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智慧

2024-05-17 13:38

1. 西方哲学智慧

答案是 1)否   2)否   3)是

西方哲学智慧

2. 西方哲学智慧

第1题选A,分别为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现代哲学。B项错在“古代哲学”,应为中世纪哲学,C项叫现代哲学。
判断1否,判断2否,判断3对,判断4否

3. 西方哲学智慧

一、选择题:C。
亚里士多德生活在雅典,但他是外邦人,并不是雅典人。所以A不对。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的老师柏拉图才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所以B不对。

二、判断题
1 、是。理由同选择题
2 、否。亚里士多德是当时希腊最博学的人,不但有哲学著作,而且对自然科学也有研究。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很多自然科学门类的确立和区分,都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之上。

西方哲学智慧

4. 关于西方哲学论文

     西方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更在于为西方哲学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西方哲学论文  范文  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论文摘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他全部认识论哲学的起点,也是他“普遍怀疑”的终点。他从这一点出发确证了人类知识的合法性。也就是说:笛卡尔是唯心主义者,但并不是从此命题看出来的,我思故我在并不是唯心命题,而是纯粹认识论的内容。说笛卡尔是唯心论者是纵观他的哲学体系而得出的结论,而并不是从这一命题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 。“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存在!所以,否认自己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而否认和怀疑是一种思考活动,所以他说,我思故我在。并非是平时所说的“我思考,故我存在!
      关键字: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哲学思想 文艺复兴 要了解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必然先得了解其人的生平。笛卡尔简介:
      勒奈·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另译笛卡儿,1596年3月31日生于法国土伦省莱耳市-1650年2月11日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创立了“欧陆理性主义”(ContinentalRationalism)哲学。 生平笛卡儿出身于一个地位较低的贵族家庭,父亲是布列塔尼议会的议员。在他8岁时笛卡儿就进入拉夫赖士(La Fleche)的耶稣会学校接受  教育  ,受到良好的古典学以及数学训练。1613年到巴黎学习法律,1616年  毕业  于普瓦捷大学(Université de Poitiers)。毕业后笛卡儿决心游历欧洲各地,专心寻求“世界这本大书”中的智慧。因此他于1618年在荷兰入伍,随军远游。1621年笛卡儿退伍,并在1628年移居荷兰,在那里住了20多年。在此期间,笛卡儿专心致力于哲学研究,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他在荷兰发表了多部重要的文集,包括了《  方法  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1649年笛卡儿受瑞典女王之邀来到斯德哥尔摩,但不幸在这片“熊、冰雪与岩石的土地”上得了肺炎,并在1650年2月去世。 1663年他的著作在罗马和巴黎被列入禁书之列。1740年,巴黎才解除了禁令,那是为了对当时在法国流行起来的牛顿世界体系提供一个替代的东西。说Rene Descartes(笛卡尔)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概也不过分。德国存在哲学大家Heidegger(海德格尔)曾说:“自从Leibniz(莱布尼兹)以来,德国思想界所达到的,Descartes的基础理论的(各种)主要发展(变化),丝毫没能超越这个基础理论,而恰恰展开了它形上学的广度,而为十九世纪创造了前提。但是,在笃信  经验  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人们眼里,Descartes却有一个致命的把柄被人抓在手里,那就是他那句回荡了几个世纪的  名言  :“我思故我在”。这句被Descartes当作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出发点的名言,在过去的东欧和现在的中国学界都被认为是极观唯心主义的总代表,而遭到严厉的批判。很多人甚至以“存在必先于意识”、“没有肉体便不能有思想”等为论据,认为Descartes是“本末倒置”、“荒.唐可笑”。我们读书论坛就有一位网友特意为自己起了“我在故我思”的笔名,以示对唯物主义的坚定信念。
      笛卡尔的主要科学哲学思想:笛卡尔的哲学开始与科学,他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天文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笛卡儿对数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成功地将当时完全分开的代数和几何学联系到了一起。在他的著作《几何》中,笛卡儿向世人证明,几何问题可以归结成代数问题,也可以通过代数转换来发现、证明几何性质。笛卡儿引入了坐标系以及线段的运算概念。笛卡儿在数学上的成就为后人在微积分上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后者又是现代数学的重要基石。在物理学方面,笛卡儿也有所建树。他在《屈光学》中首次对折射定律提出了理论论证。他还解释了人的视力失常的原因,并设计了矫正视力的透镜。力学上笛卡儿则发展了伽利略运动相对性的理论,强调了惯性运动的直线性。笛卡儿发现了动量守恒原理。他还发展了宇宙演化论、漩涡说等理论学说,虽然具体理论有许多缺陷,但依然对以后的自然科学家产生了影响。
      笛卡尔之思与在。(cogito,“意识”或“语言”)(being,“ 有”或“是”)?“思”外之“在”是否只是“思”为自身所建构的逻辑基础和合理性根据?如果“思”外有“在”,它如何在“思”中显现、如何被言说?如果“思”外无“在”,我们的意识为何能自觉到自身的非自足性而去寻索一个“思”外的存在论基础?如同康德所言人性中潜存着形而上学的本能冲动,言说不可言说者成为哲学的千古悖论。古代哲学撇开其显现方式而直接断言终极实在,笛卡尔则居于二者之中。人们一般认为笛卡尔确立了人类理性而摧毁了上帝的权威。的确,笛卡尔之后的很多西方近现代哲学家只能在自明的意识范围内谈论“在”的问题,但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的副标题是:“展示上帝的存在和人的灵魂与身体的差异”。他在第三、第五沉思中以“上帝”的名号探讨终极之“在”,这种探讨与第一、第二沉思的反独断论相结合,形成了全新的现象学存在之思。当笛卡尔确立了近现代哲学的自明性原则而步入自我学之后,他没有像其后继者一样停留在那里,而是很快跨越了出来。
      在此,笛卡尔所走的第一步是把近现代哲学引上自我主体的路向,这一步的任务是清除独断的终极实体和上帝存在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应该是借助于哲学的论证而不是神学的论证去阐明的基本问题。”(Descartes,1986,p. 3)如同黑格尔所评说的,怀疑一切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要义。现在让我们追寻一下笛卡尔式的怀疑的思路。笛卡尔按照认识的顺序而怀疑,笛卡尔首先揭示了感官的欺骗性:“有时候塔从远处看是圆形的,而从近处看则是方形的„„我发现外知觉的判断是错误的„„任何我曾经认为在我清醒时所拥有的感性经验,我都同样可以在睡梦中拥有。”(Descartes,1986,p. 53)笛卡尔花了较大的篇幅讨论睡梦的问题。经验实在论认为我们通过感觉经验可以达到客体实在,认为一旦我们感觉了,我们就是感觉到了某种引起我们感觉而又处于感觉之外的对象客体。但我们每个人都在睡梦中感觉过并不具有实在性的东西,尽管在梦中我们坚信其实在性。对梦的思考给东西方哲学大师们以极大的启示。“庄周梦蝶”更是逼近本体论思考:人们皆以为庄周为现实,蝴蝶为梦,庄子反问之,为何不能是蝴蝶为实而庄周为梦?“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还是“蝴蝶之梦为周与”?笛卡尔和庄子一样,也认为从意识的直观性而言,笛卡尔说:“于是我决定把一切曾经进入我的心智的事物都认为并不比我梦中的幻觉更为真实。”而追问“无”,即是言说不可言说者。在逻辑和语言终止之处,维特跟斯坦的“神秘”、海德格尔的“诗”开始进入哲学话题。笛卡尔顺着安瑟伦的思路进入信仰之思而探讨终极的“在”,也就有着逻辑的必然。笛卡尔没有直接强言不可言说的“无”,而是通过描述剖析“有”的非自足性而间接地言说“无”,因此他的终极之思亦是现象学之思。 笛卡尔的哲学思想更让他运用于自然科学之中,然后又相互理解由此及彼。他从逻辑学、几何学和代数学中发现了4条规则:
      1. 绝不承认任何事物为真,对于我完全不怀疑的事物才视为真理;
      2. 必须将每个问题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部分来处理;
      3. 思想必须从简单到复杂;
      4. 我们应该时常进行彻底的检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笛卡儿将这种方法不仅运用在哲学思考上,还运用于几何学,并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第一步认为怀疑就是出发点,感官知觉的知识是可以被怀疑的不能信任我们的感官,所以他不会说“我看故我在”、“我听故我在”。 从这里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不能怀疑“我们的怀疑”意指 我们无法怀疑的,是我们正在“怀疑”这件事的“怀疑本身”,只有这样才能肯定我们的“怀疑”。 而当人们觉得理所当然或习以为常,他却感到疑惑,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笛卡儿将此作为形而上学中最基本的出发点,从这里他得出结论,“我”必定是一个独立于肉体的、在思维的东西。笛卡儿还试图从该出发点证明出上帝的存在。 笛卡儿认为,我们都具有对完美实体的概念,由于我们不可能从不完美的实体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有一个完美实体――即上帝――必定存在。 从所得到的两点出发,笛卡儿继续推论出既然完美的事物(神)存在,那么我们可以确定之前的恶魔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骗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
      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笛卡儿强调思想是不可怀疑的这个出发点,对此后的欧洲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思故我在 所产生的争议在于所谓的上帝存在及动物一元论(黑猩猩、章鱼、鹦鹉、海豚、大象 等等都证实有智力),而怀疑的主要思想,确实对研究方面很有贡献。
      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骗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这种终极存在的观念,不可能来自于外在经验,也不可能来自于自我的创造,因此追寻终极观念的来源,“唯一的可能性选择就是它被天赋在我的心灵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笛卡尔的这段话:“我用‘上帝’这个词来指其观念存在于我心中的那个‘在’,我无法达到这种‘在’所拥有的所有完善性,但却能以某种方式在我的思维中达到它。”
      参考文献
      罗素《西方哲学史》
      刘华《存在哲学》
      King,Magda,2001《剑桥名人史》
     西方哲学论文范文二:西方哲学史论文——东西方哲学比较浅谈 
      从古希腊先哲们开始,西方哲学就建立在严密的逻辑分析推理的基础上,这种层层递推的思维必然导致数学的发达,于是毕达格拉斯主义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西方哲学的中流砥柱,西方人思维的特点,逻辑性强、规则性强、进攻性强、思维严密、对自然知识和终极真理的追求有无法遏制的狂热等无一不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哲学恰恰相反,在漫长的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把儒学、道学、佛学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安静、圆通、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心灵的不断净化,最终达到出于宇宙融于宇宙的境界。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定性,因为他们想知道的只是自己;同样的,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想征服的是自己的心灵。对他们而言,智慧的内容不是知识,其功能也不在于增加自己的财富。”
      简言之,西方哲学的目的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东方哲学的目的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前者必然以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扩张、不断的进攻、不断的破坏来达到目的,以无法遏制的欲望作为推动自身发展的唯一动力;后者强调适可而止、物极必反、和谐静谧、天人合一,以知足长乐为座右铭。
      古希腊哲学对西方世界最大的影响莫过于留下了逻辑概念,这一点正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今天所羞愧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这个遗产。然而这种严密的逻辑概念又怎样呢?其基础不过是同一率(A是A)、矛盾率(A不是非A)和排中率(A不能既是A又是非A,也不能即不是A又不是非A),这一理论对西方人影响之深以至于他们无法理解“X既是A又是非A”,并且对逻辑的追求也一发不可收。中国哲学里占主导地位的是与西方相反的悖论,即不追求清晰的逻辑关系,对混沌状态的接受程度比较高。西方哲学把重点放在思想上,指望通过不断的逻辑推理找到终极真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究其原因就让我们从东西方哲学的产生条件进行对比: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的阶段,产生的过程也许不是明朗的,相反却有可能是模糊不清的。这就需要去探寻事物产生的源头,从头开始,厘清事物发展的脉络并且试图预期事物的未来发展,哲学也不例外。在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是不能抛开的一个必经环节,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并且经历过古希腊哲学、__哲学、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等阶段,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先后出现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两次转向,近代西方哲学所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而现代西方哲学则开始向人本主义转变(当代的哲学特征并不明显,以后现代命名的宽泛的  文化  更分布在文艺批评、人类学以及一些边缘的问题研究,但仍然处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阶段),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
      哲学的产生需要一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作为西方哲学初始阶段的古希腊哲学如此,中国哲学也不例外。但是由于古希腊典籍的缺乏,资料不齐全,所流传下来的往往是一些传记学家或者是哲学家的零碎记载形成的残篇,这对于全面了解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以及中西哲学的对比有很大限制。以下所进行的主要是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产生之初的条件对比,以此试图揭示中西方哲学在源头之处的不同,从而更好地理解两个哲学的方向和发展,最终达到两者相互的交流和融合:
      第一,自然条件:古希腊境内多山,不具备农耕的条件,没有如同多数文明古国那样有丰饶的土地,但是却适合  种植  果树,其尤为盛产的是葡萄和橄榄,其生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多数用于对外出口,因此从根本上说,古希腊还是农本经济,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商品经济。在陆路交通不畅和不具备如同中国那样农耕条件的情况下,古希腊的经济要发展必须利用它的良好的海岸线,大力发展海上贸易,进而才能够通过海上与其他地区交往、交流,互通有无,所以,古希腊在海上贸易过程中形成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在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明(例如对亚细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等当时先进文明),学习和汲取它们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并且对之进行批判、改造和综合,从而形成具有古希腊特色的哲学-科学文化。在自然因素这一条件中,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古希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为中国与古希腊的自然条件不同,首先,中国有着广袤而丰腴的土地以及便利的陆路交通,农业比较发达,经济的交流主要通过内陆各个国家(甚至只集中在几个诸侯国)之间的互通有无,而不必也难以(因为尽管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是无法跨越的)通过海上贸易交往来实现经济发展。其次,在古代,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同一地域的文化往往具有相似性,例如在中国的周边国家的文化要么没有根本区别(如印度文明),要么是中国文化的“文化卫星国”,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面向自身的“内在文化”,这样的外在条件使中国文化的视野被限制在一个类似的传统环境当中,成为一种内向型文化。再次,中国的文化是当时的先进文化,先进文化往往难以接受和认同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却能较好地接受、认同先进文化(如古希腊、日本等),因而,在这种诸多的自然条件影响下,造成古代中国与其他不同的文明交往较少,进而引进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也较少,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稳定的和完善的文化结构。这些自然条件使中国哲学的特征表现为一种封闭的自我发展,具有稳定性。
      第二,社会条件:由于古希腊自然因素的阻隔使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各个城邦被自然而然地隔离开来,这也就有利于各个城邦独立自由发展,多种政体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依照城邦的实际情况不同而出现,并且创造了诸多形式的政体,有僭主制、寡头制、贵族制、共和制、民主制、君主制等形式。这种状况“实在得益于这一地区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以及希腊人政治组织能力下的相对割裂的地理环境”。在多样性的环境里能促进相互之间的比较和思考,人们的思想也呈现出多样化,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能力,也有利于在相互比较中形成新、更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在一些较为宽松的城邦里形成了古希腊著名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总体上为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自由思想和相互  辩论  可以允许合法存在,它允许甚至保护公民自由思想的权利,有利于使一些背离传统的或与时下流行的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一些权贵常常邀请一些“社会名流”进行聚会、探讨,极大地促进思想的多样性,一部分人试图开辟另一些道路或者对传统进行批判——而不是简单继承,用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对传统(主要是巫术和神话)采取超越成为可能,由此形成古希腊哲学的新的传统:超越传统。
      因此古希腊哲学具有科学精神和不断超越的特点,因此城邦制和民主制为古希腊哲学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在中国,虽然较早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有利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由巫术、仪式直接继承下来的敬天、祭祖的传统思维,在宗法制度的制约下,产生了以家庭为中心,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以求得身心内外谐调的价值取向,在大一统的国家内形成具有自身的特点的中国文化,并通过国家权力来强力推行,使思想传统较早形成和比较一致。另一方面,较严厉的思想钳制使思想自由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哲学的繁荣时期,但是这已经是在传统定型的前提下继承下的发展),能够进行讨论、研究和辩论的空间较小,多数思想家把传统思想当作政治行为、礼仪和道德规范的主要来源,使中国哲学整体朝向伦理(政治)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无法超越传统,都是在传统所限定的范围内展开,他们的学说也试图从古代的  传说  和古籍中寻求证明,用以支持自己的学说,这也表明了中国哲学对传统的态度并不是采取积极的批判,而是继承和诠释,这种态度被强化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继承传统。
      第三,经济条件: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物质资料日益丰富,使一部分人能够直接脱离物质生产劳动,而从事脑力劳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来自于“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务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因此,在古希腊,探讨政治和哲学在社会经济发展后获得了物质前提,只不过多数人主要思考政治问题,有一部分人则转移了注意力,把对政治体制和政治规范以及对人和社会的关注转向对自然和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用理性而不是经验去探求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惊叹于自然的各种现象的奇妙,“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成说明”。并试图寻求在各种自然现象后面的非神的、恒定的原因,试图用理论来论证其合理性,注重概念的明晰和逻辑的严密,进而产生古希腊独特的哲学-科学  思维方式  。但在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应当比古希腊时期更为繁荣,可拥有物质满足前提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古希腊那样对自然“惊异”呢?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中国  传统文化  重视经验的作用。在中国的各种理论当中,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伦理道德都需要具有可实践性,就是哲学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具有丰富的实用技术和各种发明创造,但却缺乏科学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士人阶层)也同样处于物质满足的前提下,但是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并不是独立的,必须依附于权贵,被权贵豢养,因而需要为权贵的争权夺利斗争服务,因此士人关注的焦点放在政治斗争、权利斗争中,而不是如同古希腊的哲学家那样关注自然等对现实“无用之事”。
      相反,在古希腊,哲学家与权贵的关系一般来说是平等的,人格是独立的,甚至有的哲学家本身就是贵族,因此可以自由、自主地进行思考。在中国相对例外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都不是为贵族服务的士人,他们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也最为相像,都提出了关于本原(甚至更进一步提出“道”的一般性本原的规定性)的观点和较为丰富的辩证法观点,但他们所形成的道家文化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反而在中国文化关注人事的大方向决定下,道家最后也变成主要地关注人的生存问题,他们虽然也探讨自然,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的自我修养,而不是找到世界的本原,从而形成与古希腊哲学的不同的发展方向,最后成为一种修身养性的宗教。再次,古希腊哲学把自然当作一种认识对象,而中国从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影响下形成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敬天、孝祖的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较大影响,其中的是“敬天”的思想尤为重要,“敬”在于相信和畏惧,也就把天当作一个不可怀疑具有神圣地位的东西,至于这个“天”是神还是其他的什么,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是不证自明的,没有必要也不用去关心,所以“天”并没有西方神话和宗教那样的神的巨大力量,也不具备事物本原的至上地位,虽然万事万物都是从“天”产生,但是却需要阴阳变化、五行化生才能产生万事万物,因而没有形成如同古希腊哲学那样的绝对性思维方式。总而言之,中国文化在面对自然事物时,总是避开了对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关注,更多地落到现实当中,通过经验解决现实当中出现的问题和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古希腊哲学重在“是什么?”,而中国哲学则探讨“怎样做?”。
      以上所探讨的是中西方哲学的不同思想比较以及中西方哲学在产生之初的条件的相互对比,从中看出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但从对比中找出两者的差异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中西方哲学融合的新的立足点、结合点,从而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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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西方的智慧(哲学)

西方的智慧
  
  
 作者是罗素先生,此书在简言的部分轻描淡写的介绍了罗素先生上世纪20年代对中国当时的文化问题提出独特的见解,深刻的表达到‘我们那时期的文化属于一片混乱,多应该从西方文化中吸取其中的精华,开创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化道路,少借鉴西方的经济制度在本土地上建立起完整的经济体制,还预言了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强国’。罗素先生坚持推崇反核武器,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政治的舞台上闪烁着人民的灯光。
  
   对于哲学的解释不在于问题怎么回答而在于问题怎么提出,在公元前6世纪初期的米利都城市中由泰勒士引起哲学与科学的高潮,那时的哲学还停留在对自然的普遍的认识上,自然界解决不了的事就使用巫术尝试性去解答,巫术的出发点则是对因果关系原则的认同,相同的出发点结果也必定是相同的,随着思想家对哲学上的观念出现更高层面上的提出对语言使用的要求也就越高,而语言的目的是使人实现共同的目标。在希腊哲学早期时各种思想都受二元论的影响 即‘对与错 是与非 存在与不存在 正义与邪恶 等’这种相对立的思想衍生出让人不满足于自身的思考。泰勒士曾经提出‘世间万物都是由水构成的’大地都以水的形式而存在,当时的米利都靠近海边人们看到更多是水不免会产生出万物是由水构成的这个缺乏论证的想法,阿那克西曼德则认为‘地球是一个圆形的’而我们都它给包围了又受它的控制,人是由海里的鱼进化来的提倡不能吃鱼的言论。阿那克西美尼认为生活中的空气构成人们的灵魂赋予人们的生命,让人们在世界上生存下来。毕达哥拉斯认为哲学使世界产生了孤立的思索 并且发明了‘音程’组成了音调的编配,在音调中发现‘万物皆由数’的观点要想认识周围的世界,必须抓住数的结构才能控制世界,以及后期发明了 有理数与无理数。我很欣赏赫拉克利特的一句话‘如果人们的头脑不能理解对方的语言,那么眼睛与耳朵对于他们只是一种无用的摆设’他认为万物由火构成的原因是 一盏油灯的火是不固定的随着油不断被火吸收,油烟也在燃烧中掉落一样。以及对宗教的批判宗教只不过是掌握了事物的基本原则产生对立面的结合。阿那克萨哥拉提出‘世界上的每一事物的存在着别的事物,唯独理性不是但又包含着理性’其把物体无限可分性的解释世界由什么因素构成的?那空间的存在是无限的 例如一个圆体形存在的内部是有限的但圆本身也存在一个空间里那么这个空间是可以被无限划分下去的,芝诺对毕达哥拉斯学派进行批判维护巴门尼德的反对虚空的理论,首先是数的批判,数被认为数由单元构成的而单元又由点来表示点又有空间度。以此类推本质上是无限的 但不适用于无理数的解答,批判的观点是‘任何存在事物都必然具备某种量值,没有量值事物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量值不存在最小化而物体具备的量值是无限大的。至于‘芝诺的乌龟’想必大家都心知肚明了,最后提出箭的飞矢当箭朝一个方向飞去在这个过程中,箭在飞行中的容量空间与飞之前是相等的,因此在空间上是静止的。在哲学家与诡辩家之间区分辩论与辩证是关键性的概念,辩论中必定有胜负之分于征服与被征服,辩证中没有胜负其都在围绕一个问题寻找正确的答案。

西方的智慧(哲学)

6. 西方哲学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进入哲学之门,首先面对的就是哲学史。按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所说:“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由此而言,探讨所谓的哲学史研究1而且,哲学史应该由哲学导出,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史。
    因此,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其核心自然应当集中在对哲学本身的探索上来。但就“哲学就是哲学史”而言,其另一意义则是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推动其发展的哲学家们对于之前哲学的探索与创作,又在构成着哲学本身和哲学史的演进。由此,对于哲学史演进方法论的探索,我们自然当以对哲学本身的探讨作为哲学史方法论之所以然,另一方面,则以哲学史的发展演进作为方法论所以之显现。
     一、中西哲学之差异略论 
    我们在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之时,毫无疑问地,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也正是应该深刻面对的问题。就中国哲学学科领域本身在当下所处的境状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对此问题——即中西哲学之间的学科性质及其差异有所发明和区别,那毫无疑问就真的要引用德里达对于中国哲学的所谓“合法性”
    问题加以衡量了。因为含混不清、不中不西的所谓哲学的创作和发展,在缺乏一个主线之下,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不排除这正是两不相像、两不讨好的重要原因。因此,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于中西哲学有一个理性和客观的对照和区别,是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大前提。否则,可以断言的是,所谓的“合法性”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在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上,身处中西文化哲学交融和冲突最为激烈时期的海外新儒家,由于他们在具备了深刻的中国文化和哲学体认的基础上,又兼通西学、尤其是身处中西学交融最为激烈的场域,其感知无疑具有代表性。下面以牟宗三先生为例,来谈谈他对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的界定。他是最为注重中西哲学的实质性差异的。按他所提出的“通孔”说,正是在中西哲学的发源处找出差异。他是基本上将中国哲学的开端性的所谓通孔定位为是对于“生命”的关注,而西方哲学源头性的通孔则是所谓的“自然”,即以外在的自然作为哲学家们关注的主线。这就决定了中西哲学两千多年以来的发展和走向的差异性。“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
    而对于西方哲学,它则直言其通孔性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因此就决定后来的西方哲学家有cosmology,有ontology,合起来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metaphysics。这个metaphysics就是后来康德所说的theo—reticalmetaphysics。希腊就是成这一套。”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牟先生特别强调的是一者“重德”、一者“重知”,即中国哲学从其一开始便以“德性”为最鲜明的主题,按他所说即“中国文化在开端出的着眼点是在生命,由于重视生命、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德性这个观念只有在关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西方哲学的主题在于“自然”,所发展出来的主要对象自然也就是“知识”。由此导致的是概念的推演和理性的分析,而对于以“生命”为主要对象的认知,却不得不随大流而走向概念推理和探讨的误区。牟先生特别以在西方哲学家中相对比较注重“生命”或者说“德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作为代表,将其与中国哲学中的儒家进行对比。平心而论,应该说牟先生所做的比较研究才是较为切实和具有本根性的。前面我们说过苏格拉底是身在江湖也不得不随大流,将“生命”也推入了“知识”的误区。牟先生认为:“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重视道德,但是当他说德性即知识的时候,它还是以知识的态度来界定(define)德性,还是用知识的态度来了解德性。所谓知识的态度,就是从概念的思考(conceptualthinking)来了解德性。”
    牟先生还特别例证:“比如说,什么是公道(justice)呢?苏格拉底认为公道是个概念,他说来说去,这个公道不是属于我们感觉世界(sensibleworld)里面的东西,而是属于我们智思世界(intelligibleworld),所以我们首先要对它有个明确的定义。……比如说,什么是仁爱?你假如说仁爱就是不应当杀人,好,那么打仗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杀人呢?所以要是从现实上举例子,常常是相冲突,不一定一致的。所以你要了解公道,你不能从例子上看,而必须了解它的定义。那么它的定义如何成立呢?它必须有一个公道的idea。苏格拉底说来说去,最后说了一句空话,说到最后公道要有个idea。这个在我们看来是空洞的很呀,尽管苏格拉底思考的那样精密,后来柏拉图也是顺着这条路来发展。尽管苏格拉底重视德性,但是他这个态度不恰当。”
    引述如此长篇大论,意在从中西哲学的开端和源头处区别中西哲学本身存在的巨大差异性。笔者相当赞成牟先生对于中西哲学差异性的阐述,他将为我们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时下,关于中西哲学的各种比较研究可谓异彩纷呈。然而,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对于中西哲学各自自身的特点和差异性有相应明晰的了解和把握,那么由此出发的一切研究和创作毫无疑问将大打折扣。对于中西哲学的自源至流的把握,抓住其主题,将是一切可能性的比较研究的前提。而就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言,即使是在全球化、多元化的现时代,立本立根,抓住自身的生命主线依然是根本,而且越是所谓的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融合场景,恰恰更加凸显了寻找自身成立的根本性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一个伴随西方哲学走向后现代的所谓“碎片化”时代场景里,如果中国哲学自身不找回自己的“真性”,加之各种有意无意的错谬和诋毁,不仅关系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和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的建立,毫不夸张地说也是全人类的遗憾和悲哀。
     二、中西哲学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中心自古希腊源头发展至今,其问题意识较为显着,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流派众多、大家辈出,但其始终有通贯性的这些问题或者说哲学命题作为流变之主线。无论是古希腊哲学,亦或是后来的欧陆哲学,其哲学命题发展都凸显了明确的内在逻辑理路,以及前后推进的明显层级和演变,也许更多的时候呈现的是一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或者说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发展过程。苏格拉底对于“德性即知识”从而引发的论辩和定义,由此在对事实和个例的不断超越和归纳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牟宗三先生所说的“知识”,这种“知识”显然不是中国哲学回归和落实到个体为本位,彰显主体的所谓“生命”的哲学,它势必要走向“知识”,因为其“通孔”处就决定不得不如此,而且不断思索和定义此种“知识”的结果,别无可能的就是走向所谓“idea”。因为思索和辩论的中低层次永远不可能使人满意,为了要使辩论者心服口服,必须不断地设问,从而又不断地回答。在看似简单的问答、设问、追问、诱导等等方式中,“哲学模式”自然形成。苏格拉底的所有对话无不如此,难怪其有“助产婆”之说,也不难理解为何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竟然死于不信神灵以及蛊惑青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辩论就没有西方哲学。苏格拉底的这套辩论术被柏拉图继承,并发扬光大。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柏拉图在继承其师在辩论中所形成的定义,追求概念的明晰和准确,由此而形成的对“idea”的追求,在柏拉图处才可谓真正的发扬光大。正是这种基于在辩论或思辨中形成“idea”的传统,才是真正形成了以后整个西方哲学的主要形式,几乎没有一个西方哲学家能跳出这一模式和路数。而这正是柏拉图的真正影响所在。这也是自巴门尼德试图以“理念”定义世界以来真正的“idea”之路。若在此意义上而言,怀特海所说的“一切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确属其然。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亦不例外。
    然而,怀特海之言却只适用于西方哲学。显然地,就限于《论语》中,孔子在回答或是谈论某一问题时,虽然常常是涉及更深的哲学大问题,但是越是高深,却被孔子以越是平凡之言道之。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说法,因材施教,从来是中国哲人的风范和特长。相比之下,如果将孔子的言论对比于苏格拉底,决然两样。可以戏言,如若孔子与苏格拉底并非圣哲,也许一者会说对方“巧言令色,鲜已仁”,而一者会说对方不够“勇敢”,没有理论或者说没有对于真理探索的勇气。一者是“辞达而已矣”,一者是千方百计的“助产”和“诱导”;一者是“予欲无言”,一者是蛊惑辩论。这样的情形却如实地发生在轴心时期的两位圣哲身上,这也许就是中西方哲学之所以差异的滥觞吧。至于二位圣哲各自的继承者,如柏拉图,则将对于“idea”的思考和追问推行极致,以致形成“理念世界”,而相比较而言,东方的亚圣孟子却道出“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相比较柏拉图的漫步学院而言,孟子或许只是在攻其异端时才“予非好辩”,自称其为“不得已。”
    至于相比较于构建庞大的理念世界而言,孟子却只想“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换一个角度而言,自孟子以后,直到千余年后的唐代,韩愈仍然为从来没有孟子的真正继承者而以继承者自居。可是,在西方,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或许还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自柏拉图以后,亚里士多德作为踢其母亲的小马驹,在“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中不但剖析了柏拉图,而且又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庞大哲学体系,形成整个西方几乎所有学科的摇篮,其思辨性的实体哲学以及完备的知识论体系,更是成为其后整个西方哲学家争相效仿的榜样。仅此做一简单的对比,我们就已不难看出,中西方哲学的巨大的差异性。
    也许我们可以简而言之,当我们在无限的思辨和激发我们的思索细胞之时,常常会有无限的遐想,如果是所谓具有一定的哲学天赋者,这些无限的思索加以整理,大大小小的“体系”也不是不可能建立的,而且如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则往往愈来愈“深邃”。而东方的孔子却道出了他自己也曾经终日而思、终夜而虑,但却“无益”,所以不如学习,也就是去具体的学习和践履。原因何来?
    正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也就是对于“天”、“天道”的效仿,形成了由天地而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统续。也正是这种“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传统,使中国的圣哲们形成归简、规约,直指天地良知的“生命”,并进而将个体小生命和宇宙大生命打通为一,才有“生生之德”、“生生不息”的洞彻和通达。牟宗三先生曾说,哲学之进路,以“文字”、“逻辑”以及“见”为三要素,且具有层次之别。由此看来,孔子“辞达而已矣”、“欲无言”、孟子“不得已”,正是源自对于“天”、“天道”之“见”。按郭齐勇教授而言即“中国哲学中有人”,即中国哲学中有“生命”,正是地地道道的“见”,这种“insight”毫无疑问是天地万物生化通同的体现。这种性通天道之“见”,孔子也“罕言”,也许正是“中人以下,不可与言上也”之故。由此,简约之对比,中西哲学无论是在本体论,亦或是认知论上,显然差异卓然显现。不言已自明。而这正是为何中西哲学对比研究所必须要高度注意之所在。无明者使含混日增。
     三、对于中国哲学及史研究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在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剧变,仁人志士、前辈先贤们自器物至典章度数及其文明哲学,无不在自与不自觉、介乎原不愿之间进行了艰难而漫长的探求学习和引进。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形势和船坚炮利之下,中国可谓一则慌忙应对、仓促拿来。然而船大难调头,数千年积淀形成之文明一时难以撼动。由此,中西之争愈演愈烈。而这一切的根本性之所在,无不最为深刻地体现在了作为文明内核的哲学上。难怪乎中国时贤有“师夷长技”,进而到“中体西用”,以至于将西学推到极端的“全盘西化”论。时至今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应该可以以事实说明许多东西。转而面对中西之间差异由来的内核,中西文化哲学之交往时间不可谓不长,然而事实上,中西文化哲学之间交往之效果却同样不可谓理想。最典型的是中国哲学在西方文明的冲击敲打之下创建一个世纪以来,其所取得的成绩依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便是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毫无疑问是一切中西哲学交往融合的是非得失的集中反映。这难道不是所谓哲学史或者说是哲学研究的败笔吗?长久以来,不但所谓一流大家的西方哲学家不懂所谓中国的哲学,恐怕就连中国本土所谓的一流哲学家是否真懂中国哲学也还是个问题。
    取一家一派之“研究方法”作为格义乃至于“梳妆打扮”中国哲学自中国哲学学科自觉地产生以来从来如此。这其中就更不用说“五四”以降无数偏激者对于中国哲学的诋毁和无知,时间已经愈来愈证明了其中的原委曲直。可以说,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作为文明内核的中国哲学已“一阳来复”、“贞下起元”。这不得不令人感慨“君子恶居下流”之状。
    “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学,仍在摸索之中。”可以想象,在中国有多少治哲学史的同仁会发出多少不同的感慨。中国哲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开启专门治史的胡适以实用主义进行的格义梳理,还是冯友兰由实用主义转到新实用主义及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梁漱溟所借助的西方所谓的生命哲学,亦或是任继愈、张岱年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以上诸般治中国哲学的所谓方法论,平心而论,都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在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至少存在的时至当下是存在中的合理。然而,按牟宗三先生所言,我们在了解以上诸贤的中国哲学时,能否“相应”上,抑或说通过他们的特点,中国哲学,能否和肯定是有其存在一惯性和生命存在的原本中国哲学“相应”,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承认西方哲学有其自身的优长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而且在许多层面是需要借鉴和交流的,然而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哲学亦复如是。按照郭齐勇教授所言,“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门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那么,中国哲学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显然是要以另外的方式继续下去。我想,冯友兰、萧萐父所强调的“辩同异”仍然不过时。只有知道自己有什么,才能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只有知道自己之所在,才能知道自己之所不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哲学经过近现代的曲折历程,到当下,才正式开始“贞下起元”,才真正掀开找回自我的大幕。正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呼声愈发响起。“学中国哲学的必须懂西方哲学,否则就叫不懂哲学,或没有资格研究中国哲学,但学西方哲学的完全不必学中国哲学,不必懂孔孟老庄。正如学中医的必须懂西医,但学西医的不必学中医。为什么这样?这里恐怕的确有某种文化特权和崇拜西方的问题,……但就短期来看,这种不平衡的文化交流还难以改变。我相信,无论何人、何方、出于何种原因,盲目傲视他人或崇拜他人,都是非理性和非健康的态度,不仅于己无利,而且有害于人。”
    这便是中国本土走出的第一问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刘笑敢教授,而且也算是在自己本土香港的感受。刘笑敢教授所提到的中医,现如今带“中国”头号的事物恐怕都难免以上境况。可以说,中国哲学和中医有极其类似的境遇,比如还未有一点中国哲学的根底,也许一不小心诸如“自封”、“保守”、“狭隘”、“排拒”等等感受难免上身。这是中国哲学的名实极为不符之处。郭齐勇教授反复强调中国哲学不但一点不逊于西方哲学,而且还拥有西方哲学所没有的许多属于全人类的最为深邃通达之原发性智慧,这是毋庸置疑的。
    建立在“生命”体验之上的中国哲学,其中有人、其中有道。就这些而言,如果离开了这一基本点,无论外向型的“思辨”如何发达,不但难以通同大道,而且最终会舍本逐末、所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易·文言》)的境地。康德不是体道者,他是哲学家,却并非圣之者,他可以构建空前庞大的体系,但他无法取代孔孟老庄而成为具有原发性源头活水智慧的信仰之所在,离开了上帝,他也和凡夫同为无能儿。这就是为何西方要么“实证”一切而解掉一切所谓空洞的“形而上学”,要么宣布“上帝死了”,要么走向非理性主义,或是解构、后现代主义又宰制灵魂。也许一个有道者不会轻易“创作”和“完成了哲学”,所以才相对地不那么流派众多、“大家辈出”、异彩纷呈,也许这些对于圣哲而言都是浮光掠影,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之情形。有所破方有所立,同时也有所立才方能具能破之能,恐怕后者更具有可靠性。市面所谓“真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中国哲学在自身民族性、即本性未立之时,便过分追求世界性,西方视域,恐怕既难免丢了自己真性,又误传一通,不但自损,也是在损灭全人类的慧根。朱熹的哲学易于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学家相比较,也恰恰是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所谓的“别子为宗”,因为这个哲学“道问学”之功始终具有根本性地位。在中国哲学之中,“中庸”之前是有限定的,即《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如果一定要对中国哲学之所谓研究方法论做一根本定义对话,那么可勉强名之曰“极高明而道中庸”。可勉强而分“极高明”为体,“道中庸”为用,前为本,后为用。但这也是西方哲学式的二分,二分法、非此即彼、排中律、主客对立、三段论等等在中国哲学这里是在根本上“不合法”的。如果仅仅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家开山的熊十力先生之大着《体用论》也是违背了中国哲学儒释道之本意的。
    那么,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竟是何为呢?如若在原始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而言,离开了孔子答仁式的智慧,那再拿“philosophy”而言之,已经离真正的“智慧”远矣。正老子所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哲学,离开了“其中有人”、“生命”、“道”之域,已不成其为真正之哲学,因为其已远离了真正之智慧。这也许正是西方哲学发展史所昭然若见的,这也许也正是中国哲学之世界性“大事因缘”之所在。这正是中国哲学根本上之研究方法论。
     参考文献: 
    [1][2][3][4][5]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4,14,41,42,42-43页.
    [6]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7]郭齐勇:《“中国哲学”及其自主性》[J],《“重写中国哲学史”三人谈》,《文史哲》2005年第3期.
    [8]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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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西方哲学智慧的问题

你这是判断题吗?1,是。2,是。3,不是,笛卡尔哲学的开始虽然是自我,我思,但他认为的第一实体,或者最高原则还是上帝。4,是。

1,是。2,不是,斯宾诺莎其实是个无神论者,或者说是泛神论,这与基督教的有神论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3,不是,理由如上。

西方哲学智慧的问题

8. 哲学导论论文

   
     从哲学史看,机械唯物主义有几个显著的特征......以下是我整理的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篇一      人类在其生活的漫长岁月中,一直在探索自然界的存在方式和发展规律,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关于自然界的总体看法。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从古代的朴素形态转变成为机械的形态,形成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又称机械唯物主义,它是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伴随着自然科学的产生而出现的。 
     一、机械唯物主义的特征 
     从哲学史看,机械唯物主义有几个显著的特征: 
   
     1、世界的存在就是机械运动。任何的存在物,包括人、动物和其它,其规律就是机械规律。换言之,用十八世纪杰出的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拉美特里的说法“人是机械”“动物是机械”。 
     2、人的个性的不同,是由其身体决定的。 
     3、独立的心理实体是不存在的,心灵只是机械运动在人的身体上的一种现象或结果。 
     机械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承认世界的物质性,但却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解释世界,看不到世界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络和变化发展,或者只是承认机械的联络和机械的运动,因而表现出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特征。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产生和形成,同这个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的特点是密切相关的。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还处于分门别类的收集、整理、分析经验材料的阶段,只有力学发展到了比较完整的形态。这种状况反映到哲学中来,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机械的观点观察和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它造成了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所特有的、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另一个局限性是它的不彻底性,这主要表现在它在自然观方面是唯物主义的,而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则是唯心主义的。 
     二、机械唯物主义的发展历程 
     与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相适应,出现了一批以培根、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英国唯物主义者,他们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反对经院哲学的唯心主义观念论。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是一种单纯用古典力学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观点。它把物质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的性质都归结为力学的性质,把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系统和运动形式都归结为力学的系统和运动形式,认为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完全服从于机械因果律。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发展的顶峰,它有明显的机械性,如其代表人物拉美特里鲜明地提出“人是机器”。法国唯物主义在理论上继承并发展了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和笛卡尔《物理学》中的唯物主义思想。19世纪4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势日益成熟,在哲学上表现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解体和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诞生。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神学与唯心主义哲学中,进一步明确阐述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推翻了唯心主义在德国的长期统治,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也深受其影响。 
     在19世纪,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并受到德国自然哲学家的批判,但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完整的自然观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中才得到真正的扬弃。自然科学的发展也逐步突破了机械唯物主义的束缚。19世 
     纪以来先后出现的能量守恒定律、达尔文进化论和细胞学说以及热力学统计理论和电磁场理论,真正勾画出了一幅自然界辩证发展的图景。 
     三、机械唯物主义的合理性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符合当时的认识水平,并极大的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从神学解放出来的自然科学对自然界进行着分门别类的研究,经典力学以及为它服务的数学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1638年,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奠基人伽利略在写出了《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一书,该书以对话形式阐明了经典力学的许多重要观点。它宣告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运动的学说及宇宙体系理论的历史使命已结束,也为后来的牛顿力学奠定了基础。 
     17世纪下半期,牛顿在开普勒和伽利略工作的基础上建立起超越其他自然科学部门研究水平的严密力学体系,不仅能正确描述地上物体的机械运动,而且能算出天体的轨道,并确定地预言其运动。于是,古典力学就变成了整个自然科学的典范,同时也为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奠定了基础。经典力学的伟大成就,使得人们片面地把力学规律看作是自然界唯一的最普遍的规律,并企图以此去解释整个自然界,这就是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产生的认识论根源。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从笛卡尔的物理学出发,应用当时发达的力学成就,贯彻了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并对神学自然观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们与17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者不同,肯定物质自身能够运动并具有多种多样的性质,但却进一步发挥了机械决定论的观点。按照这种决定论,自然界被看作是一个不间断的因果链条,原因和结果具有严格确定的、不可移易的必然联络,认为所见的一切都是必然的。这种机械唯物主义观点在自然科学中的突出表现是拉普拉斯决定论。拉普拉斯认为,宇宙中全部未来的事件都严格地取决于全部过去的事件。 
     现如今,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在某些领域仍旧适用。 
     机械自然观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特别是没有退出自然科学研究的历史舞台。二十世纪以来,量子力学的诞生使得这一学科成为一种基本方法而被应用到其他学科领域中去,产生了量子化学、量子电动力学、量子场论和分子生物学等一系列新学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又出现了以控制论、系统论和资讯理论为代表的一系列系统科学学科,电子计算机的诞生进一步提出了模拟人脑等人工智慧问题,社会行为学、心理学和人类文化的研究也进一步填补了人与动物之间的鸿沟,传统的“学习”与“本能”概念的区别已经不再适用于人与动物特别是灵长目人科动物的区别了。所有这些新问题都涉及到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老问题——还原问题。生物学与物理学的统一的基础是什么所谓高一级层次上的现象或规律效能否还原或归结为低一级层次中的规律。对此回答肯定的观点导致机械自然观的现代形态的形成。显然,机械自然观的现代形态的基本特征是还原论。 
     事物内部的量的变化决定事物的外部性质已经为大量科学事实所证实。元素的化学性质的差异是元素的原子的电子壳层的外层电子数目变化引起的,从波义耳到道尔顿和门捷列夫,无一不是以物质微粒的数量组合来说明化学元素的物理的和化学的特性,机械自然观每次在他们手中的应用,都把化学这门学科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同样, 拿把高阶运动形式归结为低阶运动形式的还原观点来说, 它也有其合理性,比如数学中的傅立叶变换。它体现了自然界的物质统一性和低阶运动形式总是高阶运动形式的客观基础的思想。 
     四、机械唯物主义的局限性 
     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近代自然科学获得了全面的、系统的发展,特别是现代量子力学的诞生,从不同的领域打开了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一个又一个缺口,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并受到德国自然哲学家的批判,但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完整的自然观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中才得到真正的扬弃。自然科学的发展也逐步突破了机械唯物主义的束缚。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用孤立的静止的和机械的观点观察和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造成了近代机械唯物主义所特有的、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牛顿把宇宙描述成为以各种自然力为联结点,完全做着机械运动,具有机械结构的宇宙图景。他企图把一切自然现象归结为机械现象,把一切运动归结为机械运动,这是一副非常死板的没有质的多样性的简单而片面的世界图景。牛顿把—切自然现象用“力”来联结,并且用力学原理来论证整个自然的过程,这实际上是机械决定论,即认为整个自然界是由机械决定的因果必然链条所构成的。 
     现在的问题在于量子物理学方向上物件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是呈概率统计性的出现,也就是产生了所谓的随机,正是这种随机打破了经典的拉普拉斯决定论,亦即机械唯物主义。同时,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也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观”所取代。不过,也不能说现在的研究肯定是对的,说不定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就发现了其中的运动规律也未知,毕竟自然是可以被无限认知的。 
     五、结 论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看待事物应该一分为二,对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也应该如此。在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产生初期,促使人类摆脱了封建神学的束缚,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我们强调辩证自然观应该把机械自然观的合理成分包含在自己的“有机体”内, 目的并不是要恢复旧的机械自然观, 而是为了把辨证自然观与素朴辩证自然观相区别开来。因此,从唯物史观来说,我们应该给予肯定。博取众长,杂取百家,为我所用。我们要汲取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中有营养的成分,为以后的科研突破、产品创新等工作提供思想上的指导和借鉴。 
     参考文献 
     [1]王让新.哲学通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 
     [2]《自然辩证法概论》编写组.自然辩证法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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