑——所有认识胡的人,几乎都会夸胡适,为什么鲁迅要这么说,却是奇怪。
反过头来,胡适对鲁迅却是赞誉有加。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对鲁迅早期的杂文表示过极大的赞赏之情。比如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一》写过“学学大海”、“摆脱冷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寓意深刻的话,胡适说,看了这段文字,感动得“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另外,胡适看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后,也不禁报以热情的夸奖,认为:“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构甚精,断制也甚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鲁迅所以那样看胡适,原因大概是因为胡适与周家兄弟在办《新青年》时有过意见分歧,但只能算是不同意见,并非至于结仇。1926年5月,鲁迅、周作人和陈源(西滢)在《晨报》发生激烈笔战,徐志摩主编该报副刊版,劝了几次无效后,停登双方文章。胡适作为各方的好友,出于好意给周家兄弟写了封劝说信,言词恳切地劝双方停止打此无意义笔仗,此信一出,周氏兄弟从此与胡适绝交,鲁迅再也不和胡适来往了。倒是温和一些的周作人在1929年主动与胡适和好。胡适在回周作人的信里写道:“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远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
鲁迅是不能与胡适和好的了,从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就不时在文章中挖苦胡适。1931年,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写道:“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胡适见溥仪,是在1922年5月。溥仪宫里刚安电话,他就打到胡适家召见胡适。胡适在1922年7月所写《宣统与胡适》一文中这样写道:“阳历5月17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
当时约定了5月30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30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试作新诗。”
但是溥仪与胡适的相见,却惹起了纷纷的议论,有人说“胡适要做帝师”,胡适不得不解释说:“这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中,想寻找一个比较也可称得是一个少年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盘里的帝王思想,还没有洗刷干净,所以这样本来很有人情味口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异的新闻了。”几年后,这件事情又被鲁迅翻起。其实更有甚者,是鲁迅在以一条不实的新闻报道,说胡适为日本侵略者献策。鲁迅在《伪自由书》中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
但胡适对鲁迅却不以牙还牙。1936年鲁迅去世后,苏雪林写长信给蔡元培、胡适骂鲁迅,胡适在回信中却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这不是因为胡适不知道鲁迅骂过他,他只是不做回应罢了。鲁迅死前说:“—个也不宽恕。”如果有来世,他会宽恕胡适吗?
倒是周作人对胡适有许多的感念。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身处困境的周作人写了一篇回忆名为《回忆胡适之》的文章,在文章中,周作人对胡适一句好话没讲,只是细数胡适帮助他出了几本书,几篇文,得了多少钱,分毛清楚。其中他特别提到第三回出版《希腊拟曲》一事:“这是我在那时的唯一希腊译品,一总只有四万字,把稿子卖给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编译委员会,得到了十元一千字的报酬,实在是我所得的最高的价了。我在序文的未了说道:‘这几篇译文虽只是戋戋小册,实在也是我的很严重的工作。我平常也曾翻译些文章,但是没有像这回费力费时光,在这中间我时时发生恐慌,深有黄胖揉年糕,出力不讨好之惧,如没有适之先生的激励,十之七八是中途搁了笔了,现今总算译完了,这是很可喜的,在我个人使这三十年来的岔路不完全白走、固然自己觉得喜欢,而原作更是值得介绍,虽然只是太少。
谛阿克列多斯有一句话道,一点点的礼物捎着大大的人情。乡曲俗语云,千里送鹅毛,物轻人意重。姑且引来作为解嘲。’关于这册译稿还有这么一个插话,交稿之前我预先同适之说明,这中间有些违碍词句,要求保留……适之笑着答应了,所以它就这样的印刷着。”到了文末,周作人特别说起:“《希腊拟曲》的稿费四百元,于我却有了极大的好处,即是这用了买得一块坟地,在西郊的板井村。只有二亩的地面,因为原来有三间瓦屋在后面,所以花了三百六十元买来,但是后来因为没有人住,所以倒塌了,新种的柏树过了三十多年,已经成林了。别葬着我们的次女若子,侄儿丰二,最后还有先母鲁老太太,也安息在那里,那地方至今还好好的存在,便是我的力气总算不是白花了,这是我所觉得深可庆幸的事情。”走笔到此,我不禁搁笔远思凝想了小半天。
胡适一生温和,信奉自由主义,强调宽容,这样的态度,在朋友间可以传为美谈,也可以让我辈后人追想不已,但他对中国的政治显然认识不清。只要我们看一段话就清楚了。他说:1919年北大辞退陈独秀,是他最痛心的事,因为陈的离开,造成了中国思想的左倾;而《新青年》的分化,则使北大自由主义变弱。他甚至天真地认为,如果陈独秀仍在北大,受胡适和陶孟和影响,就不至于十分左倾。这种话不管对错,让我们看到的却是胡适的心灵。还有,1948年底,南京派飞机到北平接走了胡适,同行的有陈寅恪。胡适到南京后又说动政府派出一架飞机去北平接他学界的那些朋友,飞机返回,机舱门打开,只有几个人走下来,胡适不由得痛哭失声——从1919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48年,30年的时间不算长,但已是新旧世界之异了。

3. 胡适的治学方法有哪些优点?

胡适先生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近几十年来在海内外均 
在较大影响的治学方法。自五十年代以来,这一方法既屡遭批判,也 
多有善意的评述和补充。 
 
  五十年代初,胡适先生自美返台,在台湾大学讲演治学方法,论 
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当时的台大校长钱思亮先生即在私下对 
胡适先生说:“学理、工、农、医的人应该注重在上一句话‘大胆的 
假设’,因为他们都已比较的养成了一种小心求证的态度和习惯了; 
至于学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应该特别注重下一句话‘小心的求 
证’,因为他们没有养成求证的习惯。”胡适先生说,“这个意思, 
我大体赞成。”

胡适的治学方法有哪些优点?

4. 胡适的学习法是什么

 胡适是中国著名学者、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早年留学美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在哲学、文学、史学等方面均有建树。主要作品有《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胡适文存》、《尝试集》、《水浒考证》、《红楼梦考证》等。其中《尝试集》于1989年被选人“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
  胡适在《读书》一文中,关于读书的方法问题提出了“两个要素”。他说:“我今天是想根据个人经验,同诸位谈谈读书的方法。我第一句话是很平常的,就是说,读书有两个要素,第一要精,第二要博。”下面详尽阐述了“两个要素”的重点和内容。
  一、精
  胡适认为,读书要想精,就要做到四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
  1.眼到。要把每个字看清,认清,不可随便放过。眼到对于读书来说很重要,眼到还能养成好习惯,养成不苟且的人格。
  2.口到。要句句念到,好的作品还要背诵。他说:“念书的功用是能使我们格外明了每一句的构造,句中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往往念一遍不通,还要念两遍、三遍以上,方才能明白。”
  3.手到。读书时必须动手,才会有所得。要动手标点分段,做读书札记。札记分四类:抄录备忘;做提要;做书要;做心得。参考各书,融会贯通。胡适说:“读书时自己必须做一番手脚,或做提要,或做说明,或做讨论,自己重新组织过,申叙过,用自己的语言叙述,那种知识思想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
  二、博
  胡适说:“什么书都要读,就是博。古人说:‘开卷有益’,我也主张这个思想。”他主张的“博”有两层意思。
  1.为了预备参考资料而博。
  2.为了做一个有用的人而博。
  预备参考资料,是指通过广泛学习而获得知识,这些知识可以作为理解其他知识的参考材料。胡适说:“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
  为了做有用的人而博,胡适把“专工一技一艺的人”比作“一根旗杆”,只是一根孤拐,孤单可怜。他把“有些广泛博览,而一无所专的人”,比作“一张很大的薄纸,禁不住风吹雨打”。他认为:在社会上,这两种人都是没有什么大影响的。在做人上,也很少乐趣。他说:“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是指他的专门学问,博大是指他的广搜博览。博大到几乎无所不知,精深到几乎惟他独尊,无人能及。这样的人,对社会是极有用的人才,对自己也能充分享受人生的趣味。”

5. 胡适的治学态度与方法

《先生》一书的第二章节讲述了胡适先生。文章中提到了胡适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勤、谨、和、缓。
  
 关于这一治学态度和方法的来源,胡先生说:“我在台湾大学讲《治学方法》时,讲到一个故事:宋时有一新进士请教老前辈做官的秘诀,老前辈告诉他四个字:勤、谨、和、缓。这四个字大家称为做官的秘诀,我把它看作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秘诀。”
  
 胡先生这样诠释:
  
 “勤”:就是不偷懒,不走捷径,要切切实实,辛辛苦苦的去做。要用眼睛的用眼睛,用手的用手,用脚的用脚,先生叫你找材料,你就到应该到的地方去找。勤即是眼勤、手勤——即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勤求材料,勤求事实,勤求证据。
  
                                          
 “谨”:就是谨慎,不粗心,不苟且。以江浙的俗话来说,不拆烂污。写汉字,一点、一横也不放过;做数字,一个圈、一个小数点都不苟且。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做小事关系天下的大事,做学问关系成败,所以细心谨慎,是必须养成的习惯。谨,即是一丝一毫不苟且,不潦草,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论,都不苟且,即是谨,即是“敬谨”。
  
 “和”:就是不要发脾气,不要武断,要虚心,要和和平平。什么叫做虚心,脑筋不存成见,不以成见来观察事实,不以成见来对待人。就做学问来说,要以心平气和的态度来做化学、数学、历史、地理。无论对事,对人,对物,对问题,对真理完全是虚心的。
                                          
 “缓”:就是不要忙,不轻易下结论。
  
 如果没有缓的习惯,前面三个字就不容易做到。譬如,找证据,这是很难的工作,如果限定几点钟交卷,就不能做到“勤”的工夫;忙于完成,证据不够,不管它了,这样就不能做到“谨”的工夫;匆匆忙忙地去做,当然不能做到“和”的工夫。所以证据不够,应当悬而不断,就是且先挂在那里,悬而未决,并不是叫你搁下就不管,是要严谨,要缓。
  
 今天,之所以摘录胡适先生的治学态度与方法,是因为胡先生的治学方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
  
 这一治学态度和方法,不仅可以用在治学上,而且可以应用到我们的为人处世上。让我们谨记“勤奋做事,谨慎做人,和气待人,理性思考”的做人、做事的要诀,就可以在工作和生活中左右逢源,顺山顺水。

胡适的治学态度与方法

6. 胡适的读书与治学怎样读书的感悟

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书读好,做个读书人,以书为友,开卷有益,这些哲理不会被岁月的屐痕所泯灭,反而随着人们读书实践的深化和读书经验的积累,迸发出更为耀眼的火花。即使到了今天电子读物琳琅满目的时代,“开卷有益”依然如故,做个“读书人”不失为新时代的基本的角色认同。李公朴有感而发:求知识虽然不只有读书,但读书,在求知识的过程中总不失为一个重要的部分。古往今来无论哪一位大思想家或大科学家,没有不读许许多多书的。郑振铎告诫读者:多读书,常读书,总有好处。不必“手不释卷”,但不可“目不窥书”。蒋子龙在论及读书的益处时说:书可以移植生命,保持记忆,激发思想,传播知识,交流信息,表达灵感。郁达夫把书比作“启发人类思想的母胎”,产生了人生存在的意义,供给了知识饥渴的乳料。刘白羽把书海喻为“一个广阔的世界,一个浩瀚的海洋,一个苍莽的宇宙”……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余秋雨语)。书籍,连接古今,贯通中外,是历史的长老,文明的使者;它传播了知识,积淀了文化,激发了思维,沟通了情感,容纳了峥嵘岁月、社会变迁、人间沧桑和无限情愫。读书人还应是个文化人。有了文化人的慧眼择书而读,就会事半功倍。名人名言娓娓道来:书籍浩如烟海,生命十分有限,只有择书,才能充分享用上乘之作。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在二三流的书里耗费时日,最终只能驻足于三四流的水准。择书是门艺术,读书不在于多而在于精,与其读10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10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值得读的书。与其10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不如一部书精读数遍。所谓“旧书不厌有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在一段时间中不适当地读太多的书,如人大病在床,而众医杂进,百药交下,决无见效之理。不若尽力一书,令其反复通读,而复易一书之为愈。作为文化人读书,会寻求读书的阶段性目标。 对于读书人来说,读书方法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伴随着读书实践:借鉴古人的读书方法,学习他人的读书方法,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书方法,总结探索自己的读书方法,创法拓展,不拘一法,相互取法,以法增效。在跨学科、大文化和文化大背景下自觉舒展知识链,可以倡导系列组合读书法和网络滚动读书法。借助于全息摄影术,可以把自己的阅读空间从具体的阅读对象中扩展延伸,进行全息式知识补充、视角调整、方式铺垫,此谓全息读书法。对于特定的研究对象,择书而读,读中有研,研中复读,有序进逼,灵性驱动,此谓追踪研究读书法。有些读书方法,看似简单明了,但坚持运用,持之以恒,却受益无穷。如联系实际读书法,即根据研究课题的滚动,周期性地进行阅读准备和带着理论难点重点阅读,为研而读,以学助研,以研带读,释疑解惑。读书方法受到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导引。从层次结构上说,从技法到方法、论方法、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哲学,依次递进,构成系统。方法是在任何一个领域中的行为方式,是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的总和。科学方法是在正确理论指导下,评价、选择科学成就和发展科学理论的途径、手段、工具和方式。把读书方法置于科学方法的整体结构之中加以梳理、探索,在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乃至哲学的层面上总结读书方法,升华读书方法,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和较高的逻辑起点。在科学方法和科学方法论的理论牵引下,读书方法已上升为方法论的思考。 读书方法、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协同、统一,会形成一些新的综合读书法,会在读书实践中讲究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有机组合。 第一,应用逻辑读书法,就要看能否把握其所讨论的题材的本质,并且要看著者所提出的界说,是否有系统的发挥,所建立的原则是否有事实的根据,所叙述的事实是否有原则作指导。如是就可以判断此书学术价值的高下。同时,我们读一书时,亦要设法把握——书的本质或精义,依据原则,发疑问,提假设,制范畴,用种种理智的活动以求—厂解此书的内容。第二,应用体验读书法,就是首贵放弃主观的成见,不要心粗气浮,欲速助长,要使自己沉潜浸润于书籍中,设身处地,切己体察,优游玩索,虚心涵泳。须用一番心情,费一番神思,以审美、以欣赏艺术的态度,去读书。要感觉得书之可乐可好,智慧之可爱。把读同代人的书,当作就是在全国甚或世界学术之内去交朋友,去寻老师,与作者或国际友人交流思想、沟通学术文化。把读古书当作尚友千古与古人晤对的精神生活,神游冥想于故籍的宝藏里,与圣贤的精神相交接往来,即从这种读书的体验里去理会,去反省,去取精用宏,含英咀华,去体验古人真意,去绍述古人绝学,去发挥自己的心得。这就是用体验的方法去读书,也可以说是由读书的生活中去体验。用这种的读书法,其实也就是——种涵养功夫。由此而深造有得,则其所建立的学说,所发出的议论,自有一种深厚纯朴中正和平之气,而不致限于粗疏浅薄偏激浮嚣。第三,应用全体“选部分读书法”,从部分看全体的玄思方法以读书,可以说是即是由约而博,由博返约之法。譬如,由读某人此书,进而博涉及此人的其他著作,进而博涉及与此人有关之人的著作(如此人的师友及其生平所最服膺的著作)皆可说是应用由部分到全体观的方法。然后再由此人师友等的著作,以参证、以解释此人自己的著作,而得较深一层的了解,即可说是应用由全体观部分的方法。此外如由整个时代的文化以观察个人的著作,由个人的著作以例证整个时代的趋势,由某一学派的立场去观认某一家的地位,由某一家的著作以代表某一学派的宗旨,由全书的要旨以解释一章一节,由一章一节以发明全书的精义,均可以说是应用由全观分,由分观全,多中见一,一中见多的玄思方法以读书。我还要说几句关于读书的价值,读书的神圣权利,和读书的搏斗精神。 鲁迅认为读书,不应无重点地乱读一气,什么书都去涉猎;就是同一本书,也不必每章每节“一视同仁”。有一次,他在指导清华大学文学系学生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读《抱林子》时就指出:该书“内篇”宣扬神仙方药、鬼怪迷信,是错误的,可以不读;“外篇”论述人间得失、臧否世事,有不少正确的言论,这就是要读的重点。 鲁迅这样的指导名之曰“重点进攻”读书法。平均使用力量,会白白地浪费时间和精力,只有采取“重点进攻”的方法,比平均使用力量收效会好得多。 五字诀读书法:一种读书的程序,即通过翻看、阅读、提问、背诵和温习五个步骤来读书。这一过程可简称为“看、读、问、背、习”五字诀。翻看,就是根据学习的要求,首先浏览一下内容梗概,了解这本书是否为自己所需。阅读,就是将所需之书较快地粗读一下,了解书的主要论点,然后,认真仔细地阅读,要求思考和研究,深入理解全书的内容。提问,指阅读后通过思考发现问题并努力解决。背诵,指反复诵背达到熟练,这是巩固读书效果的可靠办法。温习,指经常复习减少遗忘,起到“温故而知新”的作用。 分析性阅读法:所谓分析,指分析书的主题和题材,说明全书各部分的多样性与统一性,以及逻辑上的内在联系,明确作者的写作意图和观点的学习方法。通过分析性阅读,能对书的主题观点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论述。在分析性阅读中所做的笔记是概念性的笔记,既包括作者的概念,也包括读者的概念。通过阅读,这些概念被加深和拓展了。 夏丐尊读书法:“由精一篇向四面八方发展”,这是著名语言学家夏丐尊提倡的一种读书方法。即把精读的文章或书籍作为出发点,然后向四面八方发展开来,由精读一篇文章带读许多书,有效地扩大知识面。例如《桃花源记》一文是晋朝人陶渊明写的,如果想知道这篇文章的地位和晋朝文字的情况,可以去参阅中国文学史。这篇文章体现了一种乌托邦思想,而英国的莫尔写过一本叫《乌托邦》的书;可以对照起来读。另外想了解作者陶渊明的身世及为人,还可去阅读《晋书陶潜传》或陶集。如此这般,可以由读一本书引出一大串来。 朱子读书法:朱子即南宋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朱熹,他是我国古代学习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不仅直接教导学生,还整理编著教材,一生没有放弃过教育活动。他非常注重读书治学的方法,他在《孟子集注》中说:“……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师舍是则无以教,弟子舍是则无以学。”说明做任何事都有一定的方法,教有教法,学有学法。离开了具体的方法,教师则“无以教”,学生则“无以学”。关于读书之要,他提出了“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的原则,对后来极有影响。他的学生把他的读书方法归纳为“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循序渐进,指读书要按照书本的逻辑体系和学习者的智能水平,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熟读精思,指读书要遵循记忆与思维相结合的原则。虚心涵泳,指读书要仔细认真,反复研磨,反复体会。切己体察,指读书要依靠自己的努力,重视书外的功夫。着紧用力,指读书要抖擞精神,下苦功夫,花大力气。居敬持志,指读书要有专静纯一的心境和坚定久远的志向。朱子读书法对于今天的人们仍是足资借鉴的。 快速阅读法:一种高效的阅读方法。大约从20世纪40年代起,快速阅读作为一种阅读方法在西方开始加以研究。实验证明,人们阅读一个字,并不需要对每一笔划、每个字母都看清楚,而是只凭整体形象就能辨认。对于词和句子也是一样,只要其中几个主要的字映于大脑,大脑就能凭经验将它们联成意思,快速阅读要掌握的要领是:(1)要默读,不要音读,力戒倒回去重读;(2)扩大视读广度,把逐字逐句读改为逐行逐段读;(3)从顺次阅读到跳跃阅读,将那些过渡性的话语,引证的材料,推论的过程等无关紧要或早以熟知的内容,整行、整段地跳过去,只寻找主要论点,新鲜的见解,争论的焦点或自己所需要的材料;(4)要多掌握词汇;(5)经常有意识地学习,养成习惯,循序渐进,逐步加快。 预测阅读法:也称超前思考法或悬测读书法。面对自己比较熟悉或正在研究的题目的文章或书籍,可先不忙翻看其内容,而是悉心研究题目,然后闭目静思,设想这个题目由自己来写会分作几章几节,组织怎样的结构体系,对其中的重要观点又将从从哪方面入手,组织哪些材料来论述,并将自己的设想写下来,然后再拿它与原文对照,看哪些地方不谋而合,哪些地方意见相左,哪些地方自己不得其解。对不谋而合处,稍加浏览便可,对意见相左处,要推究谁正谁误,原因何在。对不得其解处,要舍得下功夫,不但掌握人家的观点,还要掌握人家的思路和方法。这就是预测阅读法。这样读书能强化对书中思想内容的印象,了解作者思路,明了自己思考的不足之处和知识的薄弱环节,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 泛读法:一种读书方法,也称粗读法或浏览法,与精读相对应。陶渊明所说的“读书不求甚解”也属于此法。对于有些书,阅读时,不需要或暂时不需要掌握全部内容(至少不需要第一遍阅读就全面掌握内容)。比如泛读一本英语书,可以跳过生词、难句,不用象精读那样见生词就查字典;第一次阅读象《易经》这样难啃的书,只要理解一小部分哪怕只有1%都可以,而随着知识面和阅历的扩展,以后每阅读一次,都会增加一些理解。通过广泛的浏览,可以扩大知识量和知识面,使对浏览过的材料有了大致印象,等以后需要时,再根据印象查阅各种资料,使以后的学习活动更有目的性;通过浏览还可以网罗知识,待以后一一整理,建立广泛的知识联系。为以后的学习活动和解决问题打下基础。泛读和精读结合,能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 鲁迅介绍了四种读书法:一是添朱线,即随时在书上划线。有些人会用不同颜色的划线标记。二是拔萃法,即摘录。钱钟书读书主要使用的是这种方法。但鲁迅似乎不以为然,认为这种方法容易减少读书的兴味,让读书变成了难事,且速率也要减去约四分之一。三是再读法,也即重读那些划线的部分。鲁迅很赞成这种方法。特别对于含蓄深奥的书,特别需要一再地重读。最后一种读法更辛苦,非普通人能做到。即“省察法”(这是我根据文意随便起的名),看书之前,先了解一下书的结构框架,看一下目录,然后自省如果自己写作会如何,再看作者如何写。这个太麻烦了。最终鲁迅自己也没说明应该如何读才好,大概他认为各人有各人的习惯,难以硬性规定。 胡适谈读书,只有两个字:“精”和“博”。至今这两字还是很多读书人的主张。我觉得他解释这两字时用的比喻比较好,现摘录如下:“专攻一技一艺的人,只知一样,除此之外,一无所知。这一类的人,影响于社会很少。好有一比,比一根旗杆,只是一根孤拐,孤单可怜。又有些人广泛博览,而一无所长,虽可以到处受一班贱人的欢迎,其实也是一种废物。这一类人,也好有一比,比一张很大的薄纸,禁不起风吹雨打。”“理想中的学者,既能精深,又能博大。……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惟他独尊,无人能及。……这样的学者,也有一比,比埃及的金字塔。”最后他总结出读书的目标是“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夏丏尊主张读书要精,不要今天读陶诗,明天又读绘画,后天又读曾国藩家书等,应该先读一种,一直读到厌倦为止。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日本有一个文学家叫坪内逍遥的,活了八十岁,却读了五十多年的莎士比亚。其实我在教学生的第一堂课就告诉他们如何读书,即要专,一段时期专读一人,然后辅以练习写作,半年之后,隐然有了这人的文风。呵呵,说得很诱人的。但这适合还不定型的十几岁的学生! 邹韬奋认为读书应该有计划,无计划地乱读书效率很低。另外名著后面的参考书就像一个金矿,她告诉你了许多可挖掘的宝藏,循此一定会对某一学科有更深入的理解的。邹还建议最好能培养自己阅读外文的能力,这非常重要! 我现在读书就比较乱,一会儿想看史书,一会儿想读经书,一会儿又拿起了音乐欣赏书,太乱了,只觉得有很多书要读,但就是没有个计划。看来是要好好地考虑一下自己这一年该认真地读哪一种书了。鲁迅的“跳读”法 鲁迅先生认为:“若是碰到疑问而只看那个地方,那么无论到多久都不懂的,所以,跳过去,再向前进,于是连以前的地方都明白了。”这种方法是对陶渊明的“不求甚解”读书方法的进一步发挥。它的好处是可以由此节省时间,提高阅读速度,把精力放在原著的整体理解和最重要的内容上。 老舍的“印象”法 老舍说:“我读书似乎只要求一点灵感。‘印象甚佳’便是好书,我没功夫去细细分析它……。‘印象甚佳’有时候并不是全书的,而是书中的一段的最入我的味;因为这一段使我对全书有了好感;其实这一段的美或者正足以破坏了全体的美,但是我不管;有一段叫我喜欢两天的,我就感谢不尽。” 华罗庚的“厚薄”法 华罗庚主张:读书的第一步是“由薄到厚”。就是说,读书要扎扎实实,每个概念、定理都要追根求源、彻底清楚。这样一来,本来一本较薄的书,由于增加了不少内容,就变得“较厚”了,这是“由薄到厚”。这一步以后还有更为重要的一步,即在第一步的基础上能够分析归纳,抓住本质,把握整体,做到融会贯通。经过这样认真分析,就会感到真正应该记住的东西并不多,这就是“由厚到薄”这样一个过程,才能真正提高效率。 爱因斯坦的“总、分、合”三步读书法 所谓总,就是先对全书形成总体印象。在浏览前言、后记、编后等总述性东西的基础上,认真地阅读目录,概括了解全书的结构、体系、线索内容和要点等。 所谓分,就是在“总”体了解基础上,逐页却不是逐字地掠读全文。在掠读中,要特别注意书中的重点、要点以及与自己需要密切相关的内容。 所谓合,就是在掠读全书后,把已经获得的印象条理化、系统化,使观点与材料有机结合。经过认真思考、综合,弄清全书的内在联系,以达到总结、深化、提高的目的。 杰克.伦敦的“饿狼式”读书法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经过苦难磨练,十分珍视读书机会。他遇到一本书时,不是用小巧橇子偷偷撬开它的锁,然后盗取点滴内容,而是像一头饿狼,把牙齿没进书的咽喉,凶暴的吮尽它的血,吞掉它的肉,咬啐它的骨头!直到那本书的所有纤维和筋肉成为他的一部分。 毛姆的“乐趣”读书法 英国作家毛姆提出“为乐趣而读书”的主张,他说:“我也不劝你一定要读完一本再读一本。就我自己而言,我发觉同时读五、六本书反而更合理。因为,我们无法每一天都有保持不变的心情,而且,即使在一天之内也不见得会对一本书具有同样的热情。” 杨振宁的“渗透”读书法 杨振宁教授认为:既然知识是互相渗透和扩展的,掌握知识的方法也应该与此相适应。当我们专心学习一门课程或潜心钻研一个课题时,如果有意识地把智慧的触角伸向邻近的知识领域,必然别有一番意境。在那些熟悉的知识链条中的一环,则很有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新发现。对于那些相关专业的书籍,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不妨拿来读一读,暂弄不懂也没关系,一些有价值的启示,也许正产生于半通之中。采用渗透性学习方法,会使我们的视野开阔,思路活跃,大力提高学习的效率。 白寿彝的“研读”法 著名史学家白寿彝认为,“读书之读,似应理解为书法家读贴读碑之读,画家读画之读,而不是一般的阅览或诵习。” 冯亦代说:“我在看书时,每逢看到好处,不免自己的身心也进入书中的‘角色’。好像演员在舞台上演戏,演到好处,不由得为所饰剧中人的‘角色’左右”。 余秋雨的“畏友”读书法 散文家余秋雨提出:“应该着力寻找高于自己的‘畏友’,使阅读成为一种既亲切又需花费不少脑力的进取性活动。尽量减少与自己巳有水平基本相同的阅读层面,乐于接受好书对自己的塑造。我们的书架里可能有各种不同等级的书,适于选作精读对象的,不应是那些我们可以俯视、平视的书,而应该是我们需要仰视的书 “多读成颂”,这样可以形成良好的写文章的语感,自己写文章的时候能够自然而然地灵活运用语法也可以用上别人的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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