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十八

1. 王守仁.十八

正德亲征，阳明献俘。
  
 在王守仁刚开始平叛时，由于事态未明，正德十四年六月他曾给朝廷上了本奏折，说让朝廷命将出征。
  
 皇上朱厚照看到这本奏折后大喜:“不必命将，朕当亲帅六师，奉天征讨。”虽说朱厚照有点不务正业，可是他对领兵打仗十分感兴趣，或许是老朱家的基因在鼓动着他，两年前的所谓“应州大捷”他没有打过瘾，这次他决定亲率大军，活捉宁王。于是他以“威武大将军镇国公”的名义下令，命太监张永，张忠，安边伯许泰，都督刘晖，率领京边官军一万多人出发南征，并让给事祝续，御史张纶随军记功。
  
 正当大军刚出北京城时，王守仁又上奏奏折说朱宸濠给抓住了。张忠、许泰等人都表示朱宸濠虽然捉了，可逆党未尽，不捕必留后患，正合了朱厚照的意，于是他就把奏折压了下来，没有公布，大军继续前行。
  
 王守仁赶紧上疏谏止皇帝亲征:
  
 臣于六月十九日具本奏闻之后，调集军兵，择委官属，激励士气，振扬武勇。七月二十日，先攻省城，墟其巢穴。本月二十四等日，兵至鄱阳湖，与贼连日大战。至二十六日，宸濠遂已就擒。谋党李士实等，贼首凌十一等，俱已擒获。贼从俱已扫荡，闽、广赴调兵士俱已散还，地方惊扰之民俱已抚帖。臣一念忠愤，誓不与贼共生；而迂疏薄劣之才，实亦何能办此：是皆祖宗在天之灵，我皇上圣武之懋昭，本兵谋略之素定，官属协力，士卒用命所致。臣已节次具本奏报外。窃惟宸濠擅作辟威，虐焰已张于远，睥睨神器，阴谋久蓄于中。招纳叛亡，辇毂之动静，探无遗迹；广致奸细，臣下之奏白，百无一通。发谋之始，逆料大驾必将亲征，先于沿途伏有奸党，期为博浪、荆轲之谋。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阙门，式昭天讨。然欲付之部下各官押解，诚恐旧所潜布之徒，尚有存者，乘隙窃发，或致意外之虞，臣死且有遗憾。况平贼献俘，固国家之常典，亦臣子之职分。臣谨于九月十一日亲自量带官军，将宸濠并逆贼情重人犯督解赴阙外，缘系献俘馘，以昭圣武事理，为此具本，专差舍人金升亲赍，谨具题知。
  
  
 正德帝朱厚照很郁闷，我这刚准备活捉宁王以立不世之功，你王守仁就干净利落脆的把人给逮了，你这不是抢我的风头吗？张忠和许泰很体上意，在听说王守仁要从南昌出发来献俘时，便派人去追王守仁，告诉他先把朱宸濠放了让其待在鄱阳湖，等皇上到了亲自指挥作战，然后在论功行赏，王守仁哪能听这瞎扯淡的话，便连夜赶到了杭州，见到了皇上身边的另一位太监张永，也就是曾设计除掉刘瑾的那位。
  
 王守仁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经大乱，继以旱灾，又供京边军饷，困苦既极，必逃聚山谷为乱。昔助濠尚为胁从，今为穷迫所激，奸党群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势。至是兴兵定乱，不亦难乎？”
  
 张永一听这话说的在理，慢慢说道：
  
 “吾之此出，为群小在君侧，欲调护左右，以默辅圣躬，非为掩功来也。但皇上顺其意而行，犹可挽回，万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无救于天下大计矣。”
  
 王守仁想想也是，就把朱宸濠交给了张永，自己称病于西湖净慈寺。
  
 两个月后，王守仁回到南昌。此时朝廷的军队以搜捕逆党的名义在南昌横行无忌，军马钱粮，耗费无数。不仅如此，因为王守仁抢了他们的功，他们就对王守仁毫不客气，在大街上指名道姓的骂王守仁，甚至故意冲撞王守仁的部下，王守仁修养甚好，一律待之以礼。而且告谕南昌居民说，北军（朝廷军队）离家苦楚，我们要把他们当成客人看待。每当王守仁到街上巡查时，遇到北军有亡故的便嘘寒问暖，尽力帮忙，久之，北军咸服。眼看冬至到了，王守仁便下令全城悼念战亡将士，哭亡酹酒者声闻不绝，北军无不思家，泣下，求归。
  
 一天，张忠与许泰找到王守仁说要比试比试箭法，原来他们看王守仁一个文弱书生，身体又不太好，能够捉住宁王是不是他运气太好的缘故，便决定试一下王守仁的本领。王守仁假装客套一番，说我哪敢与两位相比较。两人一致认为王守仁露怯，坚持比箭，王守仁见如此也不再装客气，三发三中，每一箭射中靶心，北军士兵便惊呼叫好，张忠与许泰大惧曰:我军皆附王都耶！此后，两人对王守仁刮目。

2. 王守仁.十

第十章:阳明与友共学，刘氏兄弟起义。
  
 正德五年冬天，王阳明奉命入京。
  
 在京师，通过朋友介绍新认识了一个叫黄绾的人。两人谈及象山心学，十分投机，王阳明大喜道:此学久绝，子何所闻?
  
 黄绾答道:虽粗有志，实未用功。
  
 阳明道:人惟患无志，不患无功。
  
 一番探讨后，黄绾对王阳明的学问佩服不已，后来以王阳明的门人自居。
  
 黄绾（1477—1551），字宗贤、叔贤，号久庵、石龙。浙江温岭人。两人认识后的第二年因病归家，在家乡办了个石龙书院，专心研究王守仁哲学。为捍卫“王学”，经常与人辩论，后来用王守仁的话说：“吾党之良，莫有及者。”
  
 认识黄绾的第二天，王阳明就把他介绍给了好朋友湛若水，三人相欢语，合意，乃定为终日共学，同食宿同学习。黄绾曰：“他日天台、雁荡，当为二公作两草亭矣。
  
 期间，阳明与黄绾，湛若水，应良等时常切磋学问。应良（1480—1549年），字原忠，号南洲，浙江台州人。正德六年（1511）辛未进士，选庶吉士，从湛甘泉、王阳明讲良知之学。
  
 答黄宗贤应原忠 
  
  
 昨晚言似太多，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其间以造诣未熟，言之未莹则有之，然却自是吾侪一段的实工夫。思之未合，请勿轻放过，当有豁然处也。圣人之心，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番，尽去其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若驳杂未去，其间固自有一点明处，尘埃之落，固亦见得，亦才拂便去。至于堆积于驳蚀之上，终弗之能见也。此学利困勉之所由异，幸弗以为烦难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恶难，其间亦自有私意气习缠蔽，在识破后，自然不见其难矣。古之人至有出万死而乐为之者，亦见得耳。向时未见得向里面意思，此工夫自无可讲处。今已见此一层，却恐好易恶难，便流入禅释去也。昨论儒释之异，明道所谓“敬以直内”则有之，“义以方外”则未。毕竟连“敬以直内”亦不是者，已说到八九分矣。
  
 后来几人分离，也经常书信往来，互相勉励。对黄绾王阳明更是谆谆教导。
  
 仆近时与朋友论学，惟说“立诚”二字。杀人须就咽喉上著刀，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自然笃实光辉。虽私欲之萌，真是洪炉点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标末妆缀比拟，凡平日所谓学问思辩者，适足以为长傲遂非之资，自以为进于高明光大，而不知陷于狠戾险嫉，亦诚可哀也已！以近事观之，益见得吾侪往时所论，自是向里。此盖圣学的传，惜乎沦落湮埋已久，往时见得，犹自恍惚。仆近来无所进，只于此处看较分晓，直是痛快，无复可疑。
  
  
 
  
  
 明朝自明宪宗朱见深开始设立皇庄，土地兼并就日益严重起来，尤其是京畿附近。又由于为了确保军队边马的供应，自开国以来，明政府强令河北等地农民充当养马户，而且当所养马匹死亡或种马孳生不及额时，还要赔偿损失，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农民土地被掠夺，草料不够，马匹不断倒毙。明政府强迫马户出银补买良马，一贫如洗的农民不得不“卖田产、鬻男女，以充其数，苦不可言”，当时有人形容为“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在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之下，农民生活濒于绝境，终于爆发了刘六、刘七兄弟俩领导的霸州起义。
  
 刘六名宠，刘七名晨，霸州文安县（今河北文安）人，农民出身。为人任侠好义，骁勇善骑射。因不堪地主豪强的兼并和压榨，同齐彦名等在霸州等地打家劫舍，时称“河北响马”。正德四年（1509），明朝政府增派监察御史驻守天津、真定等地，“专理捕盗”。刘六、刘七家属均遭迫害。齐彦名也被捕，后被刘七等破狱救出。正德五年十月，刘六、刘七在霸州率领数十骑起义，贫苦农民纷起响应，迅速发展为万余人。此时，起义于山东的杨虎也率所部同刘六等人会合，义军更加壮大，起义军和明朝军队展开激烈的战斗。义军活动于京师之南和山东地区。
  
 正德六年三月，起义军连下河北博野、饶阳、南宫等州县，继入山东，攻克日照、曲阜、泰安等二十余州县。明军一路溃逃。广大贫苦农民乐于供给义军粮草器杖。起义军杀地主官僚，焚毁官，劫取兵库，释放狱囚，纪律严明。群众积极支援粮草、器仗，踊跃参加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明政府增派马中锡、张伟等人提督军务，因慑于义军威力，只能拥军自卫，不敢同义军交锋。
  
  
 在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起义军提出“建国扶贤”的口号，制订了先取河北、河南，扩集兵马，再占南京，建立政权的方针。接着，义军兵分两路，东路由刘六、刘七、齐彦名统领，活动于山东地区；西路由杨虎等人统领，活动于河南地区。五月，东路起义军由山东入河南，进湖广转趋江西，又挥师北上，直抵霸州。西路杨虎一支由南而北，六月进山西，又东入河北，直抵文安，八月，两军会攻霸州，威胁京师。在此形势下，明政府加紧设防，撤换马中锡和张伟，改派兵部右侍郎陆完提督军务，统领边兵和京营官军阻击起义军。

3. 王守仁.十三

小试牛刀平漳寇  推心置腹谕贼巢
  
 正德十一年，九月，由尚书王琼举荐，王守仁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
  
 先说一下此处的南赣汀漳，南、赣指的是江西南安、赣州；汀、漳指的是福建汀州、漳州。这次王守仁巡抚的范围大致在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四省的交界处，这片地方可以说是山险林深，简直就是土匪强盗的天堂。从数十人的小团伙到成千上万的土匪窝可以说应有尽有，而且他们相当的嚣张，居然敢大白天攻打县城，绑票县令，什么时候缺吃少穿了就去附近县城逛逛，等军队来剿匪时他们又都跑进深山老林里，军队一走马上又生龙活虎起来。就这样搞得这片地鸡犬不宁，甚至官员一听说要来南赣上任就直哆嗦，很多都推托有病，拒不赴任。南赣巡抚的初立是在明孝宗弘治八年，目地就是为了剿匪，谁知一剿二剿不但没有剿灭，反而逐渐做大，等到明武宗朱厚照时变得越来越不可收拾，眼看着四地的土匪相互串联，甚至有称王称霸设官授职的，朱厚照就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了，腹心之疾，所患甚大，就下旨剿匪，就这样兵部尚书王琼特地推荐了王守仁，就好像千里马遇到了伯乐，王守仁要驰骋天下了。
  
 当时王守仁的一位朋友曾感叹到:“阳明此行，必立事功”。另一位朋友好奇，问为什么?这位朋友答道:吾触之不动矣！我觉着用后来罗洪先的一句话来作解释比较好:“儒者学在经世，而以无欲为本，惟无欲，然后出而经世，识精而力钜。”
  
 接任之后，王守仁回了一次家，过了年，正月就赶赴江西，这一年，他45岁，终于等到了他的机遇。
  
 在王守仁经过万安时，王守仁一行人遇到了一伙流贼，沿着江岸抢劫，商人的船只都不敢往前开，王守仁一看形势危急就派人联系商舟主人，使船只结为阵势，扬旗鸣鼓，就像要作战一般，众贼心惧，错以为是官府派兵来了，就赶紧跪在岸边，大声呼喊:饥荒流民，望乞赈济。王守仁使船靠岸，派人传话:等到王大人到了赣州府后，就让官府发放粮食，你们要安分守己，不要胡作非为，自取灭亡。众贼，惧，散归。
  
 到了赣州后，席不暇暖，王守仁就开始办公。在此之前，土匪强盗之所以猖獗，是因为赣州城里有很多人都是他们的耳目，官府的一举一动都被他们事先通报给了土匪强盗。军门有一老隶就时常给土匪传递信息，王守仁通过侦查之后，把老家伙叫到卧室，让他自择生死，老家伙股颤，乃从实招来，王守仁许其不死，以反间用之，试所言悉验。
  
 不几天，王守仁就开始推行“十家牌法”，这个简单来说就是每十家发给一牌，牌上写有各家的人名，职业，年龄，相貌，籍贯，行业，日轮一家，拿着牌到各家检查，遇到面生可疑的就马上报官察问，如果有隐匿不报的就十家连坐。另外贴告示:
  
 “务要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恕，毋得轻易忿争；事要含忍，毋得辄兴词讼；见善互相劝勉，有恶互相惩戒；务兴礼让之风，以成敦厚之俗。”
  
  
 既然要剿匪，就要有士兵，以往都是从别的地方调军队来，王守仁却另辟蹊径，自己练民兵。他派属下先从辖区内的各个县城里选择了一批骁勇绝群，胆力出众，身强体壮的男子，每县多的有十几个，少的有八九个人，务必优中选优，有时也通过召募来招人，就这样大约从江西，福建选了五六百人，从湖广，广东选了四五百人，然后把他们教给武官着实训练，其中尤为杰出者任命为将领，就这样他慢慢开始有了第一批自己选练的士兵。这也为后来大臣“团练”开了先河，像戚继光，曾国藩练兵就是学习了王守仁。
  
 自从正月十六到任没几天王守仁就准备商议进兵剿匪的事，因为在来的路上就听说福建漳州的土匪相当猖狂。二月，王守仁带着士兵来到福建。
  
 他的打算是如果漳寇据险而守，就采取三国时邓艾破蜀之策，出其不意，掩其不备，绕过前哨，直捣贼巢；如果这些土匪盘据在一起，就采用西汉赵充国破羌之谋，以计围困。从此可以看出王守仁平时讲究学问之余没少琢磨带兵打仗，要知道邓艾和赵充国两位可都是流芳千古的名将，并且都是战法诡异的高手，邓艾的战法被后来人无数次的作为范例来研究，大迂回，蛙跳战术都是从此而来；赵充国打仗更是稳妥，向来是侦察兵先行，搞好情报，行军时时刻备战，宿营时营垒坚牢。王守仁一再告诫他的士兵:务在防隐祸于显利之中，绝深奸于意料之外。
  
 第一战在福建南安附近的长富村，大获全胜，贼奔象湖山据守，王守仁率领士兵追到莲花石，在此与贼对垒，这时朝廷从广东调派的广东兵也赶来了，王守仁正打算合围，让指挥覃桓领兵从小道攻进去来个里应外合，哪知覃桓没有听令，在路上打了几个小胜仗后只顾着收缴战利品而没有从小道进山。这时众贼见形势危急，决定突围，正好遇上覃桓这队人马，覃桓和县丞纪庸力战而死。其他人看到覃桓战死便要求王守仁向上级打报告请再调士兵，等到秋天再剿匪。王守仁斥责道:现在正是奋怯为勇，变弱为强之时，岂能犹豫不决，畏缩不前？善用兵者，因形而借胜于敌，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胜负之算，间不容发，乌可执滞哉？于是王守仁亲自率领士兵进屯上杭，派了很多人放哨，并且扬言道:犒众退师，俟秋再举。然后暗地里派遣义官曾崇秀去查勘敌情。趁着众贼松懈，兵分三路，在二月十九日晦夜，衔枚并进，直捣象湖山，夺了关口，诸贼失去屏障，都退到山顶，四面滚木镭石，以死拒战。双方奋勇鏖战，自辰至午，呼声振地。王守仁命敢死队从小道鼓噪突登，众贼惊溃奔走，遂乘胜追剿。没用多长时间福建兵长富村等巢三十余所，广东兵攻破水竹等巢十三所，斩首从贼詹师富，温火烧等七千多人，俘获贼属，锱重不计其数，诸洞荡灭。经此一役，漳南数十年匪患尽平。奏捷，班师。
  
 战后为了整训军队，王守仁特地立兵符。
  
 “习战之方，莫要于行伍；治众之法，莫先于分数。”将调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编为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为一队，队有总甲；二百人为一哨，哨有长，有协哨二人；四百人为一营，营有官，有参谋二人；一千二百人为一阵，阵有偏将；二千四百人为一军，军有副将；偏将无定员，临事而设。小甲于各伍之中选才力优者为之，总甲于小甲之中选才力优者为之，哨长于千百户义官之中选材识优者为之。副将得以罚偏将，偏将得以罚营官，营官得以罚哨长，哨长得以罚总甲，总甲得以罚小甲，小甲得以罚伍众：务使上下相维，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举动齐一，治众如寡，庶几有制之兵矣。编选既定，仍每五人给一牌，备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连络习熟，谓之伍符。每队各置两牌，编立字号，一付总甲，一藏本院，谓之队符。每哨各置两牌，编立字号，一付哨长，一藏本院，谓之哨符，每营各置两牌，编立字号，一付营官，一藏本院，谓之营符。凡遇征调发符，比号而行，以防奸伪。其诸缉养训练之方，旗鼓进退之节，务济实用行之。
  
  
 为了彻底根治匪患，王守仁又奏设平和县于河头，移巡检司于枋头。因为河头为诸巢之咽喉，而枋头又是河头之唇齿。
  
 练兵不仅要人还要钱，钱从哪来？上面可没有那么多钱让王守仁用，一番思考之下，王守仁上疏请疏通盐法，用盐税来养军队，这样就解决了经费这个大问题。
  
 正德十二年，九月，王守仁改授提督南赣汀漳等处军务，给旗牌，得便宜从事。自此，王守仁有了临阵赏罚之权。
  
 这个时候虽说漳寇已平，可乐昌，龙川之贼仍啸聚群山。王守仁打算用兵之前，先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抚谕一下，先犒以牛酒银布，又给他们写了一封相当有水平的信:
  
 “人之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为盗贼之名；人心之所共愤者，莫过于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骂尔等为盗，尔必愤然而怒；又使人焚尔室庐，劫尔财货，掠尔妻女，尔必怀恨切骨，宁死必报。尔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尔宁独不知？乃必欲为此，其间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为官府所迫，或是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其中，后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悯。然亦皆由尔等悔悟不切耳。尔等当时去做贼时，是生人寻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从善，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耶？若尔等肯如当初去做贼时拼死出来，求要改行从善，我官府岂有必要杀汝之理？尔等久习恶毒，忍于杀人，心多猜疑。岂知我上人之心，无故杀一鸡犬尚且不忍，况于人命关天？若轻易杀之，冥冥之中，断有还报，殃祸及于子孙，何苦而必欲为此。我每为尔等思念及此，辄至于终夜不能安寝，亦无非欲为尔寻一生路。惟是尔等冥顽不化，然后不得已而兴兵，此则非我杀之，乃天杀之也。今谓我全无杀人之心，亦是诳尔；若谓必欲杀尔，又非吾之本心。尔等今虽从恶，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须去二人，然后八人得以安生。均之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杀二子，不得已也。吾于尔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恶迁善，号泣投诚，为父母者，亦必哀悯而赦之。何者？不忍杀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于尔等，亦正如此。闻尔等为贼，所得苦亦不多，其间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尔为贼之勤苦精力，而用之于耕农，运之于商贾；可以坐致饶富，而安享逸乐，放心纵意，游观城市之中，优游田野之内。岂如今日，出则畏官避雠，入则防诛惧剿，潜形遁迹，忧苦终身，卒之身灭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乎？尔等若能听吾言，改行从善，吾即视尔为良民，更不追尔旧恶。若习性已成，难更改动，亦由尔等任意为之。吾南调两广之狼达，西调湖湘之士兵，亲率大军，围尔巢穴，一年不尽，至于两年；两年不尽，至于三年。尔之财力有限，吾之兵粮无穷，纵尔等皆为有翼之虎，谅亦不能逃于天地之外矣。呜呼！民吾同胞，尔等皆吾赤子，吾终不能抚恤尔等，而至于杀尔，痛哉！痛哉！兴言至此，不觉泪下。” 
  
 这封信写的相当漂亮，以至于当时酋长像黄金巢、卢珂等，看完信就率众来投，愿效死以报。

4. 《王守仁全集》卷七

知行录之七传习录中
  
    录先师手书，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书，吾师自谓：‘天下是朱非陆，论定既久，一旦反之为难。二书姑为调停两可之说，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录为下册之首者，意亦以是欤?今朱、陆之辩明于天下久矣。洪刻先师《文录》置二书于《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复录。其余指‘知行之本体’，莫详于答人论学与答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四书;而谓‘格物为学者用力日可见之地’，莫详于答罗整庵一书。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譊终身，至于毙而后已：此孔、孟已来贤圣苦心，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详于答聂文蔚之第一书。此皆仍元善所录之旧。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简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详于答文蔚之第二书;故增录之。元善当时汹汹，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而绝无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功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今所去取，裁之时义则然，非忍有所加损于其间也。”答顾东桥书
  
    来书云：“近时学者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诚意’一义，针砭膏肓，诚大惠也。”
  
    吾子洞见时弊如此矣，亦将何以救之乎?然则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尽，复何言哉!复何言哉!若“诚意”之说，自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但近世学者乃作第二义看，故稍与提掇系要出来，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来书云：“但恐立说太高，用功太捷，后生师传，影响谬误，未免坠于佛氏明心见性、定慧顿悟之机，无怪闻者见疑。”
  
    区区“格致诚正”之说，是就学者本心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正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闻者本无求为圣人之志，又未尝讲究其详，遂以见疑，亦无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当一语之下便了然矣!乃亦谓立说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来书云：“所喻知行并进，不宜分别前后，即《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之功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无先后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汤乃饮，知衣乃衣，知路乃行，未有不见是物，先有是事。此亦毫厘倏忽之间，非谓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既云：“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则知行并进之说无复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不无先后之差”，无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说，此尤明白易见，但吾子为近闻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歧之险夷者邪?“知汤乃饮”，“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无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谓不见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谓“此亦毫厘倏忽之间，非谓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说，则知行之为合一并进，亦自断无可疑矣。
  
    来书云：“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此为学者吃紧立教，俾务躬行则可。若真谓行即是知，恐其专求本心，遂遗物理，必有暗而不达之处。抑岂圣门知行并进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即如来书所云“知食乃食”等说可见，前已略言之矣。此虽吃紧救弊而发，然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专求本心，遂遗物理”，此盖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达之处;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所以谓之不知义也。心，一而已。以其全体侧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来书云：“所释《大学》古本，谓致其本体之知，此固孟子尽心之旨。朱子亦以虚灵知觉为此心之量。然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
  
    “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此语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则其所以为是语者，尚有未明也。朱子以尽心、知性、知天为物格知致，以存心、养性、事天为诚意、正心、修身，以夭

5. 王守仁？

王守仁（1472年－1529年），幼名云，字伯安，号阳明子，谥文成，人称王阳明。浙江承宣布政使司绍兴府余姚县（今浙江省余姚市）人。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哲学家和军事家，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等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封侯爵。王守仁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释、道三教，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 
王阳明生于明朝中期，此时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学术颓败，阳明子试图力挽狂澜，拯救人心，乃发明“身心之学”，倡良知之教，修万物一体之仁。 阳明子不仅是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一生事功也是赫赫，故称之为“真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其学术思想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国家乃至全球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此，王阳明（心学集大成者）和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

6. 谁有王守仁较全面的资料

王守仁（1472年－1529年），幼名云，字伯安，号阳明子，谥文成，人称王阳明。浙江承宣布政使司绍兴府余姚县（今浙江省余姚县）人。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哲学家和军事家，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等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封侯爵。王守仁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释、道三教，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
王阳明生于明朝中叶，此时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学术颓败，阳明子试图力挽狂澜，拯救人心，乃发明“身心之学”，倡良知之教，修万物一体之仁。阳明子不仅是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一生事功也是赫赫，故称之为“真三不朽”。其学术思想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国家乃至全球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此，王阳明（心学集大成者）和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
　明宪宗成化年间，生于绍兴府余姚县（今浙江省宁波市余姚）。父王华，王华在明朝成化十七年辛丑（1481）中了状元，王守仁就随父移居北平（北京）。
　　《明史》载， 王守仁出生时取名为王云，但五岁不能说话。一位高僧告诉王华，要他给儿子改名为王守仁。王华照做了，王守仁这才说话。王华对儿子家教极严，王守仁少年时学文习武，十分刻苦，但非常喜欢下棋，往往为此耽误功课。其父虽屡次责备，总不稍改，一气之下，就把象棋投落河中。王守仁心受震动，顿时感悟，当即写了一首诗寄托自己的志向：
　　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
　　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
　　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
　　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
　　王守仁自幼聪明，非常好学，但不只限于四书五经，而且也很喜欢其他书籍。思想也比较怪癖，一直很多私塾先生都不能理解他。有一首他做的打油诗很能说明他的这种思想：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
　　据考证，作者王守仁，时年十二岁，这首诗叫《蔽月山房》，是王守仁第一首流传千古的诗作。
　他以诸葛亮自喻，决心要作一番事业。此后刻苦学习，学业大进。骑、射、兵法，日趋精通。明弘治十二年（1499）考取进士，授兵部主事。当时，朝廷上下都知道他是博学之士，但提督军务的太监张忠认为王守仁以文士授兵部主事，便蔑视守仁。一次竟强令守仁当众射箭，想以此出丑。守仁再三推辞，张忠不允。守仁只得提起弓箭，拉弯弓，刷刷刷三箭，三发全中红心，全军欢呼，令张忠十分尴尬。王守仁做了三年兵部主事，因反对宦官刘瑾，于明正德元年（1506）被廷杖四十，谪贬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前往龙场途中历经波折，成功逃脱锦衣卫追杀，最后在龙场悟道。刘瑾被诛后，任庐陵县知事，累进南太仆寺少卿。其时，王琼任兵部尚书，以为守仁有不世之才，荐举朝廷。正德十一年（1516）擢右佥都御史，继任南赣巡抚。他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文官掌兵符，集文武谋略于一身，作事智敏，用兵神速。以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拜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后因功高遭忌，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嘉靖六年（1527）复被派总督两广军事，后因肺病加疾，上疏乞归，1528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于肺炎病逝于江西南安舟中。
王阳明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农历九月三十日亥时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其远祖为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其父王华，成化十七年（1481年）状元，后官至南京吏部尚书。据《年谱》记载，他出生前夕祖母梦见有人从云中送子来，梦醒时王阳明刚好出生，祖父便为他起名叫王云，乡中人亦称其降生处为瑞云楼。然而，他到了五岁还不会说话，一天一位高僧经过，抚摸他的头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意指他的名字“云”道破了他出生的秘密。其祖父恍然醒悟，遂更其名为守仁，此后他便开口说话了。这个故事有点神话色彩，但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他幼年时并未显示出聪慧和才华。
　　他十岁时，父亲高中状元，王阳明随父赴京，路过金山寺时，他父亲与朋友聚会，在酒宴上有人提议做诗咏金山寺，大家还在苦思冥想，王阳明已先一步完成：“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萧吹彻洞龙眠。”四座无不惊叹，又让他做一首赋蔽月山房诗，王阳明随口诵出：“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这意思是看事物的角度不同，看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
　　十一、二岁在京师念书时，他问塾师“何谓第一等事？”老师说“只有读书获取科举名第”，他当时说：“第一等事恐怕不是读书登第，应该是读书学做圣贤”。尽管如此，他从年少时代起就从不循规蹈矩，所有记载都说他自少“豪迈不羁”。如13岁丧母后，继母待他不好，他竟买通巫婆捉弄其继母，使得她从此善待他。他学习并非十分用功，常常率同伴做军事游戏。年轻时他出游边关，练习骑马射箭，博览各种兵法秘笈，遇到宾客常用果核摆列阵法作为游戏。
王阳明于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府修文县治，现为贵州省修文县龙场镇）当驿丞。他来到中国西南山区，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王守仁认为人的内心中自然包含世界运行的规则（心即理）。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对道的领悟，最后是到自己的内心去寻找的，是靠自己领悟的，纯靠看前人的书，听别人的话没有用。道就在那里，就在自己的心中，他就是主干，不论佛、释、道的学说都是枝叶，太靠近枝叶反  王阳明龙场悟道而不会看到树，站远点就可以看清楚树的主干）史称龙场悟道。在龙场这既安静又困难的环境里，王阳明结合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省。一天半夜里，他忽然有了顿悟，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他在这段时期写了“训龙场诸生”。其众多弟子对于他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说：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他回答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他自己于7年后对这次略带传奇色彩的悟道叙述说：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苶，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
　正德十二年（1517年），江西南部以及江西、福建、广东交界的山区爆发民变。山民依靠山地据洞筑寨，自建军队，方圆近千里。地方官员无可奈何，遂上奏明廷。兵部举荐时任右佥都御史的王守仁巡抚江西，镇压民变。正德十三年（1518年）正月，王守仁平定池仲容（池大鬓）部，奏请设立和平县，并兴修县学。三月，守仁抵达江西莅任。他迅速调集三省兵力，镇压了信丰等地的起义。七月，王守仁念战争破坏巨大，上奏请求朝廷允准招安。明廷遂委以地方军政大权，准其便宜行事。十月，王守仁率兵攻破实力最强的江西崇义县左溪蓝天凤、谢志山军寨，并会师于左溪。王守仁并亲自前往劝降。十一月，王守仁遣使招安，并攻破蓝天凤部。就是在这烽火连天的两年里，他掌握了一样神秘的工具——知行合一。
王守仁一生最大的军事功绩，是平定南昌的宁王朱宸濠之乱。王守仁将去福建剿匪时（无大量军队），所率部队行军刚到丰城，宁王朱宸濠突然举兵叛乱。因此王守仁积极备战，调配军粮，修治器械，然后发出讨贼檄文，公布宁王的罪状，要求各地起兵勤王。
　　当时，王守仁最为担心者，就是宁王朱宸濠挥师东下，占领故都南京。如果南京失守，宁王就有了称帝的资本，同时也占了地利，那就不容易消灭了。王守仁虚张声势，利用假宣传假情报，城中扰乱宁王的视线，逼他做出错误的判断，以为各路大军已经组成合围态势。同时使用反间计，命人携蜡丸潜入南昌，使宁王猜疑自己部下的进攻南京策略。宁王果然上当，有半个月时间犹豫观望、不知所措，没敢发兵攻打南京。王守仁利用这一时机，做好了防守南京的准备，使宁王欲攻南京，已无可能。
　　七月，宁王率六万人，攻下九江、南康，渡长江攻安庆。王守仁这时已经调集了八万大军（主要为各地民兵与农民），对外号称三十万。王守仁召集部下问应如何退敌。有人指出应该急救安庆，王守仁说：“现在九江、南康已经被敌军占领，如果我们越过南昌跨江救援安庆，就会腹背受敌。现在南昌空虚，我军锐气正盛，可以一举攻破。敌军听说南昌失守，定会回师来救，这时我们在鄱阳湖迎击他，肯定能取得胜利。” 由于先前进行大量宣传工作，谎称有大量军队攻城，南昌竟然不攻自破，停了两日，王守仁便派诸将分五路迎击回援南昌的宁王大军。四路分兵迎进，一路设伏。交战以后，宁王大军很快腹背受敌，被分割成几部分，后又中了埋伏，惨遭大败，溃逃退守八字脑地区。宁王眼观局势不妙，急忙调九江、南康的精锐部队出击，王守仁派几路大军迎战并取南康。
　　这一仗打得相当激烈，是关键的一战。官军一度退却，王守仁部将伍文定立即斩杀了后退之人，命令诸军一决死战。最后终于打败了敌人，敌军退保樵舍地区，将大船结成方阵，宁王拿出金银珠宝犒赏将士，冲锋赏千金，负伤百金，要求他们死力一搏。
　　但宁王军队的方阵被王守仁看出破绽，他决定仿效赤壁之战，放火烧船。第二天，宁王群臣聚集在一起，正在船上召开“早朝”会议，王守仁大军杀到，用小船装草，迎风纵火，烧毁了宁王的副船，王妃娄氏以下的宫人以及文武官员们纷纷跳水。宁王的旗舰搁浅，不能行动，仓促间换乘小船逃命，被王阳明的部下部追上擒获，宁王的其它文武大臣也成了阶下囚。不久，南康、九江也被官军攻陷，宁王之乱全面平息，前后只有三十五天时间。王守仁因此而获“大明军神”之称。
　　后来，明武宗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之化名出征，江彬意欲不轨，挑唆武宗与宁王打一仗并亲自俘获。王阳明对宦官张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这样做会死更多人。最后协调结果是：让明武宗到了南京，再放出宁王让皇帝俘虏，高兴一下。
总督两广
　　1527年（明世宗嘉靖六年），王守仁总督两广军务，击溃瑶族和侗族等少数民族的地方武装。因功被封为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世袭，岁禄一千石，但铁券和岁禄都没有发下。
病逝归途
　　两广役后，阳明肺病加疾，上疏乞归，于1529年元月9日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王守仁在归途中病逝于江西省南安舟中。在临终之际，他身边学生问他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去世后被谥文成，后又追封为新建侯，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
政治主张

明赏罚
　　主张明“赏罚”以提高统治效力，行德治礼教以预防“犯罪”他认为：赏罚乃“国之大典”，应当受到充分重视和正确地加以使用。而当时“盗贼”日益增多，是由于“招抚”太滥，“招抚”太滥是由于兵力不足，而兵力不足是由于没有很好地实行赏罚，以至于“进而效死，无爵赏之劝；退而奔逃，无诛戮之及”。象这样法令不明，赏罚不信，即使有百万的兵力，也是没有用处的。他还主张“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认为过时的奖赏，等于没有奖赏，过时的惩罚，等于没有惩罚，都起不到劝善惩恶的作用。这些主张的目的，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提高统治效率，以“破山中贼”。
量情法
　　强调执法要“情法交申”，区别对待他反对“贪功妄杀，玉石不分”。例如处理“宸濠之乱”的反叛人员时，主张只对主犯处以极刑，至于各“从逆”的人犯，则认为“原情亦非得已，宥之则失于轻，处斩似伤于重”，不如“俯顺舆情”，判处永远充军，使“情法得以两尽”，“以存罪疑惟轻之仁”。在另外一个“告示”中，他甚至宣布对于胁从“作乱”的人，免于追究，“俱准投首免死，给照复业生理”。这样作既使得“谗谀知警，国宪可明”，也显示了朝廷的“仁慈”。这正是他的“绥柔流贼”策略在法律上的具体运用。此外，他还主张适用法律要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在“地里遥远，政教不及”的边远地区和“小民罔知法度”的情况下，一切“词讼差徭钱粮学校”等事务，都可以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作权宜的处置：“应申请者申请，应兴革者兴革，务在畜众安民，不必牵制文法”。在“行法以振威”的原则下，他已注意到运用法律的灵活性问题。
重纲纪
　　求重视“纲纪”，整肃执法之吏，杜绝“法外之诛”他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对那些寅缘窃踞官职的豪门势家子弟的不法行为，如居心刻薄，“骚扰道路，仗势而夺功，无劳而冒赏，懈战士之心，兴边戍之怨”的情况，要大力加以整肃，特别是对“戾于法”的执法之吏，应当严格要求。但是他指出，在司法审判中，“刑曹典司狱讼”，事情“繁剧难为”。他们往往受到权贵的拂抑和牵制，以至使得依法断狱之词，“未出于口，而辱已加于身；事未解于倒悬，而机已发于陷阱”。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他们“不挠于理法，不罹于祸败”是很难的。这就尤其要从整肃吏治、严明赏罚入手，消除执行法律的阻碍。他还力主加强监狱管理，杜绝“法外之诛”，指出京师的“提牢厅”，是“天下之狱皆在焉”的重地，负责提牢的官吏，不能不慎重对待，特别对于“桎梏之缓急，扃钥之启闭，寒暑早夜之异防，饥渴疾病之殊养”，甚至于微贱到“箕帚刀锥”、“涤垢除下”的事，无不应当认真注意，以“身亲之”。这样才能既防止“变故不测之虞”，又可免使囚者被“轻弃之于死地”。他还强调，狱中囚犯的再行“犯罪”，并非全是“禁防之不密”，还有促使他们再犯的监管不当的原因。所以只有监狱里做到“令不苛而密”，使囚犯免受“法外之诛”，才能避免“弊兴害作”。
个人成就

  王守仁立像[1]　　王守仁是我国宋明时期心学集大成者。他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用以对抗程朱学派。他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并以此作为讲学的宗旨。他断言：“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认为为学“惟学得其心”，“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学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锄之者也，无非有事于根焉而已。”要求用这种反求内心的修养方法，以达到所谓“万物一体”的境界。他的“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说，旨在反对宋儒如程颐等“知先后行”以及各种割裂知行关系的说法。他论儿童教育，反对“鞭挞绳缚，若待拘囚”，主张“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以达到“自然日长日化”。他的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形成了阳明学派，影响很大。他广收门徒，遍及各地。死后，“王学”虽分成几个流派，但同出一宗，各见其长。他的哲学思想，远播海外，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以很大的影响。日本大将东乡平八郎就有一块“一生伏首拜阳明”的腰牌。他的弟子与心学影响了很多人：徐阶，张居正，海瑞，陶行知等，名扬海外！ 王守仁不只是哲学家、教育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非常热爱故乡的山山水水，回故乡时，常游览名胜古迹，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他写的《忆龙泉山》：
　　我爱龙泉山，山僧颇疏野。
　　尽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
　　一夕别云山，三年走车马。
　　愧杀岩下泉，朝夕自清泻。
　　王守仁的游足还到奉化雪窦山，他写的《雪窦山》诗明丽、秀拔。数百年来被人们传诵不息。
　　穷山路断独来难，过尽千溪见石坛。
　　高阁鸣钟僧睡起，深林无暑葛衣寒。
　　壑雷隐隐连岩瀑，山雨森森映竹竿。
　　莫讶诸峰俱眼熟，当年曾向画图看。
　　王守仁的一生，著作甚丰。他死后，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是《传习录》和《问》。
　　他将心学凝成四句话，即心学四诀：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余姚“四碑亭”，留有纪念他的碑亭。碑文是：明先贤王阳明故里。楹联：曾将大学垂名教，尚有高楼揭瑞云。横额：真三不朽。
心外无理
　　王守仁秉承陆九渊的学说，使陆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因此他们被称为“陆王学派”。陆九渊从“心即理”说出发，认为格物的下手处，就是体认本心。王守仁并不满意陆九渊的解释，他说：陆象山之学，“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语，虽亦未免沿袭之累”。
　　王守仁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正如陆九渊所言“心接具是理，心即理也”，何消外求？故明“本心”则明“天理”。故王守仁强调：“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以心外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知行合一
  王守仁题跋像[2]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他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王守仁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比如，当知道孝顺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已经对父母非常的孝顺和关心；知道仁爱的时候，就已经采用仁爱的方式对待周围的朋友，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确实的按照所知在行动，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他的目的在于“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对于朱熹的“先知后行”等分裂知与行的理论，王守仁在他学生编著的《传习录》中是这样理解的，古代的圣贤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知上，而忽略了行，认为这样下去会造成浮夸的风气，于是开始强调要知，更要行，而后世的人就理解为要先知而后行，这就错误的理解了圣贤的意思。北京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
致良知
　　王守仁经历过百死千难的人生体验，在五十岁时提出犹如画龙点睛般的学说宗旨“致良知”：“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唯求其是
　　王阳明倡“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求是”学风，并多有阐发。时至今日，“求是”精神仍然十分重要。浙江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
士农工商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中提出，“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管仲）。”王阳明认为士、农、工、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且进一步说明“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他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节庵公墓表》）王阳明《传习录拾遗》说：“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此说被称为“新四民论”。
四句教
　　“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全面概括，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
　　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他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
　　但是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出现错误，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此时的心已经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这时就要反诸求己。
　　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
　　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了，才能有正确的良知，才能正确的格物。
　　什么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
　　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即“知行合一”。
　　心中有天理，无私心，就好比世间有规矩，有规律，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的方与圆。无论有多少方和圆，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规律，不然这些规律就是不正确的。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这是王阳明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即是“怡神养性以游于造物”，“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穴冥。道在险夷随地乐，心意鱼鸟自流形”的“真乐”或“真吾”状态。这种境界是超凡脱俗，摆脱个人名利毁誉贫富穷达束缚的自由状态。在这种“至乐”境界之中，人与“大化”流行，“逍遥”于“人生山水”之间，实现了社会与自然、理性与感性、美与善相统一，达到了一种活泼泼的怡悦的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
　　他的良知体验美学值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好好咂摸体验。在忙忙碌碌前行的道路上，偶一回头，发现先人衣决飘飘，面对蝇营狗苟生活着的人们，早已微笑的将我们宿命的留在艰苦跋涉的道路上，而兀自去追求那种自在清明的圣人生活去了。也只有在这假日，我才能去触摸内心本有的“良知“，王氏的“格物致知”显然对我而言，比朱熹的要亲和受用的多了。
　　王门四句教阐述了心体、性体和良知在其心学体系中所具有的多重意蕴，指出心、性、理三者的内涵并不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完全等同的，并通过心性“无善无不善”的分析，指出王阳明所说的“至善”是超越道德善恶的不可执之善。最后，通过对本体与工夫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四句教所内含的潜在矛盾，指出此矛盾是心学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教育思想

　　《传习录》分上、中、下三卷，载于《王文成公全书》，为一至三卷，亦有单行本。卷上是王守仁讲学的语录，内容包括他早期讲学时主要讨论的“格物论”、“心即理”，以及有关经学本质与心性问题；卷中主要是王守仁写给时人及门生的七封信，实际上是七封论学书，此外还有《社会教条》等。在卷中最有影响的是《答顾东桥书》(又名《答人论学书》)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着重阐述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理论；卷下一部分是讲学语录，另一部分是《朱子晚年定论》。《朱子晚年定论》包括王守仁写的序和由他辑录的朱熹遗文中三十四条“大悟旧说之非”的自责文字，旨在让朱熹作自我批评与自我否定，证明朱熹晚年确有“返本求真”的“心学”倾向。卷下收录的王守仁讲学语录主要是讨论“良知”与“致良知”的。《传习录》是由王门弟子徐爱和钱德洪等编辑的，它包括了王守仁学说的主要观点，历来被视作阳明学派的“教典”，是研究王守仁教育思想的重要资料。其中的语录是王门弟子分别记录的，编辑者只作了汇编工作，注明哪些条是由谁记录的，未作进一步地整理，因此各条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7封书信出自王守仁的手笔，是王守仁论学书的代表作，但阅读这些书信时，如果与其他有关论学书信联系起来看，它们更多的反映了王守仁晚年比较成熟的教育思想，但由于编者的取舍，如《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大学问》等重要著作未予收录其中，它对于了解和研究王守仁的教育思想，明显有不足之感。所以在评介《传习录》一书时，有必要联系《全书》中的其他篇章。

7. 王守仁的资料

王阳明 （1472-1529）汉族。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被贬贵州时曾居住于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朱熹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创始人。
  弘治十二年，举进士，明年，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后改兵部主事。 弘治十八年（1505年），王阳明“专志授徒讲学”，和湛甘泉结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 正德元年（1506年），一度被权宦刘瑾排挤，谪贵州龙场驿驿丞。三年，到龙场。正德五年（1510年），升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知县。正德七年（1512年），从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升授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德十一年（1516年），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平定漳州詹师富、大帽山卢珂、大庚陈日龙、横水谢志珊、桶冈蓝天凤，浰头池仲容等匪徒暴乱。
  正德十四年六月，率部镇压福建地方叛乱，于丰城途中获悉宁王反，即返安吉起义兵，水陆并进捣南昌，连下九江、南康、费时35天，平叛擒宸濠。九月抵杭州献俘，因宦官许泰、张忠谗言，非但无功，反遭诬获咎，太监张永设法得以免祸，即称病居西湖净慈寺、九华山诸寺院。
  正德十六年初，始于南昌揭示"致良知"学说，终完成"心学"体系。六月升南京部尚书，九月归姚，会74弟子于龙泉山中山阁，指示"良知"之说，十二月被封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 此后6年许，丁父忧，服满亦不召用，专事讲学。嘉靖四年（1525）九月，在余姚中天阁讲学，门人300余，并作《中天阁勉诸生》文书于壁。
  嘉靖六年五月，受命镇压思恩、田州、八寨、仙台、花相等地瑶族、僮族叛乱，翌年秋平定。时肺病剧发，十月上疏告退。十一月二十九（1529年1月9日）卒于江西南安青龙浦舟中，享年56岁，谥文成，著有《王文成公全书》行世。

8. 关于王守仁资料

王守仁（１４７２—１５２９）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明宪宗成化年间，生于浙江余姚。父王华，王华在明朝成化十七年辛丑（１４８１）中了状元，王守仁就随父移居绍兴。《明史》载， 王守仁出生时取名为王云，但五岁不能说话，告诉他人，改名为王守仁，他才说话。王华对儿子家教极严，王守仁少年时学文习武，十分刻苦，但非常喜欢下棋，往往为此耽误功课。其父虽屡次责备，总不稍改，一气之下，就把象棋投落河中。　他以诸葛亮自喻，决心要作一番事业。此后刻苦学习，学业大进。骑、射、兵法，日趋精通。明弘治十二年（１４９９）考取进士，授兵部主事。当时，朝廷上下都知道他是博学之士，但提督军务的太监张忠认为王守仁以文士授兵部主事，便蔑视守仁。一次竟强令守仁当众射箭，想以此出丑。不料守仁提起弯弓，刷刷刷三箭，三发三中，全军欢呼，令张忠十分尴尬。
王守仁做了三年兵部主事，突患肺病，以病告归，结庐于会稽山龙瑞宫旁之阳明洞。故世称阳明先生。
　　王守仁病愈复职后，因反对宦官刘瑾，于明正德元年（１５０６）被廷杖四十，谪贬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刘瑾被诛后，任庐陵县知事，累进南太仆寺少卿。其时，王琼任兵部尚书，以为守仁有不世之才，荐举朝廷。正德十一年（１５１６）擢右佥都御史，继任南赣巡抚。他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文官掌兵符，集文武谋略于一身，作事智敏，用兵神速。以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拜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后因功高遭忌，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嘉靖六年（１５２７）复被派总督两广军事，后因肺病加疾，上疏乞归，病逝于江西南安舟中。谥文成。